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国学大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出生、成长于汉阴，是我等汉阴人的骄傲。汉阴研究、宣传“三沈”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用违言，也存在一些误区。虽然，问题是2008年前个别人造成的，可纰缪流传，影响至今，给现任县领导和宣传、文化文物、旅游部门带来了尴尬与麻烦。为尊重历史，对得起长眠地下的“三沈”昆仲，使“三沈”名片真实可信，熠熠发光，在下略选三题，发表拙见。
“会馆”还是“故居”？
大凡涉及名人，都重视其故居。这是因为，名人故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精神内涵, 是传承历史文化、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展示“三沈”汉阴故居，更能证明“三沈”是在汉阴出生和长大的。2004年汉阴建三沈纪念馆之初，某些“权威”人士便宣称这里就是“三沈”汉阴故居。位于汉阴老城新街的三沈纪念馆，果真是“三沈”汉阴故居吗？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汉阴人都知道，这里本是清代、民国早期的江南会馆，不是什么 “三沈故居”。
汉阴新街的江南会馆，在《汉阴县志》中可随意搜索到。《汉阴县志》附城关第一小学简介中说：“城关一小前身是女子初级小学，创建于民国二年（1913），址设仓房街(今和平街)仓神庙。十七年（1928），移址于新街江南会馆（今城关二小）。二十二年（1933），增设高小班，名为新街女子小学。”此亦证明：在新街所设的三沈纪念馆，民国十七年前便是江南会馆，而不是什么“三沈故居”。
江南会馆，为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来自江南省安庆、池州、庐州、芜湖等府移民，即今安徽省安庆、池州、合肥、芜湖地区的移民，嘉庆初年所建，当时并无今江苏省移民，也无浙江移民，更谈不上参与其中。此移民会馆，建筑规模宏大，具徽派风格，不是住宅结构和部局。“三沈”之祖父、父亲原籍浙江省吴兴，清晚期宦官陕南多县（厅），不是江南省移民，仅将家眷安在汉阴，大部分时间并不在汉阴，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系汉阴江南会馆成员。就是不查历史，明眼人也不难看出，汉阴明清“三沈”之祖父、父亲仅是清晚期七品芝麻官，他们不可能超越二三品清代官员在汉阴的住宅，建1200余平方米恢宏的大豪院。
有的报道说，此处“三沈故居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更为失实。大量史料记载：“三沈祖父1867年随左宗棠自京入陕”。“三沈”祖父沈栋泉1867年（即清同治六年）随左宗棠自京才来陕，清嘉庆元年是1796年，怎么能提前六七十年、沈栋泉还未出生的清嘉庆年间就在这里始建故居？！
所以，省文物局汉唐网 2011年11月2 日介绍汉阴三沈纪念馆时标明是在“江南会馆旧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座人物类纪念馆”。
那么，“三沈” 汉阴故居到底在哪？
2001至2004年，李家成先生花了大量精力，考察“三沈”在汉阴的故居，得出结论：“三沈”汉阴故居主体即是汉阴老城民主街111号大院，附属部分还包括民主街113号和薛家巷7号及9号，并写出了《沈氏三贤汉阴故居考》一文，先后被《安康日报》、安康新闻网、《律动家园》、《汉阴文史资料》第五集刊登，引起原陕西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徐山林、原安康市委书记王忠民和三位大师后人的重视。沈尹默之孙沈长庆对此作了进一步考证，将汉阴民主街111号及附属部分与他们老家吴兴竹墩村老屋进行了对比，亦认定汉阴民主街111号及附属部分即是他们沈氏在汉阴的故居，写出了《陕西汉阴沈氏故居考》一文。2013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沈长庆所著《沈尹默家族往事》，将此文收入，刊在第49至54页，并附了三张图片。
沈尹默之孙沈长庆在该文中说：“我将此宅（即汉阴民主街111号）与竹墩村承志堂做了对比，我特别注意到沈氏老家竹墩的承志堂，其格局与建筑和汉阴老城民主街111号宅院的建筑布局、建筑风格极其相似，一进承志堂大门左手同样是个小花坛，如不留意，你还以为又回到汉阴。汉阴的这处宅院，处处体现着江南人的灵秀和典雅，也同样都是架子房结构，宅院均是由几个小庭院所组成，厅堂、会客厅、书房考究，卧室按辈份分布在各庭院的两边，设有正门、侧门和后门，前院也有回字型走廊，阁楼均高大相通，后院并都有园林式花园，主人的正房和佣人住的偏房明显隔开，便于主人议事、看书、习字。汉阴老城内多系湖广移民，保存下来的大户豪宅，没有一户的建筑风格、建筑布局像江南宅院，而是无侧门及通前至后的佣人活动偏房区，前院无回字型走廊，阁楼不高大且互不相通，家中花园缺典雅的园林式。由此，可以推断民主街111号，是竹墩村承志堂的翻版，充分体现了沈尹默三兄弟的祖父和父亲的怀乡之情，以及保持江浙地区的生活习俗，两处居所基本相似，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书院”还是“家塾”？
有人说：“文献记载汉阴县衙旁曾兴建有汉阴书院，书院、(江南)会馆同处一院落”，“沈氏三兄弟在汉阴书院学习生活过”。
曾有人追问：这是什么文献上记载的？始终无人作答。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安康地区志》、1991年出版的《汉阴县志》等权威史料却明确记载，汉阴历史上明代只有仰山书院，清代只有育英书院，并无称作“汉阴书院”的书院，江南会馆里也未设过书院。《汉阴县志》说：“汉阴县最早的仰山书院，是明嘉靖十九年（1540）由知县杨惟藩将城内关帝庙（在今马道巷妇幼院家属楼）改建而成” 。“育英书院是清嘉庆八年（1803）由通判杜蕙与生员许逢熙等人创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名育英高等小学堂。”育英书院在何处虽未说明，但志乘里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育英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办了汉阴初级中学（现汉阴中学前身）。《汉阴县志》附汉阴中学简介中也说：“汉阴县初级中学…始设观音堂”。而育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又是育英书院，地址就在今后街的观音堂。《汉阴县地名志》记载，清代因育英书院设在今后街，这条街曾称书院街。史料均表明，无书院设在新街江南会馆，也无称作“汉阴书院”的书院。
如果说“汉阴县衙旁曾兴建有书院”，那是指与县衙仅一马遒巷之隔的明嘉靖年仰山书院，与“三沈”青少年时期相差300余年。同时，清嘉庆年间建的江南会馆，并不在县衙旁，中间隔着五六户人家，只是女子初小迁至江南会馆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增设高小班，因活动场地不够用，购进了这五六户民居后院，才拉近了与民国县政府距离的，支持不了某些人的异端邪说。
明清时期的书院是干什么的？《汉阴县志》载明：“书院为生童读书、准备科举的场所。”“三沈”幼年，正处于清代末期，科举制度正受到激烈批判和冲击，没有证据表明“三沈”兄弟幼时是生童，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动，自然没有进过书院读书，更不存在在子乌虚有的汉阴书院“学习生活过”的事实。
沈三先生沈兼士甲申年（1944）四月为躲避日伪搜捕，自京南下经陕南去重庆时所作《过陕南》回忆了童年在陕南汉阴的生活，说他们兄姊读的是“家塾”。1957年4月4日，沈二先生沈尹默写的回忆文章《自述》，也说“我幼年在家塾读书”，开始请的家塾老师是李老先生，后来请的是吴老先生。家塾，即设在家中的私塾。足见，“三沈”在汉阴读的是家塾，而不是书院，在子乌虚有的汉阴书院“学习生活过”更不能成立。
“文化”还是“精神”？
有几位学者来汉阴，看到有个称谓“三沈文化”的研究会，听到动口就是“三沈文化” ，大惑不解，问有关人：什么是“三沈文化”？其内涵是啥？无人作准确、明白地回答。
他们和鄙人交谈，首先指出，将个体自然文化人，将两三个个体文化巨匠，归结为某一种文化，似讲不通。沈大先生沈士远是研究老庄之学的，沈二先生沈尹默是研究书法和诗歌的，沈三先生沈兼士是研究文字、训诂学的，他们各有所长，各自在自已领域有突出建树，你能简单概括为“三沈文化”？
他们进一步分析说，将个体自然文化人，将几个不同个体文化大师，归结为某一种文化，也很难找出先例。伟人毛泽东，是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还是诗人，书法家，为什么不称毛泽东文化，而称毛泽东思想？另一位伟人邓小平，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论述也颇丰，为什么不叫邓小平文化，而叫邓小平理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孔子，是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人们尊称他为文圣，授予大成至圣先师，未见人称孔子文化。孟子是战国时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后世追封他为“亚圣公”，也未见人称孟子文化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亦没有学界将孔孟之道叫做孔孟文化。解放军战士雷锋，短暂的一生无私奉献，做了大量好事，《雷锋日记》被广泛传诵，人们为什么大赞雷锋精神，学习雷锋精神，却不说“雷锋文化”？
仔细想想，这几位学者质疑“三沈文化”的提法，不是无道理的。
我倒想起了安康学院中文系主任戴承元教授。他突出讲“三沈”精神，就比较贴切、恰当，大家都能接受。虽然，沈氏三兄弟间研究的学科领域不同，但其精神是相通的，是可以归纳、提炼找出共同点的。戴承元先生解读的“三沈”精神内涵“勤勉的学风、开阔的眼界、科学的精神、高尚的人品、爱国的情怀”， 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可以学习，传承弘扬，其意义就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