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周恩来的一封信
指的不是别的，而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种鲜事，真不能不说“骇人听闻”了！
这一秘密作业，奇怪的是，竟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
在江西缴费期间，吾方最重要之工作，为安定后方，使共党在各省之秘密活动，随起随灭，余为主持我方此项工作者，助余之高级干部大半为美国留学生，且多半为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者。吾人所采取之政策为渗透与招抚，不采杀戮，使共党自首自新，而予以思想之改造，其有能力者并予录用。故来归者甚为踊跃，清党后十年之间为数几达两万人，其最著者为共匪方面主持特工之顾顺章亦经蔡孟坚之接洽暗中来归，此一转变，几使共党各地之地下组织全部瓦解。周恩来竟以毒辣手段将顾之妻子密捕，活埋于上海法租界一屋中，而自身亦无法躲藏于上海租界中以指挥工作，周本人苟不十分机警，迟走五分钟，则亦为吾方人员捕获矣。（此一经过为周来渝关政治协商会议时，在余家吃饭，亲口告余者。）周逃赴香港，不敢露面，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遂托曾养甫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接头线索，盖据吾人之推测，苏联之策略既为促成中日之战争，而共匪又怕吾军之继续进剿，苏联势必令共匪表示愿意投降，以加强吾人之抗战决心，而共匪本身由江西逃至陕北，精疲力薄，亟待休息，唯有采共同抗日之政策，始可图存，而周之寻觅与我方接头之心，实较吾方为更殷切，而接头之对象，亦以余为最适合之人选，否则将无安全之保障也。
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
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唯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时机之来临。
后来，时机来临了，陈立夫续写道：
苏联的态度既已明显，对中共的交涉自然不难，我们首先决定把周恩来请到上海，唯中共派员与余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代表参加，这是潘汉年。他们两人必须先得到余之安全保证，始肯来上海，我方则由张冲任联络员。那时候的情形，我们好像是接受中共投降，他们只要我方肯停止剿共，提其他条件，他们都可接受。日寇一旦侵华，就是给他们以复活的机会，条件可以随时食言，到了那时候我们自己抗战不暇，他们不打日军，我们自难对他们为有效的约束及处分。我们知道他们怎样想法，他们亦知道我们怎样做法，但是为对外必须表示全国一致抗日起见，我们要求他们在战争爆发以后，即须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余直接和他们谈判，使彼等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
可见西安事变前国共之间“都已大体谈妥”、“大致已有协议”在案，国共合作——第二次合作——已经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不发生的问题了。后来国民党的御用“历史家”，把国共合作自西安事变之后，好像西安事变前国民党只“剿匪”而不“通匪”似的，“通匪”的只是张学良，这明明是嫁祸于张学良，按诸历史，是与真相不符的！
陈立夫的文章发表后，被国民党掩饰了四十二年的文件，终于亮出给我们，使我们见识不少、恍然大悟不少。不料就在我们见识之余、恍然大悟之余，沈云龙、李云汉等与国民党同一鼻孔出气的“历史家”，忽然发出怪说，说周恩来的信中“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怀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遒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巳。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怀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怀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
何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
更荒谬的，是沈云龙在《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中说：
唯周函确系从未公开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往研究国共关系史者所无法搜集者，今由陈立夫氏提供，当可了解国军追剿残共数千人不难一鼓荡平而又改釆国共商谈之由来，此函实为重大转捩点。其从中转递周函者，一为谌小岑，湖南安化人，北洋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指导主任、上海市党部监委、铁道部劳工科长，从事工运，思想左倾；一为曾养甫，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留学美国，曾任国民党中委、浙江建设厅长、铁道部次长、广东省府委员兼广州市长等职。周恩来以谌、曾与陈氏为北洋先后同学关系，由是而敲开商谈之门，亦即中共实行“抗日统一战线”之初步，其心思之细、运用之狡可知。
这一段话，更是荒谬了：
一、沈云龙说“国军追剿残共数千人不难一鼓荡平”，是与常识不合的，因为事实上如果很容易“一鼓荡平”，国民党岂有不荡平之理？又何必“改采国共商谈”的手法呢？董显光《蒋总统传》中已明说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当时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容易荡平，国民党不去荡平，国民党也太笨了。国民党在江西，可以一连“五次围剿”共产党，又何吝于在陕西“一鼓荡平”一次？可见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吧？
二、沈云龙说：“周恩来以谌、曾与陈氏为北洋先后同学关系，由是而敲开商谈之门……其心思之细、运用之狡可知。”可是在陈立夫文中，我们明明看到的是陈立夫“托曾养甫设法找谌小岑、黄华表等同志，觅取〔与周恩来〕接头线索。”主动既不在周恩来，周恩来又有何走陈立夫老同学路线之可言呢？这不是瞪着眼睛，歪曲史料吗？
我写这篇文章，重点不在研讨国共的暗盘激荡，而在维护历史解释的规则。解释历史，不可以逸出常识以外，也不可歪曲史料以逞臆说。不幸的事，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这个岛上的“历史家”不但不敢说真话，反倒曲笔以应官方的标准了。所以，我不得不把他们揪出来示众，以儆效尤！
1982年10月13日夜两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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