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更彰显出其不凡的意义，于历史而言，这次变法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不能在社会制度上领先世界，至15世纪竟被西方超越，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变法的指导思想是超前的，为世人所不能理解，今天我们再次深思其中的意味竟然会觉得如此熟悉就证明了变法的重要。

王安石说变法要“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立论深远，基本上是通过让人们有能力进行生产，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增进社会物质财富的产出，民富自然国富，扩大税基才会对降低税率产生实效，否则这一思想将不能成立。

税收取之于民，当民众感到税负沉重之时，其实国家的财政相应的就是捉襟见肘甚或入不敷出，此种情形之下，历来的政府基本上沿袭税负更加重的手法，殊不知这简直就是竭泽而渔，这是失败和衰弱的逻辑，也是农业社会之上人们的意识所能决定的结果。停滞的社会自然产生不出增强活力和增进经济周转的思想，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政府不能据以远见和前瞻的思路开展工作，则对社会而言将会悲剧。

农业生产在于因地制宜，所有经济活动也是如此。揠苗助长的寓言富有很强的启示，但是在商业活动中，腾挪转移是其中必然的规律，比如企业家必须首先申请到贷款才能建设工厂、开展生产，否则将大大打击后者的开展，工商业必须先有一定的高度才能推动它的发展，如果基于量力而为，那么是不会发展起来的。王安石推行青苗、 均输等法就是基于此而展开的。

王安石也实施寓兵于民、寓国家物资于民这样实现国家和民众经济双赢的战略，保甲、保马等法即是如此。让老百姓平时生产，闲时训练；让老百姓领养战马，平时用于农业生产，战时征调，设想如此美妙，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会振奋人心，但也正如毛泽东评价“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农养之马无法适于战场，平时也对于农业生产无补。思想的高超难以抵挡现实残酷的一面，而且政府主导的事务总会带来必然的结果：摊派和借机徇私舞弊。

其实，我们发现上述两种思想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简单举例来说，均输在于提高专业化而保马则相反，虽然均在于降低成本，似乎是异曲同工，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政府主导经济事务所有的弊端在这次改革中也呈现无遗，它不能操作复杂细致的经济事务，它产生的机制也不能行服务和便利民众的功能，它只能借机巧立名目以一贯的颟顸加以包装。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于坚持事务的本质，政府行使经济在混淆事务本质的基础上自然不能成事。如今我们看到政府调控经济的举措在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落实，正是对王安石变法的补充和改正。但是为了开创历史未有之局面，在草创之初，政府的运作其实也不可避免，但终归还在于政府产生的形式为何。

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在推行和调整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重振了国家的实力，但是法与人俱去，终成历史憾事。评古论今，让我们懂得变革是历史的定律，理性的前瞻是掌握未来的钥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