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契约理论引发的思考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卫祥云
201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Simon D'Arcy 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因契约理论方面的基础性贡献荣获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
契约（contract）是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协议或者约定，通俗地讲就是合同，但比合同的意义更为广泛。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契约分为短期或长期，正式或非正式，显性或隐性等。从狭义的角度讲，所有商品和劳务交易都是一种契约关系。从广义的角度讲，所有法律和制度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理论的模型比较高深，艰涩难懂。不仅普通读者不易理解，即使一般的经济学者也往往被复杂的数学模型搞得一头雾水。我们就只好择其重点，深究其意，力图把核心内容应用于实践之中，以引发更加理性的思考。
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契约理论属于博弈论的应用。它是用一种契约关系来分析现实生活中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交易行为，然后设计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机制或者制度，以便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会出现四种问题，即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敲竹杠和承诺问题。一般来讲，逆向选择属于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范畴，而道德风险、敲竹杠和承诺问题属于契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霍姆斯特罗姆教授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研究“完全契约理论”为解决个人道德风险问题，团队管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和动态条件下的承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哈特教授的主要贡献则在于通过构建“不完全契约理论”，为企业内部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敲竹杠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可以说，两位教授的突出贡献在于为契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搭建了基本架构。而且使我们对契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其中，完全契约理论比较易于理解。在不考虑产权安排的前提下，对组织内部人员的工资机制、工作分配、 竞赛规则、金融契约、公司治理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以及政府对国有企业规制问题等都可以完全用完全契约理论来分析并组织实施。而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则比较复杂，不太易于理解，需要引起我们更深入的关注和研究。以提供解决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边界问题、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边界问题等。从而为解决政府行为、社会组织行为和企业行为引起的道德风险、利用权力敲竹杠和承诺不兑现等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法律、法规制约的前提下通过法治达到政府有限，行政许可，边界清楚和社会组织与企业自我发展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而要达成上述目标，就需要通过对社会实践的再认识来思考政府管理、社会组织发展和企业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得出符合社会契约理论的公平、公正的思考。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和政府之间六种关系。其中企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用完全契约理论可以规范的，属于互益行为。而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只能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规范，不属于互益行为。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进行规制，尤其是具有权力的政府部门更要在行政许可的前提下依法行政，杜绝政出多门和监管的随意性。
我是在2000年由政府机构到行业协会工作的社会工作者。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时，我并不想留在行政机关。但由于组织从工作需要出发任命我到某局某司任副司长。2年以后，该行政机关被撤销，我自己面临又一次干部分流。当时，我找到人事司某司长，询问分流到社会上自谋职业有什么待遇。他的答复是：处长级以下干部可带三年工资，一次走人与行政了断人事关系。而副司级以上干部没有政策，只能到行业协会工作。当时，一方面，行业协会工作严重缺人；另一方面，可为国家减轻人员分流的负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选择了到行业协会工作。实际上，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没有选择的被动选择。
既然选择了行业协会工作，我就把做好该协会工作当作了终生追求的工作目标，并希望以此获得些许事业的成就感。在行业协会发展的初期，也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精神鼓励和支持。
但是，由于目前政府有关部门对行业协会工作思路的政策多变，前后矛盾和随意干预，我对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工作热情也产生了几多疑问。难道今后我们的政府不需要行业协会发展吗？难道政府监管可以代替社会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市场行为吗？难道我们这些分流干部当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舍弃名利到行业协会工作有错吗？甚至我都想到：政府真的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在“朗读者”节目中有一段画外音，大意是：我们的前辈曾经告诫我们，人生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还需要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实际上，我们这些在机构改革中到行业协会工作的人，并不是千方百计想当官的人。我们也是俗人，在正常工作被中断的情况下，我们也想挣钱，养家糊口，也想追求人生事业的成就感和有尊严的生活。但到行业协会工作收入普遍偏低，基本工资和待遇较难保证。但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将近20年的公务员生涯，40多岁的尴尬年龄，使我们不得不破釜沉舟，奋力一搏。我们只有按照国家的改革意志，选择一项比较能够尽快适应自己的专业工作。
但我们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却发现行业协会的工作并不简单。既要考虑行业发展思路，提高本协会的核心竞争力，又要钻研业务，千方百计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我们没有行政权力，没有国家资金支持。也没有政府委托的与权力有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工作很难，挣钱很难。能够招聘到符合行业协会工作的人才更难。这种境况之下，行业协会工作实现良性发展谈何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的新年致辞中谆谆告诫我们“天上不会掉馅饼，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涵义，也会千方百计开拓创新，尽力做好份内工作，但政府政策的多变和工作预期的不明确，常常使我们左右为难，撸起袖子却不知干什么？怎么干？尤其是一些监管政策朝令夕改让人倍感无奈。而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预期和生存环境，以促使在行业协会工作的人能够更好的工作和成长。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契约理论的内涵，我才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不完全契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边界不清，往往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牵涉到以下重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改进。
一是政策多变问题。政府行政缺乏行政许可和法律依据，甚至对政府自己核定的标准也不执行，让社会组织无所适从。
二是监管公平问题。权力部门以监管为名，干涉社会组织与企业之间达成的契约。用不完全契约否定完全契约，造成政府管理行为的不公正和扭曲。而且，谁来监管和评判监管者也是一个问题。
三是发展预期问题。由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边界不清楚，信息不对称。致使社会组织的发展预期不明和不确定性增多，极易导致社会组织行为的短期化。
所以，从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出发，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是应该认真对待以上问题的时候了。不然的话，政府的权威何来，公信力何在？
2017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