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来源只有三样：第一就业人口的增加，第二就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的增加，第三就业人口的工作效率的增加。
　　从就业人口的情况看，中印两国起点阶段都有巨大的隐形失业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印度以雇农甚至农奴的形态为地主种地，而在中国则以小农的形态存在。他们在经济学上的共同点就是劳动力闲置。按照封建时期的标准，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合理耕种面积是20亩到40亩，低于这个标准，劳动力会出现明显的“无事可做”。而当时的中印两国农民，每个劳动力人均耕地只有4~8亩地，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隐性失业”群体。由于耕地的增长是及其困难和缓慢的，解决“隐性失业”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劳动力的“去农业化”，将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到城市来进行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工作。但是任何新就业都必然面临资本问题，在农村土地就是资本，而在城市资本则是钢铁、水泥、电力等等。
　　城市的资本从哪里来？经济学的解答是从储蓄来。比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把吃不完的粮食储蓄起来，就可以和其他国家交换钢铁、水泥、电力；即便这种交换是在国内进行交换，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本国生产出来的资本品，都是不被消费的产品，属于储蓄。显然储蓄越多，城市资本就越多，解决“隐性失业”的能力就越强，经济发展就越快。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集权体制具有天生的优点，中国政府的强制储蓄政策（包括增加农业税、实行计划生育，本质上都是强制储蓄政策），压低了当期的消费，增加了当期的投资，从而比印度更加快速的增加了就业岗位。对于被强制储蓄的人来说，这是个痛苦的牺牲阶段，但是对于继承者而言，则是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好事，套用前人的评价就是“祸在当代，功在千秋”。　虽然到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明显领先，但是也积累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由于生产能效和分配脱离，导致生产的积极性下降；第二个是计划与现实的脱离导致的种种混乱。
　　关于第一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着重论述过的——市场经济不是通过国王的命令，或者某人的好心，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需要，来展开合作的。只要经济生活的各个参与者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社会能达到某种合意的均衡。而第二个问题，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937年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重点研究的问题。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斯的结论恰恰是挑战了由斯密及其追随者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科斯在论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如果企业是有效的，为什么会有市场存在？因为企业内部是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企业的有效性本身已经否定了市场经济万能的狂言。而在中国的实践，却再一次确认了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性，问题究竟在哪里？科斯的回答是，计划有其最大适用范围：在该范围内，计划是有效的，而超出该范围则市场更加有效率。这种双重有效理论与同时期的凯恩斯理论一起在混乱的20世纪30年代，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称为“市场万能主义”）发出了致命冲锋，并终于战而胜之，形成了萨缪尔森所谓的“混合经济”理论。
　　1978年的改革开放，通过缩减政府职能，搞活市场，形成了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从经济理论上讲，它只是“混合经济”理论的一个新实践而已。
　　与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相对比，印度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陷阱中：受到苏联援助的印度，青睐计划经济，但是受制于民主体制却又不能像中国那样果敢迅速的行动，官僚主义严重，贪腐横行（1978年之前的印度贪腐程度比中国高出太多太多。）其结果就是看着自己一直瞄着的竞争对手将自己远远摔在了后面。
　　直到1991年，印度国内才逐步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进行经济改革，这时候已经比中国晚了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