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业与工资

　　伴随经济发展的情势，工资应该能够获得提升或者降低，重要的是能够容忍降低，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生产率变化的要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将经济从低落的情势中拉出来。一些人也认为，通过这样的操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充分的就业。在20世纪的那场大萧条时，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坚持不削减工资，从而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情势不能逆转。德国在90年代实现统一之后的10年间从经济重重危机之中重现光彩也在于它有效降低了工资，然后实现了经济增长。

　　当然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下跌之时才下调工资，但厂商的利润空间已所剩无几，这将是变相的提升工资，再则，此情势下，不对工资进行下调，则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导致失业率直线上升。

　　2.政府干预下的就业

　　真正的就业是增加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岗位，这样的就业才能增进社会产出，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因人设岗，即使由“以工代赈”的名义进行包装也会拖累经济，延缓经济走出困境的时间。从根本上讲，真正能够增加工作机会、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只能由提高社会生产率来实现，也就是只能由经济发展来获得。

　　再则，就其实质而言，政府无法创造就业岗位，这只能由厂商利润增加、业务增长来实现，前者只能转移就业岗位，因为这需要一定的代价，这种成本造成了对它的价值扭曲。总之，改善厂商的经营环境是最佳的政府就业政策，这可以通过削减开支、降低税负、不去对某行业或企业进行无谓的补贴或者变相惩罚来实现。

　　从另一个角度看，压缩厂商的利润空间、不利于厂商扩大生产规模的政策干预都将迫使它减少招聘或者将相关业务转向成本低廉、税负合理的地区。

　　再则政策干预往往造成一厢情愿的结果，趋利避害、追求发展是厂商得以成立的基础，它们将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寻找成长的契机。比如反歧视法，人们担心雇佣了反歧视针对的人群将造成成本的提升将会过滤掉这些人来免收惩罚，这将为歧视创造动机。比如强制医疗保险，增加了雇主的雇佣成本和社会的医疗成本，却对医疗质量的改善作用有限。比如对企业经营采取的更多的管制措施则促使企业采取减少招聘的对策来维持盈利。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积极的政府调控并不能降低失业率，甚至不能使失业率保持稳定。

　　3.政府干预下的产业

　　奥巴马推动新型能源产业的发展并没有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并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其实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科技发明只有切合经济社会结构才能产生效果而不是相反，对推动提升生产率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发挥实效。

　　同时，科技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有些科技发明如太阳能、风能只是以新的形式改变已有的产品，且成本较高、无法形成规模则无法带来社会的变革，带来生产率提升，所以无效。

　　计算机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借助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来实现的。如果一家企业只有管理人员配备了电脑、社会经济活动中企业的供货商、客户只有一方拥有电脑则无法带来根本性的变革，提升社会生产率。“一项科技在只得到零星、孤立的应用的时候，是无法充分发挥其能量的，只有在得到广泛应用，并与其他科技相配套之后，其真正的潜力才能被开发出来”

　　4.税收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你对某个东西征税，我们能得到的这种东西就会减少。即税收和管制带来的激励扭曲与激励减弱。税率的提高会影响到税基的减少，在极端的情况下，税率的提高会使工作大大减少，政府征税抑制人们的工作热情，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如果大幅减税能使经济增长率剧增，从而带来足够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无须为应对减税的后果而削减财政开支。边际税率高于平均税率将影响人们努力工作，对未来投资征税比如利息税，将促使人们当前消费而不是去投资

　　但是，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经济干预，在理论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不过这并不完全是经济主张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利益输导机制制约着效果，这是操作工具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也会与此产生矛盾，所以也会因此产生弊端。

　　支持向富人征税，并用税收来帮助穷人与不幸者，这体现了税收的正义性，也符合税收的初衷，但是富人一般能够避税逃税，高税率则让中产阶级背负沉重的税收压力，如果能够切实向富人征税将体现国家征税的能力，并预示国家的实力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