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经济学
2017-9-8
讨论财富问题的学问，原来叫做“经济”或者 “经济学”。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前430-前355）杜撰的，他的《经济论》的副标题，就是“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在个人或者家庭的层面上讨论财富问题，我们把这样的做法“色诺芬传统”。
十六世纪之后，民族国家兴起，重商主义发展，人们开始在国家或者社会的视野下讨论财富问题。1615年，法国五金制造商和贸易商蒙克列钦（1575-1621）写了一部关于财富生产和积累的著作。因为他讨论的是国家或者社会层面的财富问题，远远超出了色诺芬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上的讨论，于是他杜撰了一个新词“政治经济学”。他的这本著作叫做《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这里的国王就是年轻的路易十三，亨利四世的儿子；而王太后就是亨利四世的王后，也是当时路易十三的摄政王，玛丽·德·梅第奇。这一年，路易十三结婚。路易十三亲政之后，任用红衣主教黎塞留做首相，实施了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黎塞留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首相，是将法国带入现代国家历程的居功至伟之人。蒙克列钦的重商主义思想是否被路易十三及黎塞留采纳不得而知，那是一个重商主义思想春风得意的时代，蒙克列钦的那部重商主义著作里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
在熊彼特（1883-1950）的鸿篇巨著《经济分析史》中，只有很短一段话介绍了蒙克列钦，而且口气极为鄙视。“此人似乎是第一个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出书的人。不过，这是他唯一的功绩。该书是平庸之作，毫无创见。虽然该书提出的各种建议显示出作者具有粗浅的常识，但书中却充满了基本的推理错误，这表明该书所达到的分析水平远远低于而不是高于当时的水平。”（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263）熊彼特的评价用语尖刻，但对于蒙克列钦及其著作来说，这种尖刻的评价却也不算过分。蒙克列钦的著作，除了表明他是一个天真的爱国主义者之外，确实没有比其他的重商主义者多说出些什么。那种陈词滥调在当时众多胡说八道的小册子中到处都是。
不过，蒙克列钦及其这部著作，在经济学的历史上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之前的色诺芬传统中，“经济”或者“经济学”讨论的，是个人或者家庭的理财技术。所以，色诺芬意义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家政学”。蒙克列钦在“经济学”之前加上了“政治的”，实际上是对“经济学”讨论的范围作了一个新的界定。蒙克列钦所讨论的，是“国家的”，“社会的”的经济问题，视野扩大了，“层次”似乎也提升了。蒙克列钦提出这样的概念，顺应了时代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比之个人或者家庭财富积累，有着重要和重大得多的意义。于是，在国家或社会的层面上来讨论财富问题，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并流行开来。
以“政治经济学”来定义的对财富问题的研究，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成为主导的观念，专业的经济学家们都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讨论财富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用“政治经济学”来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比如李嘉图（1772-1823）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萨伊（1767-1832）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西尼尔（1790-1864）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约翰·穆勒（1806-1873）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西斯蒙第虽然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主张持反对态度，他的著作还是叫做《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用一个“新”字来划清自己与主流经济学的界限，但他的研究还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古典经济学从蒙克列钦那里继承的，仅仅是“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而已。这也是熊彼特那段话所要表达的第一个意思。就基本的理论和主张来讲，古典经济学与蒙克列钦及重商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亚当·斯密（1723-1790）都不屑于提到蒙克列钦的名字（其实更有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有蒙克列钦其人。或者说，即使他知道作为剧作家的蒙克列钦，也不一定知道作为重商主义者的蒙克列钦。据默瑞·罗斯巴德的研究，作为剧作家的蒙克列钦要比作为重商主义者的蒙克列钦有影响得多），他只是用尽毕生之力，试图将反动的重商主义埋葬。这个艰巨的任务斯密没有能够完成，他之后的李嘉图也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重商主义的谷物法被科布登和布莱特废除，已经是斯密死后半个世纪的事情了。
经济学因为有了“政治”的意味，关心国家财富的积累，关心国民福利的增进，关注增长和发展，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应该是使经济学成为有用的学问的关键。但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启蒙运动的时期。启蒙的时代精神，就是理性和科学；于是，学科的科学身份和科学认同，一开始就成为经济学的追求。所以，到萨伊1803年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所内涵的“政治”要素已经有些不满了。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研究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经济学应该成为与数学或者物理学一样的实验科学。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只是揭示经济规律并用以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而不在于帮助伦理判断，也不在于提供政策参考。
1836年，牛津大学的西尼尔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对于清除“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要素，西尼尔的心情要比萨伊更急迫，也更重视。西尼尔认为，理论经济学就其性质而言，只是讨论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西尼尔认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讨论中，渗透了太多政治的、伦理的因素，研究财富问题的经济学，实际上讨论的不是财富，而是政治。西尼尔强调，要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应该将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剔除掉，他将这样的经济学叫做“纯粹经济学”。虽然西尼尔对于清除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态度如此坚决，但因为时代的关系，他的著作还是以“政治经济学”命名。
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数学家们就开始使用数学研究经济问题了，数学方法的引入，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排挤经济学中“政治”因素的作用。我们回头好好看看德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杜能（1783-1850）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可以发现，他的研究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已经很不相同了。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在相当意义还是道德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的话，杜能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是比较纯粹的科学家了。他使用的是科学的方法，他研究的是纯粹的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法国数学家古诺（1801-1877）和法国土木工程师杜普伊特（1804-1866）也是这样的科学家性质的经济学家。不过，在这个科学家群体以科学的非法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古典经济学，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的根基还没有被真正触动。因此，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还没有带来大的震动。
真正的变化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开始的。在1871-1873年间，三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事先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发表了他们关于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著作，后世将这一事件叫做“边际革命”。边际革命后，经济学的面貌确实大为改观了。比如，价值理论让位于价格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而数学的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深入，并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学主流的方法。在边际革命的三个倡导者中，门格尔（1840-1921）对数学的使用持怀疑和保守的态度，而杰文斯（1835-1882）和瓦尔拉斯（1834-1910）都是数学方法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后二人，也是边际学派中的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是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
杰文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使经济学从属于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本属于数学研究的范围。“经济学的本质就是数学”，“经济学是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唯一有用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数学。实际上，杰文斯那部关于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著作，基本上就是用数学写就的。但是奇怪的是，这部著作却叫做《政治经济学理论》。
瓦尔拉斯的态度要更加坚决、果断而明确。他认为，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经济学，可以分为研究纯粹经济理论的纯粹经济学，内涵伦理道德与政治文化因素的社会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在专门领域应用的应用经济学。“纯粹经济学”是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决定的理论，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他的那部阐述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著作，就叫做《纯粹经济学要义》。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不仅数学方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发生了变化。如瓦尔拉斯所提倡的那样，价值问题不再受到关注，或者说，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价格理论取代了价值理论。原先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摒弃了，原先经济学讨论中还内涵的那些“政治”的因素也被清除了。马歇尔（1842-1924）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之后，经济学家就很少再用“政治经济学”来为自己的著作命名了。其实，马歇尔还算是一位有着古典经济学情怀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还内涵一些并非纯粹经济分析的东西，他给经济学下定义的时候，还使用了“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语句。但是，时代精神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治”从经济学中脱离出来，或者说经济学摆脱“政治”的“纠缠”已经是大势所趋 。
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往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具有某些经院学者的特点，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学。当然，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前面，加上“社会的”，或者“哲学的”定语也未为不可。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是把马克思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来理解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来理解的。但是，马克思实际上又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思想家或者学者，他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导师。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了。于是，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我们需要读出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学原理，而应该是能够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服务的经济学原理。在很大意义上，我们所要求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就不再是经济学理论，而是意识形态。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读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读出剥削和欺诈……这些东西显然不是经济学的东西，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东西。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门类，一个部分。即使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只是一个部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古典经济学是唯一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分裂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被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这个“庸俗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后期的古典经济学及随后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现在讨论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标准和标准的制定者，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就是当代经济学的价值观。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是有问题的。即使撇开意识形态因素不论，仅仅从经济学自身发展逻辑来讲，从经济学自我身份认同来讲，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对数学的迷信甚至将阵地退让给数学，从而导致经济学解释力的丧失，导致经济学日趋脱离实际日趋丧失社会的认同而言，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在排斥“政治”之后，日趋数学化和形式化，一天天丧失阵地，沦为数学的奴隶和附庸，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因为排斥“政治”因素，因为日趋数学化和形式化，经济学看起来是越来越像“科学”了，却也越来越不像经济学了。无论在经济学内部还是外部，经济学越来越不得人心，经常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经济学的处境岌岌可危。
经济学要生存下去，可能还是得将“政治”请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