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孤岛”

“人非孤岛”，这是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黄中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结语的标题。十七世纪英格兰诗人神学家约翰·邓恩的《紧急时刻的祷告》中有这样的诗句——“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神学家邓恩的诗句自有其神学的意味，历史学家卜正民的引用自有其历史的意味，我从这一句话中初步读出的却是某种亚里士多德的意味。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邦的动物；离开城邦，除非是神祇和野兽，无法自存。亚里士多德讲的是人的社会性，卜正民所要讲的是全球化。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欧洲人的视野还离不开地中海。偏居一隅的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他的视野也未能超越希腊城邦，更不要说地中海了；即使离开过雅典，他的脚步也没有离开地中海太远。人类有理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不断超越自身认识的局限，不断突破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好奇心和想象力，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原始动力。人类理性能力的增长，意味着人类交往空间的向外延伸。不过，对于欧洲人来说，超越地中海的交往和贸易，还有待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地理大发现。这是十五世纪末才出现的重大变化。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就不会有后来诺斯所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当然，技术进步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最初走出地中海的是海上霸主西班牙人，紧随其后的是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卜正民所关注的，就是十七世纪荷兰人在全球化黎明到来之际的探索和努力。

全球化当然不是单向的运动。不是只有西方向东方输出文化和观念，产品和技术，同时还有东方对西方输入的回馈。卜正民倾向于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双向或多向的交流过程，他关注的是荷兰与明朝中国之间在十七世纪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在十七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它有十七世纪的特点，也有荷兰和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的特点。十七世纪的中国，正值明朝晚年，即使时局动乱，仍是繁荣和富饶的国度。至少，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它还是一个财富满溢的帝国。卜正民探索十七世纪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以荷兰与中国之间的交互关系为出发点的。

选择中国，因为卜正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更具体地说，卜正民是专门研究中国明史的美国学者。至于选择荷兰作为中国的“对手”，似乎有些偶然。要阐述他所要阐述的那些观念，选择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或者葡萄牙，都是合适的。只是因为卜正民曾经在荷兰旅游，曾经在代尔夫特乡下骑车摔了一跤又被当地人善意收留了一夜，只是因为十七世纪的代尔夫特曾经是荷兰对外贸易的重要码头，只是因为十七世纪的代尔夫特有过一位叫做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的画家，而卜正民此前碰巧看过他的画作……关于十七世纪的全球化的黎明，卜正民已经有了充分材料准备，现在可以借由维米尔的这些画作，将其勾连为一幅长卷了。卜正民说维米尔画作中的某些细节，可以成为进入历史的窗口；他说，画家维米尔充当了导游，经由他的画作提供的窗口，带领读者进入历史的旅程之中。在我看来，画作中那些被卜正民捕捉到的特别的细节，更像是一个出口；借由这样的出口，卜正民将其对历史的理解，源源不断地给读者输送出来。

“维米尔的帽子”，是维米尔1658年的画作《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的一个“窗口”或“出口”。画作中，一位军官在与一位女子约会。荷兰人就是那样特别，他们在室内都带着帽子。卜正民注意到，那军官的帽子，是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款式，是海狸皮的料子。这顶时髦的宽边大帽，让卜正民联想到十七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和探险家尚普兰。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受马可·波罗的游记的蛊惑，掀起了一场到中国发财的狂潮。当时从欧洲前往中国，只有两条路。其一是陆路，穿过小亚细亚和中亚，由于战乱，这条路基本上不通；其二是走海陆，经过非洲海岸，绕过好望角。这条路当时被强大的西班牙所控制，其他国家的船只很难通过。尚普兰相信，从欧洲向西航行穿过大西洋，再从陆路穿过北美大陆到达中国，是一条更加安全和快捷的道路。尚普兰将开通从北美大陆到中国的陆路通道，看成是他最神圣的使命。尚普兰在开辟通往中国的通道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着贸易活动。那时候的欧洲，佩戴海狸皮帽子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尚普兰利用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控制着北美海狸皮的贸易。海狸皮贸易是真正的一本百利，在北美一利弗尔的海狸皮，在巴黎可以卖到二百利弗尔。尚普兰热衷于海狸皮贸易，最终还是服务于打通与中国的陆路贸易通道的理想，海狸皮贸易的巨大利润，是他完成神圣使命的经费来源。尚普兰的使命最终没有完成，事实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一条从北美到中国的快捷而安全的陆路通道。

经由“维米尔的帽子”所传递出的信息，是西方人对探索东方世界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即使是出于对金钱的向往，这种旺盛的好奇心也是进步的重要动力。在西方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宗教和贸易，信仰和金钱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宗教为贸易服务，贸易也为宗教出力；正是两种力量的相互推动，才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黎明时期，东西方在探索和寻找对方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是不平衡的。总的来看，欧洲人处于积极的，主动的一方。为利润所引诱，为发财梦想所激励，或者，出于传递上帝的福音的目的，欧洲的探险家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相反，中国人面对悄悄到来的全球化，其心态是保守和排斥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一是自大，二是缺乏自信。自大和狂妄是小国寡民的黔驴心态，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越封闭就越保守，越保守就越容易黔驴自大。不过，自大和缺乏自信又是一回事儿。因为对变化的世界缺乏了解，从而缺乏应对的能力，当面临重大的问题时，就只能以自大来掩饰缺乏自信了。

在维米尔1657年的《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女子》中，卜正民关注到的是画面中央盛水果的盘子，那是一件中国瓷器。在十七世纪中叶的欧洲，拥有中国瓷器对于家庭来讲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中国瓷器对欧洲人来说还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卜正民看出来了，那个水果盘子，是一件青花瓷。按照卜正民的说法，元代的青花瓷，不仅是中国的产物，而且是世界文化融合的结果。元朝时，波斯和中国都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比较频繁。波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制瓷技术，又进行了改进。他们在给瓷器上釉的时候，利用到一种叫做钴的材料，之后中国工匠对此技术进行改良，才有了元青花的光彩。所以卜正民说元青花是不同文化物质元素和美学元素融合的产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流往欧洲的中国瓷器还比较少，因此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上层人物才使用得起。高价格和高利润推动着替代品的出现，于是在欧洲出现一些制作瓷器的作坊。维米尔所在的代尔夫特，就是欧洲自产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

十七世纪初的国际贸易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占据着主导地位，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经营的。荷兰人作为国际贸易的后起之秀，后劲儿十足，但当时还无法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市场上正常竞争。为了从国际贸易中分到一杯羹，同时也是被中国瓷器的耀眼光芒所诱惑，荷兰人经常采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法。比如海盗和抢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是得到教皇特批的。实际上，教皇也不过是西班牙人统治世界的工具而已。为了给荷兰人的海上抢劫辩护，来自代尔夫特的著名法学家格劳秀斯（1583-1645）出马了。格劳秀斯的辩护词就是流传后世的经典著作《海洋自由论》。在格劳秀斯的辩护中，海洋属于世界性的共有财富，即使教皇也没有权力将海洋及其利用的权力专门赋予某个国家。贸易自由权是一种天赋的自然的权力，“人人有权贸易”。如果贸易是自由的，那么，赖以从事贸易的海洋，也就是自由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无权独占对亚洲的海上贸易，剥夺他人的贸易自由权。格劳秀斯的辩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为海盗行为辩护。不过，在个别国家利用神权垄断国际贸易的背景下，为海盗辩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自由贸易辩护，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欧洲人为争夺中国的瓷器，为占领亚洲的市场不惜大动干戈，还动用了理论和法律的武器。这是欧洲人进取精神的表现。中国人以傲慢的态度看待这一切，确实，在那个时代，欧洲人垂涎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产品却不屑一顾。十七世纪初在苏州有个文化人叫文震亨，写了一部叫做《长物志》的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奢侈品的享用和鉴赏的。根据作者的理解，真正有价值的瓷器，应该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老物件。作为文化名流或者达官贵人来讲，使用那种最近生产出来的瓷器，就意味着没有品位。当时欧洲人也仿造中国瓷器，并且有回流中国的。在文震亨看来，这些东西粗俗不堪，毫无价值。文震亨认为，要说外国的奢侈品有什么稍微可用的，要么是来自日本，要么是来自朝鲜。

卜正民看到，欧洲人对中国产品趋之若鹜，而中国人却对欧洲的产物不屑一顾，这种不同的态度，其实是文化心态的表现。欧洲人有乐观的精神，进取的心态，对于中国的产品，欧洲人认为，“它们是美的，且来自制造美且可以买到美物的地方。”他们乐于接受别的国家的好的产物，也愿意接受别的民族好的文化。他们没有自大和傲慢的心理，不会觉得使用来自不同文化的产品是违背传统，更不会觉得使用中国的东西让他们跌份儿。“中国瓷碟出现与荷兰人家，也象征了看待世界的正面心态。”（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黄中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P92）相反，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文震亨这样的中国文人来说，“海外那更广大的世界是威胁的来源，而非美好未来或财富的来源，更不是喜悦或启发的来源。他没理由去拥有象征这一威胁的东西，把他们摆在书斋之中。”（P92）先是自以为大，以天朝上国沾沾自喜，往后则是感觉到了威胁，甚至有了自卑。这是封闭环境下滋长的不健康心理。

但是，明朝的中国人并不排斥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

在代尔夫特博物馆，卜正民看到了一只青花大瓷盘，这是一件代尔夫特陶瓷工匠的制作，不过其画面却是中国的题材。瓷盘的中央，画着一位抽烟的老者。烟草，成为卜正民带我们进入历史的窗口。卜正民从瓷盘上老者抽烟的画面，联想到明朝灭亡之前的1643年的北京。那一年，一位低级官吏杨士聪写了一本小说，叫做《玉堂荟记》，杨士聪注意到那些年间北京世风民俗的两个变化，好像都与明朝面临的危困局面有关。一是时兴吃沙鸡；二是吸食烟草。沙鸡来自北方沙漠的边缘，之前在北京很少出现。沙鸡在北京的出现，更好的解释应该是因为气候变冷，沙鸡南迁寻找更暖和的栖息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有些让人胆寒了。说是因为满族人在北边频繁进行军事行动，惊扰了沙鸡。于是，沙鸡南迁就成为满人进攻的信号。

吃沙鸡充其量只是国家厄运当头的一个信号，而吸食烟草则是国家危亡的更重要的根源。明末北京人吸食烟草，是由来自南方的官兵带动的，而南方人吸食烟草，又是从福建开始的。福建之所以成为中国烟草的故乡，只因为它是国际贸易的前哨站，因为它距离马尼拉比较近。最早吸食烟草的是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吸食烟草具有与神进行灵魂沟通的宗教功能，有止痛及促进呼吸顺畅的医疗功能，等等。欧洲人征服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烟草却又征服了欧洲人。烟草随着从事国际贸易的水手来到了欧洲，渐渐成为一种时尚。欧洲人接受了印第安人烟草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又发展出一些新的文化认知。比如，在印第安人烟草文化中缺失的关于吸食烟草的交际功能，以及由烟草档次体现的等级差异，这些东西都是欧洲人对烟草文化的创新。烟草消费在欧洲成为时尚，还推动了新的贸易体系的形成。在美洲开采白银，到非洲购买黑奴，再将黑奴船运到美洲烟草种植园，生产出烟草再销往欧洲。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中国已成为这个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销往亚洲的烟草，首先从美洲到达马尼拉，之后再分销出去。进入北京的烟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马尼拉到福建，再经沿海达到北京；另一条是从马尼拉到日本，再到朝鲜，满洲，最后到达北京。

中国人曾经抵制过很多洋人的东西，对烟草却很容易就接受了。除了自欺欺人地为吸食烟草杜撰一大堆说得过去说不过去的理由之外，还有文人专门写诗和出书，歌颂烟草和吸烟。对烟草的接受，也松动了对鸦片的禁止，松动了对鸦片的接受。鸦片在更早的时候就作为药物来使用了，但其使用一直受到控制。烟草盛行之后，人们发现可以将鸦片和烟草混合使用，其致幻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这样，鸦片就在烟草的掩护下渐渐进入更多人的消费日程中。后来，鸦片逐渐脱离烟草，成为单独的奢侈消费。后来的事就世人皆知了。英国人正为自己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束手无策，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嗜好给他们带来了福音。英国人从印度运来鸦片，将中国出口茶叶、瓷器和丝绸获得的顺差逐渐吞噬干净。鸦片最终带来了国库及人民肉体和精神的全面亏空。

卜正民借由十七世纪欧洲尤其是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讲述初期全球化的故事。国际贸易发展的故事，就是全球化的故事，也是世界形成的故事。卜正民在“中文版序”中这样说：“世界并非自然形成。人们通过自己的所做、所说、所信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彼此的交流将其创造出来。……正是跨地区和跨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世界。”（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黄中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中文版序”）没有贸易，世界就是一个个的孤岛。推动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可能是利润，可能是信仰，可能是更好的商品，也可能是对新生活的向往。贸易的动机可能不一样，但贸易的结果却是一样，那就是世界的形成。国际贸易发展的过程，就是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世界形成的过程。

卜正民从维米尔的画作及其他十七世纪荷兰代尔夫特艺术品中，挖掘出一个个黎明时期的全球化故事。卜正民似乎无意从一件件艺术品中引申出中外文化比较这样的宏大命题。他所关注的，只是全球化的历史景象。甚至，他所追求的，只是讲有趣的历史故事。从卜正民生动有趣的著作中，我却读出了全球化过程中相对于欧洲开放进取文化的中国文化的保守和封闭；我所读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只是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老生常谈。被卜正民写得栩栩如生的东西，却被我读得枯燥而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