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居敬能否称为“传孝圣人”
廖生明
我以为打造“孝道故里”和“孝源大田”之说并不妥。首先，打造所谓“孝道故里”与理不通。程颐有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道是没有形体的，因而是没有故里的。就算孝道有故里，也不应该打造“孝道故里”，而应该打造“孝道现里”。故里是过去住的地方，现在不住了。孝道如果是个好东西，那为什么让它跑了呢？如果确实跑了，现在应该把它请回来，也就是要打造“孝道现里”。打造“孝道故里”意味着不想把孝道请回来。既然孝道是好东西为什么不把它请回来。既然大田都不想把孝道请回来，那郭居敬《二十四孝》又有何用呢？其次，“孝源大田”与事实不符。有人认为孝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生殖的崇拜。冯友兰先生认为孝起源于儒家对人生不朽的追求。学术界没有人认为孝起源于元代，也没有人认为孝起源于大田。不知孝源大田之说从何而来。在某些人看来逻辑和事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喜欢那种说法。笔者认为郭居敬是一个文化人，今天我们重视郭居敬，我们搞一些项目总该显出一点尊重文化。由于受到水平的限制，我们可能做的不太好，但我们应该有尊重文化的态度，最起码不要完全不顾逻辑和事实。鉴于郭居敬《二十四孝诗》的主要作用是使孝道思想深入到普通百姓，笔者曾建议讨论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大田称为“传孝圣地”，把郭居敬称为“传孝圣人”。讨论并没有进行，有人说了一些本不该说的话。为此笔者今天想在这里讨论一下什么是圣人，可不可以说郭居敬是传孝圣人。
《资治通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一个人必须德行、才能都得到世人的认可，才能够称之为圣人。儒家主要强调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公、孔子为传续儒门道统的圣人之代表。而颜子、孟子、子思和曾子，还有一些先贤大儒，只能被视为境界接近圣人的人。宋代理学家把圣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生的圣人，另一类是学而成圣人，两类圣人并无本质区别，都可以叫做圣人，孟子是学而成圣的代表人。明道先生曰：“尧、舜更无优劣，及至汤、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要之皆是圣人。”（近思录•卷十四•圣贤）根据程颐的标准，尧、舜、文王、孔子是天生的圣人，禹、汤、武、孟子则是学而成圣人。应该注意的是孟子并没有把孔子称为圣人。孔子是汉代以后才被尊称为圣人。二程虽未很正式地称颜回为圣人，但实际把他当圣人看了。“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己。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迹著。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辨。”（近思录•卷十四•圣贤）。从“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迹著”看，如果不是把颜子置于孟子之上，则至少可能说是置于同样的高度了。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只有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突出颜回的地位意在强调圣人的道德境界是最重要的。濂溪先生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近思录》卷五）”只要做到无欲，就达到了圣人境界了。同样从二程：“曾子传圣人学，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可以看出真是把曾子当作圣人了。
程颐并未称他哥哥程颢为圣人，但从其写的《明道先生行状》可以看出程颢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苍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先生接物，辨而不间，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间风者诚服，睹德者心醉。虽小人以趋向之异，顾于利害，时见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当法令紧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人皆病于拘碍，而先生处之绰然。众忧以为甚难，而先生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方监司兢为严急之时，其待先生率皆宽厚。设施之际，有所赖焉。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导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则人不可及也。（《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 吕与叔撰《明道先生哀辞》赞程颢：“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可见在吕与叔看来程颢也达到了圣人境界了。
程颐的成就在其哥哥之上，按照程颐和吕与叔的标准，程颐也达到了圣人境界了。按照程颐和吕与叔的标准。周敦颐、张载、范仲淹和朱熹等人也是达到了圣人境界了。
谢良佐与程颐分别一年后相见，程颐问他：“一年来有何进益？”他回答道：“唯去得一‘矜’字。”程颐十分高兴地说：“这足以证明你的用功，你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了。”“良佐去矜”成为千古佳话，被收入《中华典故》。在理学家看来学圣过程第一步是认识理，并且努力按照理的要求去规范自己言行，去端正的自己的思想；第二步是要使言行好象是出自天然一样，毫无人为之痕迹。任何人为的痕迹都被看作是私欲未灭净的证据，也是未达到圣人境界的证据，也说明学圣尚未成功，学者尚需努力。谢良佐说自己一年多的努力，只“去得一‘矜’字”，表面上看好像是很谦虚，实际上是自我陶醉了。因为 “去得一‘矜’字”，代表私欲已经灭净，也就是达到了圣人境界了。这使老师程颐感到很高兴。谢良佐虽然没有直说自己是圣人，但用“去得一‘矜’字”，委婉表达了自己与圣人无异了。
道教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辩问》中说：“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道教形成初期，人们视黄帝与老子等道家始祖为道教圣人。后来道教信徒供奉的后天得道仙人或真人（亦称真君）亦可称为道教的圣人。郭居敬“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吴猛（吴真君），也算是一个圣人了。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时期，墨子等哲学家也被其弟子尊为圣人。《齐民要术》序言称神农、仓颉为圣人。
孟子之后，中国文化就没有公认的严格意义上的圣人了。但还有许多专业领域的精英被后人尊称为“某圣”。这个“圣”不代表道德境界，也不代表总体智慧极高，只代表某方面成就和智慧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如：酒圣杜康 ，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隶圣蔡邕，楷圣欧阳询，史圣司马迁，文圣欧阳修，医圣张仲景，武圣项羽、岳飞、关羽，乐圣李龟年，茶圣陆羽，棋圣黄龙士，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词圣苏轼， 曲圣关汉卿，歌圣李龟年，药圣孙思邈，兵圣孙武、吴起，谋圣张良、姜子牙、鬼谷子、张良、范蠡，木圣（科圣）张衡，智圣诸葛亮，剑圣裴旻，塑圣（雕圣）杨惠之，字圣许慎，情圣徐志摩，鬼圣蒲松龄，孝圣王祥，友圣王览，农圣贾思勰。上述种种圣在程颢看来不但不是圣人，而且是玩物丧志之人。明道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近思录》卷十一，教学）
朱熹为泉州开元寺写的对联是：“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在理学家看来，孟子之后之所以没有圣人，原因是儒家之道失传。朱熹认为“只吾道黑淬淬地，只有章句词章之学”以致儒家思想失去了吸引力，人才都被佛教吸引去了。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自然产生不出孔子、孟子这样以学术成果道德境界影响人们思想的圣人，也产生不了汤、武这样以政绩和道德境界影响人们思想的圣人。朱熹曾感叹：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理学的建立及传播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境界。陈寅恪说：“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愧宝。”。“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复兴’或‘新宋学’建立的道路”。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面对民间快乐，宫中却冷落，宋仁宗解释说：“因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我宫中若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也。”明代文学家郎瑛曾经无比感慨：“今读《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宋史研究者吴钩认为：以打工为生的宋代下层平民，其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要优于明朝的同行。宋朝比起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慈善救助事业，并将其视为仁政的标志。在朱熹看来，宋代文化、经济的繁荣当然是圣人之功，而且不是一两个圣人之功所能达到，而必须是一大批圣人之功，才能可达到的。当然朱熹眼中的圣人不是全知全能的。孔子也不是全知全能的，《论语》有“子入太庙，每事问”以及“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记载，对于他所处的他感到的世风日下的时代更是无能为力。相比之下，宋代理学家们确实使当时人们的精神发生空前绝后的巨大变化，对整个经济、文化、政治生活都产生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朱熹的心中宋代一大批的杰出学者都达到了圣人的境界。理学家们坚信学可以成圣。程颢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已者，皆自弃也。”如果说宋代理学家们所引领的轰轰烈的学圣运动，竟没有一个学而成圣人，那又如何相信学可以成圣的理论呢？朱熹“满街都是圣人”不仅是对泉州的赞美，更是对宋代学圣运动所带来的成果的赞美。只是由于习惯的关系，他没有指名道姓地称本朝杰出学者为圣人。
毛泽东有“春风扬枊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舜和尧是圣人。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指中华大地到处都是舜和尧一样的圣人。这诗句毫无疑问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特点，但确实有现实的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使中华民族真正从西方列强的蹂躏中解放出来；昔日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的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消除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各种丑恶现象，消灭了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一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使国家的面貌和人民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焕然一新。如果说孔子对于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状况无能为力，宋代的理学家们努力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取得辉煌的文化和经济成就，但对外敌入侵却束手无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却敢于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军队作战取得抗美授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出军威和国威。在毛泽东看来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靠的是无数的圣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义相结合的办法去教育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境界。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无私奉献精神。赵一曼、刘胡兰、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确实并不在尧舜之下。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才把全国人民的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也是靠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郭居敬通过重新选编二十四故事和为每一个故事配诗，使二十四孝故事不仅在全国范围长时间的流传，而且流传到东亚和南亚，从而使中华孝道特别是朱熹及其弟子的孝道思想得到传播。郭居敬在传播孝道思想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依照我们前面所列举的由于在某一方面的成就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就可以称为某圣，称郭居敬为“传孝圣”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传孝圣”与“传孝圣人”是不是同义词。换言之，“某圣”与“圣人”的差别是在于“圣”前面的限定词，还是在于“圣”后面的“人”字。笔者认为差别在于圣前面的限定词，说明其在某一方面的成就或能力达到了仅次于神的境界。比如我们把“草圣”称为“草书圣人”意思并无不同，“草圣”不过是“草书圣人”的缩写。由于我们无法把“传孝圣”缩写为“传圣”或“孝圣”。因为“传圣”或“孝圣”都无法表达出“传孝圣”的意思。而“传孝圣”读起来不顺口，我们只好称郭居敬为“传孝圣人”。
我们前所列举的“诗圣”、“书圣”等只涉及到诗和书等某个领域的成就或能力，并不涉及道德评价。郭居敬的成就不仅在于其选编二十孝故事，创作二十四孝诗，而且他“性至孝”。从文字上看至孝是一个高到不能再高的评价。至孝就是孝到了极点。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在孟子看来孝到了极点，也就成了尧舜那样的圣人了。如何算是至孝呢？在理学家看来，孝行与天理的要求完全相符合，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没有夹杂一毫私欲，才能称为至孝。有人问朱熹："'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至如'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当为之事，又如何会错？"朱熹曰："此处便是错。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谬以千里，如何不是错！"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要使孝行不偏不倚，完全依天理而行，不仅要懂得如何尽孝，而且要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尽孝，也就是对孝的道理要至明。要达到对孝的理至明，必须心中无一毫之私欲。理学家认为私欲会遮蔽人的智慧，使人无法认识天理，就像被蒙上灰层的镜子无法把物体照清楚。彻底消除了私欲的遮蔽，人的认识能力就能提高到与圣人相同的高度，就能把理看得清清楚楚，无一毫之不明，也就是达到无理不明，无感不通的圣人境界了。由于理是相通的，万理可以归为一理，对孝的理能达到至明，对其它的理也能达到至明，也就能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了。《大田县志》有关于郭居敬博学的记载，可见郭居敬致力去探求理，不仅仅是有关孝的理，还且还包括其它很多的理。我们不知道有关府、县志和省志甚或《中国人名大辞典》关于郭居敬性至孝的记载有没有过誉的成份。但我们从郭居敬被举荐，却不愿去做官，以至九世单传，可以看出其无私是真的。对待府县志的记载，我们在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其有过誉成份之前，还是应该相信有关记载是真实的，并不是有意夸大其实。因此根据郭居敬“性至孝”和孟子圣人不过孝弟而已的观点，可以说称郭居敬为“传孝圣人”有事实和理论依据了。
我们从概率的角度看一下能否称郭居敬为传孝圣人。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七十个贤人当中最杰出的曾子和颜子，在二程看来已经达到圣人境界了。从概率上说，大概一千五百个学子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圣人境界。根据林荣发《三明科学文化》，大田在明代出了十二个进士，清代也出了十二个进士，唐代出了六个进士。我国古代科举平均是十个学子有一人可以考上举人，十个举人有一人可以考上进士。也就是进士是百里挑一。大田历史上出的进士远超过三十个，其代表的学子也就超过三千人。如果按三千个学子可以出二个圣人的比例算，大田从古至今出一个圣人也不算多。如果我们承认郭居敬的贡献远超大田历史上其他名人，那么我们称郭居敬为圣人一点也不过分。也许有人要问孔子的三千个学生是不是特别聪明呢？以致有二个人可以达到圣人境界。我们从《礼记. 檀弓》：“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学生大多数也只会照葫芦画瓢，不会动脑筋。
最后一个人能否达到圣人境界不在于天赋，不在于老师，而是在于是否好学。《礼记. 檀弓》：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我们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有子的智力远在曾子之上。宋代理学业家们认为曾子达到了圣人境界不认为有子达到了圣人境界。据《孔子家语》载，有一次，曾点叫曾参去瓜地锄草，曾参不小心将一棵瓜苗锄掉。曾点认为其子用心不专，便用棍子责打曾参。由于出手太重，将曾参打昏。当曾参苏醒后，立即退到一边“鼓琴而歌”，以此告诉父亲，作为儿子的他并没有因为被误打而忿忿不平。孔子知道此事后说：“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今参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义，安得孝乎！”曾参说：“参罪大矣！”从这则故事也可以看出曾子的智力其实很普通。可见宋代理学家们判断是不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标准是道德境界，而不是智力水平。《论语》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从《论语》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曾子的父亲曾点智力远在子路、冉有、公西之上，也远在曾点之上。曾点和曾子都是孔子的学生，曾子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而曾点并未达到圣人的境界，由此可见能否达到圣人境界不在于智力，也不在于老师，而在于好学。当然这里的学不是一般地学，而是指学做圣人。
王阳明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指王阳明，下同）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传习录》
大田县志有关于郭居敬博学的记载，人们不禁要问郭居敬又学了那些东西。我们从其《百香诗》中可以看出端倪。《剪彩花》：“剪彩为花花异常，枝枝点缀作春光。都缘不惹闲蜂蝶，胜似浮花浪蕊香。”《灯花》“开时浑不待春光，一蕊银釭冷焰长。檐影无风深处静，不愁蜂蝶暗偷香。”这两首诗是对非自然的花的赞美，剪彩花、灯花和自然界的花相比，具有不惹闲蜂蝶的独特优点。程子说：“孟子为孔子事业侭得，只是难得似圣人。如剪采为花固相似，只是无造化功。”郭居敬借赞美没有生命的剪彩花和烛花具有自然花所没有的独特的不招蜂惹蝶的优点，表达对学而成圣的赞美和对学而成圣的坚定信念。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郭居敬所学是学做圣人。所谓博学实为好学。在这一点上，崇祯、康熙、民国《尤溪县志》称其为“笃学”更为准确。“笃”有“忠实，一心一意”和“厚实、结实”的意思。“笃学”可以理解为一心一意地，知行合一地学做圣人，而且学的很扎实，学的很深入而不是只学皮毛。郭居敬所学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而是学做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