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1963年)。正是共和国在“十五年赶超英美”的黄梁美梦破灭后的满目疮痍蹒跚中。乡下的我正好6岁，走进我们村的西学堂，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
我们村的学堂有两所，在村中的一条东西街上，称为东学堂、西学堂；西学堂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东学堂是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两所学堂是全村最好的建筑房屋，它们都是1947年土改斗争定成分时，把这两所学堂的原主人定为地主富农，被土改工作组发动贫协会处决后，将其私宅归公的成果。西学堂是占地五六亩地的四合院，分为正房和东西厢房。房屋均是青砖小青瓦结构、宽敞明亮，东学堂占地近十多亩地的二进式前后庭院，房屋结构更是上乘。
我当时读小学一年级时，开始根本没有课桌与板凳，书桌是用泥巴制成的墼块支起的，只有半米高，至于座的，家境好的同学从家里带着小板凳，没有的就搬块石头当座凳。学生的作业本就是家里用坏的平面较平整光滑瓦盆瓦罐的底，用的写字的笔也是一种外地出产的白灰石头磨砺制成的，村里合作社就有买的，一买就是一盒十支。我们学的语文课，老师上课时在黑板上写的生字，是以：“人、手、足，口、耳、目、月、水、火，山、石、田、土。”开的头。我们就用石笔写在盆底上，写满了吐口唾沫将字用手一擦再写新字。交老师布置作业时，老师讲台上一摞瓦罐瓦盆底，老师也用石笔批改。这种写作业的本子因是瓦片的，小孩子稍不留神就很容易被跌落摔坏，好在那时瓦盆瓦罐是每户社员生活的必需品，村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废瓦盆瓦罐碴片，很容易找到新的。如今我想起来这种读小学时的教学情景，近乎天方夜谭。也许是这种近乎原始社会的教学实在有碍观瞻和声名，同学们用瓦盆瓦罐式的写字交作业只用了大半年时间便停止了，学生全部强制性地改为纸张本子和铅笔。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对语文课产生强烈兴趣，同时对连环画有更强烈的阅读兴趣。经常的情况下，每学期新课本一发下来，我就无师自通地很快就把一本新语文课本读完了，有些生字不认识，就看偏旁部首自己定义读下来，（这是造成后来直到目前我仍经常念错字的原因）老师上课学到这课的的时候，我已经对课文本身没有多大兴趣，兴趣点的转移是想方设法找兴趣。如是，就到处和同学们借连环画，那时好不容易有点零用钱，都让我买了连环画，我自己也积攒了那个时代近百本的连环画。往往一本新连环画到手，就不分白天黑夜的一气读完甚至连读几遍。对那些故事性强最吸引我的，往往就在课堂上看。
在课堂上开小差看连环画，有一个我无法克服的弱点，由于身材矮小，老是被排在课堂最前边的一二排，处于讲台上老师的虎视耽耽之下，做小动作的困难可想而知。为了看借到手的连环画，在课堂上做种种隐藏手段掩盖自己的小动作是我那时差不多每天上课时绞尽脑汁的任务之一，好在教我的老师是个近视眼，在村里人称绰号“大老师”。他是教私塾的出身，尽管戴一幅深度近视眼镜，领我们念课文看课本时还要贴近眼前。这样的视力面对一群兴趣点极易转移的孩子们，弱点也是可想而知。课堂上，特别是后边的同学们，做各种小动作是经常的事。我经常听到甚至扭头就能看到同学们在后边做的各种小动作而没被“大老师”看到而幸灾乐祸的表情，心里的羡慕之情无以言表。那时内心对自己最渴望的一件事是快快长高，但身体年复一年的没有半点增长（已经到十四五岁了身高还是一米多一点）记得后来同班同学在多年以后见到我时，都不免有些惊讶我长得如此的身高。身材矮小的我，由于读的课外书籍多，语文课出奇地好，特别是作文课，更是我的强项，从一年级开始，我的作文就被老师做为范文在班上讲解，以后又被其他年级的老师拿出做范文。作文文笔好是那时的同班同学们对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年级暑假开学第一天，“大老师”带全班同学到村西一个大粟子树下，在讲了些日常学习应注意的事项后，又对全班40多名同学每人存在的优缺点做了点评，然后郑重其事地拿出一张名单宣布升级的同学，从全班50多名同学中念了20名同学名单，宣布升入三年级，我是其中之一。记得当时好多没被宣布升级的女同学都哭了，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大老师”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学生升级办法，后来可能是这个办法有些问题，被一些老师和家长反映到学校领导那儿去，以后又有一些同学陆续进入了三年级。
那时读小学，课堂黑板的上方，先是张贴毛、朱、刘、周、董、陈、邓等八大伟人象，后来又逐渐减少只贴毛、刘两张象。我记得在学校同学们流传开来的一句话是“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虽然同学们经常这样传说，但不知其内涵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来，这是“文革”前夕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的一种表现。正当我憧憬要升入五年级到东学堂读书时，“文革”爆发了，大字报一夜间铺天盖地，学校里几个我平日爱戴的老师和校长一夜间都成了变色龙、小爬虫、保皇派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被高年级造反有理的同学白天黑夜批斗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停课闹革命，造反有理，学校从此后在无宁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到教室后，发现我的课桌坐位上贴着一张白纸大字报，上面写着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要打倒，要炮轰，要我老老实实交待罪行。我当时就懵了——我怎么就和尊敬爱戴的刘主席扯上关系？有的同学严肃地告诫我不能把大字报弄破，否则就是现行反革命。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手和胳膊也不敢再碰桌面。紧接着，我和其他五六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老师告知我们家庭出身已经被政审是“黑五类子女”， 按政策应当剥夺上学的资格，勒令退学。听到老师这样讲，我们这些同学哑口无言，黯然神伤，只好各自窝起书包，在全班同学们充满敌意目光下，灰溜溜低头快步走出了教室和大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无限羡慕地看着其他同学胳膊上都戴着红小兵红袖箍，每天在东西两个学堂趾高气扬批斗那些臭老九老师们时，心中就充满酸楚！就这样，在我人生混沌初开还分不清是非的年龄时，在政审中我稀哩糊涂地被驱离学校，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涯。
退学后，只好回生产队干农活，接受贫下中农劳动改造。虽然一次次在梦中又回到学堂读书，醒来回到现实时，想到自己再也不能读书上学了，禁不住哑声抽搐着痛哭流涕，心中一遍遍追问“天老爷你为何这样无情？为何剥夺我读书的资格？”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返校复课，中小学校恢复招生，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边上课边闹革命”。由于恢复入学不用考试，不同年龄的兄弟姐妹又同时入学在一个班级里里读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学景。
我所在的大队恢复成立了初中班，我的一个四叔和四婶从邻县初中回大队任教，我一次次求告父母让我再上学得到同意后，我才又一次回到东学堂直接上初中班。由于小学没读连贯，数学基础没打好，所以数理化一直是我的弱项。尽管初中在“复课闹革命”和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气氛中上的断断续续，我却因被勒令退学惨痛经历使我认识到学习的珍贵，我加倍努力学好每一堂课程，在数理化上认真弥补自己的不足。三年初中学下来，好在语文和史、地、生课是我的强项，我初中毕业顺利地考上公社高中，公社中学教导主任亲自到我们大队来政审，他们把我叫到大队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教导主任向村里一位支部副书记了解我的家庭出身政治表现时，他那句“他父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能有上学的资格吗？”的反问，令在场的我听后如雷轰顶，天旋地转，差点瘫软座下。那一情景令我终生都刻骨铭心！为此我又一次被政审剥夺了求学资格。看着和我一起考上高中另外十多个同学高高兴兴地到公社去上学，我在止不住的泪水往肚子里流同时，只好哀怨自己命中注定的“黑五类子女”，任何好事都不要想，从此对政审二字格外敏感。
近日，重庆市出台政审不合格者将不能参加高考录取的政策规定，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重浪。这种文革时期的做法如今死灰复燃，让类似我这样被政审改变人生的人格外敏感、警惕。众所周知，近年来，这个国家文革极左思潮不时在社会上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在高校，鼓励学生在课堂告密，导致不少有良知学者纷纷被整肃、被解聘。如今，政审又在高考中卷土重来，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种当年恢复高考时被邓小平亲自否定的极左政策实行开来，将有不少莘莘学子被挡在高考门外，被迫改变命运。如果不果断制止这种极左思潮的回笼，任凭其推行开来，在全社会造成的后果实在无法预料。
对平民百姓的类似文革式的政审不彻底铲除，国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