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编号：ZOn.AS009 作品类型：理论创作

       作品名称： Japanese enterprise Cultural Phenomenon

　　汉语名称：《日本企业文化现象的形成》

　　原创作者：朱则荣  首次提出：2018年12月13日 

　　所属系统：Amergin中央品牌生态系统

　　所属学部：Orderism SD906/ 企业文化学部

　　版权管理：秩学有限公司  列卷：《朱则荣理论》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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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主要遵循的是从中国传入的传统法治思想和传统人治思想，但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社会注重了“法治国”观念，企业文化形象的形成则发生在戴明时期。

　　明治时期（1868-1912年），日本取法欧美，学习西方的政治和宪法，并逐步将德国确立为主要学习对象，引进了德国式的“法治国”观念，在“明治宪法”中构建了分权制衡的国家机构体系，在法律制度上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法治主义。并重点强调了准战时体制、战时体制，这一点和德国制造业后来的崛起类似，严格的军事化改变了日本制造业的本质和性质。

　　“二战”以后，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要求下被迫进行了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造，以明文规定的形式确立了民主主义、国民主权、法治主义、司法国家原理、地方自治、行政责任等新的宪法原理。

　　在企业层面，经过严格军事化之后，军事化思想与戴明质量思想具有紧密的锲合性，从而形成了另一种严谨意义上的制造业管理机制，与哲学观结合后，成为孕育企业文化的核心力量，从而正式诞生了企业文化现象。注意，此时形成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在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系统的管理理论、技术或方法。

　　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此时的日本企业没有“鞭策管理”、“人情管理”、“艺术管理”等现象，有的只是科学严谨的管理思想与系统管理技术的广泛应用。据1978年中国国家经委前往日本企业考察后，形成的考察报告记载，日本企业没有“鞭策管理”、“人情管理”，日本企业高度重视科学管理，且社会分工相当专业化，企业以联盟等形式高度专业化组合起来，只集中于最核心的竞争性技术研发和生产，而将企业所有与主业没有直接关系的环节都交由协作厂来完成，从而形成了日本经济结构中典型的专业分工机制，为日本成为“小企业大国”打下坚实基础。

　　换言之，“人治”在日本企业中并不存在，而企业文化形成的母体根本没有“人治”的成份，日本企业文化的正式诞生——是在科学地研究“人性”基础上，合理设计成企业治理秩序而产生的一种理性的约束理论和规则秩序，是理性的、契约的、形式的、规则化的企业官僚主义，是将人性假设建立在科学系统管理方法上的一种管理技术。

　　从理论界定上，这一点与马克思韦伯理论中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也称为官僚政治或官僚主义）更为接近。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经济与日本战后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体现在系统化、规模化的经济结构形成特征。马克思•韦伯在对中国儒家研究时也证实，儒家无法使中国孕育出系统的、扩大的、有条理的、发达的经济体结构，认为中国无法因此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形态会发育为“小农经济、小市民经济”，扩张的亲友关系和人情化社会将抑制法治、公平社会的崛起，也易产生群体化腐败，企业往往会以裙带关系形成“亲友族系企业”，大而全，且机构臃肿。

　　显然，经历明治维新和戴明质量管理化之后的日本企业，在管理思想上更接近西方式。而企业文化作为日本资本主义化过程和现代企业经济结构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是建立在现代化企业治理和管理技术思想基础上的管理学新方向。

　　我认为，并不能笼统的——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企业文化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而诞生的，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更接近道家哲学，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思想更多侧重的是自然法理与人的关系。而丰田的大野耐一、日本质量管理推动者石川馨等则注重的是严谨的科学管理，将管理视为严格的管理技术。以丰田管理为例，大野耐一认为，人的工作是有缺陷的，或懒惰的，因此在管理观念上，将管理的任务明确为防失误设计，将管理中的“人”，作为一个偏旁，加入“自动化”中，形成人与自动化的结合，这一点更接近中国法家的“人性论”。

　　中国秩序原生文明、近代欧洲工业文明、德国战时法治与制造思想、现代美国民主和科学管理文明，四者汇集荟萃，交替碰撞，最终在日本孕育产生了影响世界的——企业文化现象。

　　注意，此时在日本形成的是企业文化现象，属于现象说的性质，并非系统的学说或严格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理论。1980年代，经由美国学者总结提炼之后，才形成了企业文化这一完整概念，企业因文化而得以脱胎换骨，最终在世界范围形成了企业文化这一独有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是企业文化热产生的深层次根本原因。

　　但我要提醒的是，要研究企业文化，必须从文化母体——文明的产生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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