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章 人性理论应用技术解说（二）
其三，构成人性人格两种记忆构造的互动功能。
人性的非理性状态也是一种人格态。如果是基于体现人性美的“社会主映像”和“生活主映像”积累为核心记忆的感觉信息又被融入综合知觉形成对外响应优势，应该是全社会可提倡和培育的非理性状态。人的理性状态，如果是基于精致的、严密的、极端的利己主义概念系统为动机取向，则又是全社会应该指责和唾弃的“理性”人格态。
以往的人文社科理论分不清人性人格的基本状态，习惯用“情与法”之矛盾之优劣界定，片面推崇“初级理性价值观”。其实“情与法”的对立，不能完全区隔理性与非理性谁优谁劣的人格态，因为“情”，也须分为“儿女私情”与“爱国热情”等。
当一位国家公务员拥有满腔爱国热情时，他对腐败的愤怒、对国家的真诚挚爱，可能与其本人应采取的理智的行为策略发生思想矛盾和冲突，但这，与铁面执法并无冲突。所以，在衡量人性与人格表现时，有些非理性冲动错误是可以原谅的。相反，人性与人格中的那种极端私情则显然与秉公执法相矛盾，但却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初级理性价值观可构成互利互动。所以，有些理智的人格行为是不能原谅的，必须绳之以法。
在政界，公众人物的人格也是“国格”。反过来，国格恰如政治家的“人格”。西方多党竞选制是基于党派之间的“党争利益”所创立的政治制度，显然，两党竞争机制不可能拥有塑造政界公众人物良好人格形象的制度优势。有人说，多党竞选制完全可以对政界人物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笔者就很想询问：以党派政治利益为基点的那种理性的人格行为，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两党之间少数精英阶层在幕后策划政治交易？
因为理智，官场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为了利益，可以随时结盟又可以随时抗衡。这种体现党派利益“初级理性价值观”的冀图，恰恰也能准确反映政界人物的人格表现。其常态是：你当总统我掌财权；推你上宝座需我拉选票；选我进内阁还指望你提名；你我“纳什均衡”，互惠互利，折衷双赢才是理智！如果社会大系统的良性运作完全依靠两党之间那种精明的利己的“理性人格”，对多数民众来说并非好事。
假设：真正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绝无可能仅依靠“执政党”和“在野党”少数上层精英的党争智慧之理性人格为依托，而主要依靠“机构监督”（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舆论监督”和“自发监督”（制度保障公民拥有举报权力）这三种机制，那么，三种机制的有效性在于：它能从机制效应上，让理性与非理性发挥互补监督作用。
比如舆论监督，这种机制必须要求媒体从业人具备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情操，而传媒界，显然相比官场少了许多个人政治目的所连带的“官场理智”；其专业人格主要表现为：对传播价值的理性把握和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握。比如“自发监督”中的举报人，其绝大多数包含了情感受到伤害而自发产生的渴望公平与正义的感觉倾斜程度。
在三种监督机制下，那种单一服从各自党派政治利益的理性人的选择项，则受到了监督主体情感倾斜程度即综合知觉响应条件的制约和制衡，而人脑常规的理性人格又抑制着过分的感情冲动，使监督机制首先从人脑微观系统构成了良性互动机制。
若是反过来假设：让教育界对受教育人一律旨向利己理性培育，使之成为如西方两党竞选中的精英人格一样，都是只寻求各自利益的“理性人”。先不谈这种冀望是否属于一厢情愿，单看结果会怎样？结果是普通公民受到腐败权力伤害他将没有“愤青”言论；他绝不把公权腐败看作是危害公众和国家的丑恶现象，他只看到自己失去多少应该补偿多少；他像对待交通违章一样可以私了，心平气和地面对腐败。因为，他是初级理性人，无需情感上的义愤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冲动，他只需要与伤害他的人做个私下了结足矣。
恰好，那一方同样是专门利己的初级理性人格。一个安于实惠找补偿，另一个甘于破财保平安，你我纳什均衡，很快就摆平了。正如广东某市高官把腐败损害他人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一样，高调称“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如此缺少正义情感和放弃责任的“法外私了”绝非交通肇事那种简化程序的“法内私了”性质可比。它一旦充斥全社会，针对权力的监督必将在民众领域瘫痪，民众中有正义情感的人将成稀世珍宝。
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并非是模仿西方两党制，而是尽快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切实保证机构监督、舆论监督和自发监督三种机制有效运作。不论任何政体都要以制度创新保障监督主体有效行使监督权力。若另起政体炉灶，制度重建会更曲折更漫长。
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绝不能自觉不自觉否认理性和非理性的互动关系。大系统的良性循环均始于微观物质运动良性循环。作为人性表现的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人格，只有行为取向与情绪表现上的差别、只有社会存在所赋予的自觉概念内涵与事物映像内涵的先进与否之分，实际并没有抽象的理性优于非理性，或抽象的非理性优于理性之分。
实验课题（NO：32）崇高的英雄行为能否即时实现理性的数字化定义？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中国80年代青年开始摆脱所谓“非理性英雄崇拜”并启动“利己理性觉醒”的一桩标志性新闻事件——“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舍身抢救掏粪老人而牺牲是否值得”的大讨论。那是中国意识形态变迁的“分水岭”。
面对引领知识界价值观转向的“舆论分水岭”，著名作家梁晓声回顾那场讨论直言不讳地批评：“那场讨论是可耻的。”笔者认为那场讨论把人性人格的一半，不恰当地置于另一半的绝对管控和统帅之下，那至少是违逆人脑微观物质运动科学规律的。
多数人于紧张时刻的综合知觉响应状态，只包含模糊概念。张华看见一位老人在垂死挣扎，显然，其高度紧张的知觉响应功能不可能去分辨老人的职务身份——究竟是省长，还是一位掏粪工？其社会价值究竟比自己高还是低？英雄只要发现那是一个“生命映像”，那是“人”！他就有激情响应条件，就无需任何理由也要奋不顾身挽救他。
试想在那种要命的危急情势下，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思维反反复复地来回掂量？据《读者》2003年16期载：事隔16年之后的1998年，有媒体记者感动于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便来到一所综合大学的硕士研究院，重提旧事并采访学生。有一位硕士生小声回答记者：“从宣传出发，张华该救老人，从‘理性’出发不该救。”
但接着，又有“初级理性”思维更缜密的大学生认为该救。他基于初级理性价值观所产生的“创新”思维成果是通过所掌握的科学概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有人落水你不救，他会死，损失设定为‘1’。如果你救，两人都活的概率为60％，两人一死一活的概率是20％，两人都死的概率也是20％。因此，‘理性’选择较大概率应该去救。”
人们在事后讨论张华舍身救老人这一英雄人格的伟大壮举时，常常忘记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人格的“理性”品质和才能，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表现出来？才应该表现出来？现在，明白了梁晓声“可耻论”的缘由。原来，在绝不应该有那么多理性盘算的时候，却用初级理性价值观贬斥英雄人格综合知觉的本色响应和本能响应；在应该充分体现“人”的血性和激情的时候，却用“理性思维”来充当衡量人性人格的唯一标准。
面对排斥人脑综合知觉功能的极端“理性”，科学理论应予明确指出：它属于典型的“初级理性”及其初级理性价值观表现之一。似乎遇到关键时刻，那些理性人谁都比张华聪明。至于一个人社会价值大于掏粪工不值得为其牺牲的观点，则是更充分的初级理性价值观体现。高级理性认为：不论任何人，哪怕是省长和掏粪工其生存权利也是同等的。紧急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是唯有英雄才所具备的那种本色和本能的高尚。
当人类有了那么多自觉概念积累把自己提升为“理性人”之后，绝不要忘了你脑中的自觉概念积累掩盖不了青少年时期早已构建的以“主映像”记忆为核心的人脑基础性响应条件。你从来没有感动过积累过人性的善良映像和英雄人格的情感映像，即便你拥有理性价值观，那也只能依靠复杂的概念定则经过复杂逻辑运算，然后才能做出抉择。如此，作为正确的善良的优秀的人格表现，你正好缺少一半：没有激情、没有感动、没有热血、没有壮举——那正是当今智能技术所表现的：只有数值定义运算能力的“机器人品格”。
解放军军校大学生张华舍身救老人的行为确属非理性英雄行为，但也是人性的高级本能，是有特定时代文化传统在人脑中所积淀的综合知觉响应条件。另一种非理性行为没有特定的文化传统在人脑中积淀并形成综合知觉动机取向，它表现的是人性的初级本能，即人类原始状态的那种有类于一般动物在危急时刻和饥饿时刻的人格表现。
（2008年加注：5·12汶川大地震不期来临。危急时刻一跑成名的F因丢下学生自顾逃命的冲动行为，是对人初级本能的充分诠释。F转危为安后却用精致的理性人格掩盖初级本能泄露的惊慌失措。问：掩饰临危狂奔失态是为不失精英人格？）
（2008年加注：这种先自发后自觉的两种脑功能互动表现验证了笔者上述于2003年的相关预见。基于“唯理性”概念定则系统的高等教育，很容易赋予人性长于自我掩饰的虚伪，并培养出一代精致的豪华的且善于美化极端利己主义的“新人”。）
（2008年加注：一切偏离人性真相的唯理性命题都是说不清人性人格是非的“理性沼泽地”。大地震当年围绕那场掩盖人的初级本能并波及全国的有关“大难中选择逃命是与非”的争论，结果导致始作俑者把自己可原谅的错误险置于可耻境地。）
（2008年加注：从1982到2008年26年间，从张华被“理性人”贬斥到F临危狂奔被荒唐冠以精英人格光环，历史以它漫长的期待和从容的睿智证明人脑初级理性是一滩布满是非泥泞的沼泽地。人类高级理性是既包容也升华初级本能的智慧。）
（2008年加注：因临危失措自觉不堪又因不堪而发精英感慨重塑风度，这等理性的虚伪反以“理性人格”身价推动了制度进步！令人叹为观止的阴差阳错，显然给中国烙下初级理性时代的印记，也必将警醒式推动国人理性迈上新的思想高原！）
相比复杂的需要自觉逻辑推导的理性思维，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所决定的直觉响应之简单规则给于现代生活的影响力，真的不可忽视吗？是的。生活中的实验结果表明：一个人总是微笑，或者总是以微笑的简单方式对待他人、对待生活、对待不同境遇——这种“生活主映像”，将能赢得绝大多数人的直觉欢愉乃至超越理性思维的爱戴响应。
实验课题（NO：33）林达为什么“粉丝”千万？
《杂文报》
起初，没有人知道其中“谜底”。因为，林达作为著名演员，她的演技一般；作为文化圈人，她小学都没有毕业；作为成功人士，演艺圈内几乎没有人特意捧她，甚至不少影视公司因为“她的文化”、“她的粗俗”和“她的糟糕”，公开声明不与她签约。
不过，导演和制片人不喜欢林达，成千上万的普通影迷喜欢林达，只要是林达主演的影片，就会一票难求，票价暴涨。到头来，影视公司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又不得不千方百计与林达签约。人们始终搞不懂其中缘由，有人拿她与受过高等教育被演艺界公认是一流演员的另一美丽女性特长和优点相比较，希望通过理性分析能找到林达的优越之处。遗憾的是，越是“理性”比较越使专家犯糊涂——理性概念引入越多就越理不出头绪来。
后来，使用非理性调查方法，以人的“整体性印象”相比较，实际正是本书所阐述的以“主映像”为核心链接感官感觉的综合知觉响应优势所决定的直觉判断取向，以此，请观众选择和判断。在此先先给出“整体性印象”的确切定义：它是指不统一约定自觉概念定则的人脑直觉判断，其中只包含模糊概念或综合感觉，让观众给“印象分”。
获取“印象分”的调查项目很简单。一是列出影片片名并提示由林达主演，二是只列出优秀影片片名不提示林达主演，然后请观众选择：“你所喜欢的影片”。这时才发现，美国普通民众对“林达其人”自身的印象，相比对“优秀影片”的印象感觉更好。原来，普通民众是喜欢林达本身，喜欢她在生活中的本来面目所构成的一切事物映像。
现在对上述“实验”过程和参与调查的普通影迷综合知觉中应所包含的“理性萌芽”进行提炼分析，延伸为有自觉概念的理性判断即可发现：林达没有文化，所以显得率真；她总是微笑，所以又透出毫无矫揉造作的单纯可爱；她没有演技，所以才演得纯朴；她情感真实，所以会显现出热情透亮。显然，她这种形象在一个无修饰、无伪装、无克制、无作秀就难以获得成功的初级理性人必所遵循的价值观的社会中，是多么弥足珍贵！
笔者认为：普通影迷的综合知觉之感慨将无法表达上述那么多自觉概念，能把直觉中孕育的理性萌芽分析提炼成明确的自觉概念是少数人的才干，多数人难以抗拒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之必然，或者，即便有知识积累也只能在既有的概念系统中兜圈子。
从上例中可清楚看到，越是生活在以理性价值目标为激烈竞争取向的社会环境中，人的业余生活就越容易响应那些能够帮助摆脱理性思维的一切事物映像。非理性的率真、纯朴、热情、笑容、美貌能够“毫无道理”地感染和感召普通人——确定性。它揭示了西方“微笑服务”比中国较早产生的哲学根源。在竞争环境中，理性智慧用在工作和解决棘手难题上将令人敬佩，如果不加选择用在业余生活中就令人生厌，令人感觉很累。
在繁忙之后，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
在关键时刻，创造感觉比输入概念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