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梓：传统家训的发展、类型与特征
传统家训，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家族发展影响深远。
----- 诸葛长青
最早的家训是哪一则，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周文王的《诏太子发》，有人说是清华简中周文王叮咛周武王的《保训》。《诏太子发》出自《逸周书》的《文儆》，《保训》所在的清华简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释文尚未全部公布。因此，笔者把《史记》记载的周公旦对长子伯禽的训诫视为我国最早的家训。
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实行分封制。周公被封于曲阜，建立鲁国。由于武王旋即死去，侄子成王年幼，因而由周公摄政。周公无法前往封地，便派长子伯禽前往。伯禽临行前，周公对他作了这样的训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贱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这段教诫其子伯禽礼贤下士的训辞，流传甚广；吐哺握发的殷勤待士，无以国骄人的处尊谦卑，千古传诵。
先秦时期的家训强调任何人都应该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不能自求逸乐；只有勤劳有为，才能光大先人的业绩，而怠惰偷安，将会导致家道中落衰败。例如，春秋时期，鲁国人公父文伯（公父穆伯的儿子）持有坐享其成、好逸恶劳的观点，其母敬姜训诫他：“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又如，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子发的母亲以越王勾践伐吴的事例，教诫其子要与士兵同甘共苦，从而激发士气、克敌制胜。再如，孔子教导其子孔鲤要学诗学礼，孟母断机教子等。这一时期的所有家训都是口头说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当时并没有落实在文字上。它们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为我们所了解，不过是后人追述的结果而已。
两汉时期，以书信教子十分普遍，孔臧的《与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张奂的 《诫兄子书》、郑玄的 《戒子益恩书》、司马徽的《诫子书》等，便是其中的代表。
显然，以文献形式出现的家训，较之于一时的口头说教，有着更为持久的意义，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训诫活动的家训是文献形式家训的基础，那么，以文献形式出现的家训则是训诫活动家训的升华，是同一内容在更高层次的体现。
无论是先秦时期训诫活动的口头家训，还是两汉时期以书信为主体的文献形式家训，都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性质单一的特点。为什么要训诫，有具体的原因；怎样训诫，有具体的内容；甚至训诫的效力如何，也有具体的结果。一般来说，它们不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意义。只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它们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其意义总是与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笔者把这种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称为非规范性家训，它既包括训诫活动的家训，也包括文献形式的家训。
六朝时期，我国的家训由非规范性家训发展为规范性家训，即是说，家训不再是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而是着眼于一个人的一生，为了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这种变化的表面特征是由以前相对较短的 “诫子书”发展为篇幅稍长的“家诫”，甚至是以专书形式呈现的“家训”。介绍非规范性的家训，犹如讲故事，具有完整的情节；而要介绍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规范性家训，则只能逐节展示，分篇论列。
《颜氏家训》被尊为 “家训之祖”，成书于隋朝，但题署“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实际上，在它之前，不仅非规范性家训所在多有，而且规范性家训也已经非常普遍。对于《史记》所说的“任公家约”，学界有“任公的家约”和“任公全家人约定”两种读法，我们姑且搁置不论。汉代东方朔的《诫子》用整齐的韵语，讲述了一番 “与物变化”、“随时之宜”等为人处世的原则，已经不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训教。进入魏晋以后，家训教导为人处世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如王肃的《家诫》、王昶的《家诫》、嵇康的《家诫》、李秉的《家诫》、杨椿的《诫子孙》、魏收的《枕中篇》、王褒的《幼训》等，不胜枚举。从唐宋时期起，家训出现了社会化现象，有影响的家训往往不再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全社会所共有。
与非规范性家训相比，规范性家训摆脱了动因直接、内容具体、针对性明确的局限，它不再只是针对一人一事，也不再局限于一时。从形式上说，它很少列举具有鉴戒性的事例，而往往以原则性的条文出现。明清时期，家谱中的家训编写非常注重文字形式，每一条均以有限的三五个字用作一段的标题，如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形式整齐，异常醒目，提纲挈领，既便于诵读，也便于记忆。这些条文往往是数代人生活经验和治家经验的总结，对后人的生活和治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