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创办平民教育的千古奇丐武训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 472000）
无名无号的“义学症”
清道光十八年农历十月十九日（公元一八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山东冠县柳林镇武家庄一户赤贫人家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添丁加口本应该是件高兴的事情，但是对这个穷困人家来说却是个负担，父母连给他起名的心思都没有，村人们按照武姓本家兄弟排行的惯例，他排行第七，于是称其“武七”。武七七岁时操劳成疾的父亲去世，从此，乞讨、打短工、做佣工成为武七一生的职业。由于不识字受人欺蒙、诬陷、毒打，在十九岁时立志要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都能够识文断字，不再受人欺凌。而一无所长的他只能依靠乞讨来实施这个伟大计划。历经数十年的乞讨、打短工等，终于在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积攒了一定的资产，在柳林镇创办了崇贤义塾，光绪十五年又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先生在临清镇创办义塾。终于，这个父母都不想给其起名的人有了自己的大名“武训”，乃清朝政府为嘉奖其兴办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有了自己的字号“蒙正”。武七在行乞中屡屡遭人嘲笑，但他总是自我解嘲地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白天乞讨，晚上继续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常常唱：“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有人劝他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于是有人说他患上了狂妄的“义学症”，他也不为意，还自号“义学症”。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清政府授于他名实相符的谥号“义学正”。今年是武训先生诞辰180周年，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创办平民教育的千古奇丐。
不知书但识礼的武训
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
每逢开学第一天，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当地名士杨树坊、崔隼等人请他入席，他却说：“我是乞丐，不识字，不敢与先生同席。”武训和学生一样分到一碗大锅菜和几个馒头，他却悄悄外出换来几块新砖，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离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示。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千古奇冤，一介乞丐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千古奇丐，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蒙受千古奇冤！坟墓被掘开，尸骨被焚烧，武训祠、武训的汉白玉塑像、“义学正”匾额均被毁。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遭批判、演员遭批斗；画册《武训先生画传》被毁。
由周扬负责，主要成员由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等十三人组成的调查组，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说他是大流氓是因为他当年要钱时曾做过一些“庸俗”的动作，还“认一个女人做干妈，并吃过这个女人的奶。”
御用文人周扬把对《武训传》的批判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认为，“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至此，以颠倒黑白为能事的周扬完全道出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本质。周扬于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他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运动”，“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的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当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曾经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之句，借用在这里，“千古奇冤，一介乞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不知道这样的社会里是否还有廉耻？还有正义？集权专制让多少人多少事蒙受了不白之冤！
廉价的平反
1980年8月，第一个勇敢的人挺身站了出来，他就是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先生，他投书《齐鲁学刊》，倡议为武训平反，他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最后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但是，直到 1985年，才由平反陶行知先生而推及武训先生。
这种平反，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没有补偿，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平反的方式也只是一纸决议或一个短小的登报声明而已。再大的罪过，天大的冤屈，似乎都可以被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豆腐块平反文章在瞬间彻底消于无形。而武训，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也许，由于他已经作古，只能靠历史来评判。尽管他一生很贫穷，他也会觉得这种“平反”过于廉价。
正象某些人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任何意识形态的矫揉造作都是非人道的，真诚、善良、无私、执着永远是普世的准则。今天，我们纪念武训，就是弘扬真诚、善良、无私、执着。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戊戌年二月初五，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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