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面临流动性危机 

 

　　文/ 尹泽 王杰

　　——在全球产能过剩、美国制造业长期空心化，美国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缺乏全球竞争力以及全球资本回流推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依靠正常贸易途径扭转美国贸易逆差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特朗普唯一的选项只能是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一手推翻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全球贸易秩序与规则，重塑世界贸易秩序与贸易规则。这就是国际贸易战以及汇率战在全球经济反弹过程中逐层展现的根源，也是世界经济未来十年内必须经历的历程，中国需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

　　——在奥巴马“亚太战略再平衡”推出后，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应谨防西方发达国家半渡而击。当中国“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欧美等国联合起来半渡而击，中国投资将遭受巨大损失。

　　——在全球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在上市僵尸公司占用大量市场资源的背景下，新股发行常态化，中国股市存量流动性正在枯竭。如果继续常态化发行，中国股市在破位下行空间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将一泻千里。

 

 

　　正文：

 

　　2018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剧烈的流动性风险，引致风险的导火索是中国股市。

　

  　一 、 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贸易战根源

 

　　进入2018年，特朗普向全球征税以及中美贸易战如期而至。

　　这场伯南克与保尔森联手救市时保尔森强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论调埋伏的伏兵终于在十年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过程中露出真容。

　　要理解这场贸易战降临，必须回溯历史，从历史中才能得到特朗普怪异执政行为的答案。

　　次贷危机后，美国二战后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在下降。奥巴马从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方撤军也显示出美国综合国力的下降，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过程中， 亚太各国对奥巴马政策反应平淡。在全球范围内，奥巴马打造的TPP与TIPP两个战略性贸易协定，直到其离任也未能成行。虽然奥巴马将美国带出了金融危机泥潭，但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格局并未在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道路上产生实质性转变。

　　特朗普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美国历史与现实推上历史舞台的。“美国优先”的口号反映出了美国在次贷危机后要求“再工业化”实业兴邦的巨大社会诉求。长期靠华尔街支持政治精英们的失势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产业空心化的忧虑， 也反映出美国经济华尔街化的没落。尽管奥巴马通过拯救华尔街挽救了美国经济，并将美国经济带向复苏，但奥巴马后期执政时美国经济巨大的内外债并未能依靠华尔街经济来实现扭转，这为希拉里的竞选失败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特朗普当选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会。

　　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竞选口号将贸易不平等与振兴美国制造业相挂钩反映出美国回归实业兴邦的理念。正是这一理念，美国铁锈地带的选民们将政治素人特朗普送入白宫。尽管表面上特朗普的当选撕裂了美国社会，但随着特朗普将其施政理念逐步陈献给美国人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分歧正在出现弥合，这也反映出特朗普执政的能力。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是一个不完整的政府，也是一个不团结的政府，这一点也没有妨碍特朗普如期进行施政。特朗普正在将一个竞选型政府打造为一个执政型政府，这也是特朗普不同于既往政治精英之处，也是特朗普的长处。把特朗普看作一个生意型政治家是人们的一贯看法，但人们忽略了他面临的处境，把长期依靠华尔街经济的政府改造成为依靠实业兴邦的政府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的首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阁员的变更将会比人们看到的更频繁。

　　经济泡沫化是金融化经济，而金融化经济的本质是债务的堆积，美国长期依靠华尔街经济导致美国经济长期债务化。美国债务积累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承受的。如果美国经济再次倒掉也将会给世界经济给与毁灭性的打击。当美国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 那些美国债主们损失惨重，中国作为美国债务的最大债主，将首当其冲。如果看到这一点，那些试图将抛售美国国债作为贸易战的学者们是否会感受到觉得脊背上冒的冷汗。

　　奥巴马离任时为特朗普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全球资本回流、美元逐步走强以及受全球资本回流推动美国经济进入复苏。经济复苏虽然增加了就业，但是由于庞大的内外债成本吞噬了美国经济复苏的红利，使得美国经济中长期复苏面临夭折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回流资本推高了美国资产价格，美联储加息虽能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回升，但实体产业投资将面临融资成本上升困境，这也就是在美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美联储一边加息，特朗普还得一边进行减税改革，同时还不得不推行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原因。这一问题的客观存在助力了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也凸显出了特朗普作为素人比美国建制派精英对美国经济认识更深刻的一面。

　　要彻底扭转美国内外债吞噬经济复苏红利的困境，特朗普就必须做出扭转美国贸易长期逆差的格局。在全球产能过剩、美国产业长期空心化，美国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缺乏全球竞争力以及全球资本回流推动美元升值的背景下，依靠正常贸易途径扭转美国贸易逆差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特朗普唯一的选项只能是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一手推翻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制定的全球贸易秩序与规则，重塑世界贸易秩序与贸易规则。王杰认为，这就是国际贸易战以及汇率战在全球经济反弹过程中逐层展现的根源，也是世界经济未来十年内必须经历的历程。换句话说，世界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全球化修正进程。

　　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必须直面且需要大智慧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些放言在中美贸易战中“以战止战”的做法以及把贸易战看作短期行为的想法在世界经济大格局重塑期间只是一种只顾眼前的想法，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中国需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

 

　 　二 谨防“一带一路”战略遭遇半渡而击

 

　　在奥巴马“亚太战略再平衡”推出后，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应谨防西方发达国家半渡而击。

　　上世纪期末，美国主导全球的能力开始下降，欧元的诞生表明欧洲事务正在走向欧洲化，本世纪初亚洲制造业的再度崛起也推动了全球多极化进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总量虽紧追美国，但中国始终未能能加入西方7国集团（俄罗斯虽然经济总量远远小于中国，但在1997 年加入该集团。俄罗斯因普金对欧盟及北约东扩的抵触、对内政执政地位巩固方式以及克里米亚问题而被踢出局——俄罗斯表象化的西化进程由此而结束，从克里米到叙利亚问题，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对立最终将俄罗斯拖入衰败，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以来，20国集团对全球影响逐步上升——中国地位也因此凸显起来，但是，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影响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还是7国集团，这是由西方经济发达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主导地位决定的。共同的价值观不仅维系着西方经济发达体之间的联系也决定了其维持全球市场利益行为的一致性。中国在该集团之外很难打造出强势影响世界格局的普遍性经济利益共同体。

　　次贷危机损害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利用次贷危机引致的欧债危机击溃了欧盟及欧元区经济，英国脱欧以及欧元区民粹主义的流行是美国胜利的标志。 次贷危机后，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已对美国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特朗普已将中国和俄国列为竞争对手。客观起来说，俄罗斯已不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因为俄罗斯在普京的治理下，正在走向没落，尽管俄罗斯还是军事强国——失去经济动能的军事强国。特朗普知道遏制中国仅仅依靠美国自身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但是美国对发达国家影响力日渐衰微，象奥巴马那样依靠仅仅搞个TPP和TIPP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乎，特朗普执政后先是在中东以色列、叙利亚、伊朗核武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埋伏笔做文章，似管非管，唱起了迷糊。其实特朗普是在利用伊核协议和普京在这两地插手的游戏给欧盟施压，要的不仅仅是军费，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对欧洲的威胁来重新确立美国在西方国家间的主导地位，以便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获得主导世界经济秩序与贸易规则的领导地位。此次全球征关税以及豁免谈判也是同出一辙。在亚洲，此种手法在朝核问题上也是如此这般。

　　一旦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得手，军费自是有人承担，同时也慢慢解决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新的贸易秩序与贸易规则则由美国来主导制定。在这个过程中， 欧美、东亚、拉美阵线一体化，将给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带来巨大阻碍，当中国在海外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欧美等国联合起来半渡而击，中国投资或遭受巨大损失。在欧洲，默克尔连任后对中国在东欧投资不满的观点已经显示出这种不祥。

　　尽管“通俄门”事件直接阻止了特朗普联俄遏制中国的梦想，但特朗普的后手是通过中东问题与乌克兰问题联合欧洲以及中东代理人国家搞垮俄罗斯经济。一旦俄罗斯经济垮台，中亚国家经济将一落千丈，中国西向既成投资同样遭遇埋伏。

 

　　 三、中国经济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本原因

 

　　加入WTO后，伴随着跨境投资增加，中国走向制造业繁荣的时期，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崛起与国际贸易几何数量级的增加，中国逐步由资金匮乏的国家演变成为了资金过剩国家。中国走出次贷危机后，思维惯性决定了中国投资加出口驱动的经济行为。在这一思维下，过剩资金并没有改变既定投向。在保增长与稳增长政策导向下土地财政越演越烈。土地财政最终演化成为了政府杠杆融资工具，由此导致房地产变成了高杠杆套利工具，从温州炒房团到全民炒房，这一盛况一直演化到2016去库存达到高潮。进入2018年，这种风潮在各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需求催动下仍未结束。在管制制度下，土地金融化，不仅加速了境内投资成本，而且也深度抑制了中国工商业实体投资的发展：

　　一、土地成本上升与房地产价格瑰丽泡沫导致中国制造业资本持续流出并进入房地产市场，造成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创新资金不足，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壳”制造水平。当贸易战降临时，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业将面临灭顶之灾。中兴公司遭遇制裁仅仅是特朗普的警示而不是结束，伴随着贸易战的僵持与升级，全面制裁就会迎面赶来，中国“壳”制造就会面临毁灭性打击。

　　二、土地成本上升以及租金快速上涨导致中国过剩资本难以进入金融产业，非国有企业资金在银行业领域难以发展，只能进入市场投机，低成本的互联网金融在“普惠制”金融口号下打着金融创新的口号遍地开花，投机行为最终酿成普遍的犯罪，互联网金融的开放结构决定了线上金融监管的缺失与监管难度。遭遇市场危机时，既无章法可循，也无法进行有效清算，只能以定罪了结，投资者的巨大损失对金融信用之损害却会被无限放大，从而会加深危机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引致社会动荡。在发达国家，私人部门过剩资金在传统金融领域获得普遍发展——在大金融机构之外，中小银行机构获得充足发展，金融普惠不仅繁荣、丰富了金融产品与服务，也为传统监管夯实了基础，即便出现市场危机，进行挽救也是有章法可循。

　　三、土地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医疗、教育及养老产业停滞不前。非国有企业宁肯将资金进行市场投机套利也不肯投入医疗与养老产业，中国医疗资源不足与看病难养老难以成为一道景观。在社会资金拒绝进入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的医疗价格改革变成了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西红柿，反复折腾屡不见效。在需求不断扩大膨胀，供给拒不增加的医疗市场领域，中国的医疗价格改革成为一个难题。看病难在改革中会更难而不是更简易、更廉价。

　　四、土地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基础商业凋零。长期依靠电商发展零售，土地房产资源利用率低，包装运输能耗大，关键的是，其危也害大，轻则企业与公民隐私数据泄露，重则危及国家安全。伴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疯狂发展，中国商业地产遍布全国各地，从大中城市的大型商业地产到县域商业铺面，遍地开花。“非典”成就了中国电商，这个“舶来”商业技术被中国当作技术创兴大面积“复制”推广应用，而土地成本和税收的不公导致中国传统商业失去竞争力，中国的商业零售近乎凋零，已谈不上扩张与发展。在很多地方，空旷的天价商业用房遍地皆是，开业倒闭，再开业再倒闭的现象比比皆是，商业用房转手频繁，造成资源大量闲置浪费。在拆老城建新城的高歌猛进中，（许多旧城区传统建筑的消逝不仅毁灭了中国旅游业的基础，同时千城一面，西化建筑遍地林立，失去了中国文化特色）新建城区中不仅住房空置大量空置 ，更多的是商业建筑也被闲置。扭曲的电子商业模式摧毁了中国商业经营环境。如果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能够拉动中国经济以及就业增长，中国何须近十年依靠增加负债通过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贸易出口补贴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中国除了电商，还有所谓的共享经济，这些依靠不断融资与占用客户备付资金的商业模式一旦资金断裂，无异于庞氏骗局。互联网+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行，与国家对公民信息保护不力有关。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商业仍占有主导地位，基于国家严格保护公民信息以及这一理念下企业、公民对私密信息的自我保护，互联网商业模式受到很大限制。西方国家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及人工智能等等创新技术更多地应用在军事、国家安全、高端装备自动化与智能化制造以及教育领域，而中国却将这些“舶来”技术普遍地“复制”应用在商业与生活领域 ，大面积无死角全角度收集企业及私人信息尤其是个人生物信息（指纹识别、面部识别以及瞳孔识别）。现在，中国企业部门与个人信息大数据化已成为互联网商业企业生存的基本手段。在互联网商业产品与服务买卖的背后，实际的买卖是大数据的买卖，那些长期不盈利企业却能够不断再融资烧钱扩张还能长期生存的秘密不过如此而已。当一个国家的基础数据缺乏严苛法律保护，且不断向向全球输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军事政治安全都将失去保护。在无线互联网时代，通过无线互联网应用技术，利用已知中国企业信息和公民信息，其他竞争国家以及敌对国家都可以通过中国电子商业平台大数据或者借助中国企业或公民的使用的终端设备收集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包括政府部门与军事部门的信息。

  现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的炒的”观念已经建了，炒房风潮所有所遏制，但对房地产市场通过市场化改革从而建立房地产市场机制长效机制并未建立，行政化手段仍然是主导地位，市场引导机制的缺位不能从改变土地财政命运之下的炒房风潮。不去除土地财政，中国工商业投资发展将无法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实体投资的虚化将持续，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对电商进行严格立法规范，电商以及其他互联网经济将最终酿成泡沫，其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将是巨大的，在互联网加经济创新过程中，技术的创新是才是重点，商业模式的创新一定要建立在苛法保护企业以及公民个人隐私保护基础上。任何技术创新不能建立在增加能耗，浪费存量资源的基础上。

 

 

　　 四 、 中国市场流动性危机

　　2016年房地产去库存高潮表面上消化了中国庞大的存量商品房，但这一高潮隐藏了对中国经济的巨大伤害：第一，中国房地产市场彻底变成了套利工具，楼市耗尽了市场流动性，尽管政府通过限购限卖等行政手段遏制楼市投机，冻结资产流动性来缓解预防市场大幅波动，但市场投机改变楼市住房性质属性的风险并未改变，虚高估值之下的楼市一旦失去流动性支撑，价格回归是必然 。第二，中国楼市早就透支了中国几代人累计的家庭储蓄，2016年的楼市多重加杠杆炒作快速将政府与房地产企业债务转化为家庭债务。在政府债务、企业债务未能有效降低的背景下，家庭债务快速上升就彻底摧毁了中国经济转型最后的韧性。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与缩表的大背景下，中国快速耗尽家庭储蓄将加速抬升银行业资金管理成本，这对于转型未能成功的中国壳制造产业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楼市的高歌猛进在高地价的基础上再一次推高地价，土地批租租金的上涨不仅提高了中国制造业投资门槛也加大了企业运行成本，土地租金上涨必然推动住房租金的上涨，劳动力价格螺旋上涨将成为企业用人成本的负担，在融资难且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不仅既存中小企业难以生存，那些试图创业的人也将在创业过程中也因背负过重的负担而面临创业失败的窘境。房地产业成为了中国吸金利器，中国制造业失血挣扎已成为一道景观。伴随着全球加息时代与缩表进程的加快，在贸易战持续不断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流动性风险。

　　2017年以来，中国股市历经长期调整估值风险已经释放。但是，肖钢离职后的股市建设与改革背离了既有改革方向，不仅逆市场化改革卷土重来，而且涉嫌市场利益输送远比2015年股灾时高超。

　　其一、股市建设不靠法制靠喊话、喊话之下中国股市若非央行与银监会及时救市，2017年5月中旬市场崩盘是注定了的。

　　其二、肖刚离任后，肖钢时期市场化注册制改革被阉割，中国迎来了史上最严格IPO“发审委”，注册制改革算是灰飞烟灭了，法定注册制改革期限只能无限期拖延。

　　其三，2015年股灾之后，缺乏彻底清算的股灾在2018年初再次上演。在全球股市普涨格局下，中国股市在肖钢离任后的监管变得格外离奇，中小市值股票在打击题材、重组以及概念炒作股背景下破位下行，这些背负振兴中国制造业的股票绝大部分全军覆没。而所谓的蓝筹大盘股扛着价值投资的帽子被反复炒作，并利用相关指数型基金与期现货市场进行套利。2015年股灾之后，境内遭到打击的套利资金也变得更加隐蔽， 通过资金外流披上合法外衣入境套利表现得完美无缺。看这些股票中十大流通股大股东上证50股票中那些反复轮动拉升操纵指数的大市值股票中那一只没有这些资金。从2017年5月到2018年1月底，这些资金利用国家救市与监管机构对中小市值股票的打压下赚得捧满钵满地离场了。离场之后，股市暴跌一地鸡毛，10日之内沪指跌回2017年5月国家救市的起涨位置，“黑色星期一”变成“黑色一星期”。对比纳斯达克指数，看看中国创业板的走势，就知道中国创新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命运表现有多悲惨。

　　在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表现良好的背景下，中国创新上市企业在资本市场如此表现匪夷所思。

　　尹泽认为， 中国股市不是缺乏投资者，而是缺乏好的上市企业、缺乏公正的监管体制以及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不建立市场优胜劣汰机制，不建立公平公正监管机制的融投资市场环境下，加强监管审批，一级市场的寻租与二级市场的利益输送就会越远越烈，最终酿成资本市场的没落。

　　上市公司的目标是做大做强，从而与非上市企业形成有效的产业链，推动产业整合与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是通过资本运作进行反复套利——现在中国企业蜂拥上市是为了圈钱，上市后高位套现姑且不论，看看这些年募集与质押来的资金有多少进入理财市场，又有多少进入楼市炒作房地产或进行其他套利交易，就观察出近两年中国股市制度建设的缺失。中国资本市场已异化成了利益输送场所，企业包装上市是为了将企业兑变成套利工具。

　　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不需要所有的企业都成为上市公司，尹泽认为，资本市场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是产业核心资本通过融投资完善、整合其行业产业链条的场所。如果所有的想上市的企业都能上市，那么这个国家的产业将没有核心产业企业，更谈不上产业链条。这两年海量IPO解决了堰塞湖，却错配了市场大量资源：当过多普通企业上市占用了市场有限资源的时候，核心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必然捉襟见肘 ，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已经建在海市蜃楼上了，“壳制造”命运难以摆脱将酿成灾难。

　　在全球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在上市僵尸公司占用大量市场资源的背景下，新股发新常态化，中国股市存量流动性正在枯竭，如果继续常态化发行，中国股市在破位下行空间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将一泻千里。

　　当股市失去流动性的时候，在贸易战扰动加大背景下 ，一场股市崩盘触发的流动性危机将在各个层面展开。股市流动性缺失，楼市流动性缺失，企业流动性缺失已构成中国境内市场流动性风险。

　　仅仅央行释放存款准备金救市是不够的，叫停新股发行并多措施应用才能够挽救市场。一场挽救流动性的战役必须打响，否则，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预言的“明斯基时刻”就会悄然降临。

　　在特朗普还未能全面纠合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对付中国之前，中国不能因为自身监管问题而造成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