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了解九一八事变的来龙去脉

曹秀

 

 

一、九一八事变的内幕

    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的，从日本《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一书中不难看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始档案，全方位、多角度地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和历程，其中还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其他阴谋，进一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日本侵略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民族，16世纪中后期，日本西南部的大名和海盗组织部队，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是为倭寇。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欲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中国明朝出兵抗击。1874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出兵打过台湾，侵占中国附属国流球，并将其改为冲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同年，日军侵占我领土台湾。19世纪末，日本强租中国旅顺口，大连湾。1900年，日本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八国中唯一没有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的国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侵犯了中国主权。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一战时，日军进攻驻山东的德军，其间屡犯暴行。1926年，日军炮击大沽口，驱赶冯玉祥。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然而，中国人警惕性高，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诡计并没有得逞，他们只好转向东北。

    从1928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叫嚷：到了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的时候了。一封日本奉天侨民会长野口多内致电陆军大臣南次郎的密电显示，野口多内希望日本“尽快在东北建立满蒙政权”。这封密电加速了侵略者的步伐，与此同时，1930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日本从中国东北攫取的经济利益也急剧减少，他们不得不向东北渗透。1931年1月，满铁前副总裁松冈洋右宣称：“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满铁总裁内田多次发密电给外务省汇报日本关东军在铁路沿线的驻军情况，为侵华做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野蛮暴行，激起民众的反抗，从1929年到1931年，仅在沈阳、抚顺、辽阳、铁岭法库一带就出现20多次民众抗议和工人罢工。广大民众反日斗争形势日益高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安。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曾为此发密电给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张学良蒋介石有利用共产党反日的迹象”。感到在东北的利益受到了威胁，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日本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忙于内战，对满洲问题尚无反弹力量，侵略中国东北的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因此，日本决定使用武力攻占中国东北。

    日本计划：先占领中国东北，再对美苏开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已做了对苏联和美国开战的准备。早在1929年7月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若准备对美开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陆军步兵学校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演讲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根据日本政府的侵略方针以及日本内务省、拓务省的计划和密电，日本军部又进一步策划了占领中国东北的方案。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1.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2.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3.占领满蒙。从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步骤已经确定。6月19日，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拟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主要内容是：倘若满洲的排日活动再发展下去，也许要采取军事行动。让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了解满洲的排日活动，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之际，能得到国内外舆论的谅解。采取军事行动所需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密电上报，以一年为期，即到1932年春采取军事行动。这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纲领性文件。后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基本是按这个纲领进行的，只是时间提前了。

    按原计划，1928年，日本关东军就密谋攻占沈阳。早在1928年10月，关东军参谋、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就着手制订了攻占沈阳的计划。关东军计划了很多细节。1930年冬，经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密谋策划，拟定了在沈阳北大营连接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实行爆破的方案。1931年春，关东军组织了一个爆破小组并拟订举事的具体时间。后来，关东军又多次精心组织了在东北各地的占地考察，为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做积极准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不久，日本关东军便开始制造种种公开挑衅事件，制造反华舆论，煽动战争情绪。其中最主要的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交涉和处理中村事件中，日本的密电曾多次提及。如关东军参谋长专为此事致电日本陆军省次官，说明中村是如何被杀，以及与张学良交涉的情况，并提及中国方面已经妥协，特别是在日方的压力下，张学良已经密令东北各报社和通讯社禁止报道中村事件。同时，日本军部的密电显示“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急切心情。

    接下来计划加快，密调更耐寒的第二师团士兵到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制造舆论、煽动战争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加紧了军事部署。在日本关东军中，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是煽动战争最活跃、最狂热的人物。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4次参谋旅行。参谋旅行遍及东北各地，参加的关东军军官一面进行军事侦察，考察地形，组织模拟军事对抗，一面进行占领满蒙方案和战术的研究。这次参谋旅行成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准备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4月，日本军部还以换防为名，将驻辽阳的关东军第十六师团调回日本，另把第二师团调来。第二师团的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有较强的耐寒能力，适于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7月，日本军部还批准将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秘密运至大连，再运到沈阳。隐蔽地安装在沈阳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并将炮口标定东北军驻地北大营。1931年8月1日，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特别是东北的情形非常熟悉。在赴任之前，本庄繁曾秘密给陆相南次郎上书：首先占领满蒙，进而使支那四百州在我掌握，全亚统一，欧洲征服，均能实现。本庄繁到任后，从9月7日开始，对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辽阳、大石桥、长春、沈阳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检查关东军“应变准备工作”。本庄繁巡视期间组织多次军事演习，公然把东北军兵营作为演习目标。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连续组织演习，并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声称：“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演习为掩护，秘密进行战争的准备，并以此欺骗东北军民。

    此时，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团体和机构都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满铁总裁内田为此也曾多次发密电将关东军的行动报告给外务大臣币原龟，如铁路沿线的军队调动情况，各车站军队的行动，甚至是对关东军行动的预测等。满铁公司职员也组织装运货物的演练，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一张巨大的侵略战争网已经拉开了。

    9月18日上午，本庄繁在辽阳检阅了从日本特意调来的关东军第二师团，他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当万一事端发生时，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这其实就是发动战争前的动员，他的话无疑是鼓励日本侵略者，指点他们的攻击时间。本庄繁于当晚10时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兴奋地等待圣战的到来。这时，关东军侵占东北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大营南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撒谎说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如果这时部队抵抗，日本侵略扩张的目的不可能达到，可惜在日本侵略者突然袭击下，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打，还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大员四处逃避。东北军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分三路撤退；大部分通过新民、打虎山，退到锦州；另一路退向铁岭、开原，去通辽；再一路是由辽中、营口、台安，退入山海关。9月19日，日军占据开原，从此开始14年统治。据统计，当时东北军在东北有近20万人，日本关东军总共有1万多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全城。此后，又相继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座城市。同时，驻朝鲜的日军也越境进入东北。除城市外，日军还完全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南满、安奉等12条铁路线。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辽宁、吉林后，即积极作侵占黑龙江省的准备。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日军又调转矛头进攻锦州，袭击辽西地区。1932年1月1日，日军对锦州发起总攻，虽遭到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所率的公安部队的顽强抵抗，但终因东北军及黄部接到向关内撤退的命令，又把锦州城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接着，辽西地区完全沦入敌手。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安分守己的中国人被九一八事变惊骇了，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于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开始了。很多中国老百姓参与其中，涌现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在极度贫乏的困境中坚持抗战。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善罢甘休，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3年热河事变，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并进犯长城其他各口。1935年华北事变，策划华北五省独立。1936年进犯绥远，被中国守军击退。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八一三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日本侵略军约28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大举进犯上海。中国军队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遗憾的是，中国军队力不从心，陷入困境，不得不坚持打持久战。这一打就是14年，这一打惊心动魄，打得侵略者抱头鼠窜，打得中国人精疲力竭。当然，也打得中国人扬眉吐气，也打得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

 

二、有关不抵抗的4条线索

据资料显示，有关不抵抗的4条线索：

一是张学良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会议开了一个通宵。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的解释是：“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

二是蒋介石事变前夕正谋求与日本陆军中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9月18日晚9时半，蒋介石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东北军的“不抵抗”，相当于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认。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还在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件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默认了东北军的“不抵抗”。实际上，早在1927年蒋介石去日本时就曾表示过，只反共，不反日，造成日本人在中国肆意横行。

三是关东军目的不是占领全东北，还想要给日本政府制造危机，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关东军既然怀着这样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受政府约束。所以，张学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的“不抵抗方针”，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促成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

四是当时广州政府逼蒋下野，直接导致张学良放弃东北最后一个据点，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要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并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最终只能选择在1931年12月15日辞职下野。蒋的下野，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张学良不放一枪一弹，放弃了中国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锦州。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实际上，因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必须拔除的眼中钉，自事变爆发，即不遗余力对其进行攻击。张学良放弃锦州，意味着东北终于彻底沦亡。 

蒋介石下野只是一时借口，又给日本侵略的机会，中国人还是要抗日的，战争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