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无烟诉讼第一案”胜诉，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7年6月，因在普通旅客列车上遭遇二手烟，大学生李华(化名)将哈尔滨铁路局告上法庭，索赔购票款102.5元，同时要求取消有关站台及该趟列车内的吸烟区、拆除烟具，禁止在上述区域吸烟，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元等。昨日下午，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铁路局在相关列车上拆除烟具，取消吸烟区。（6月26日《新京报》）
好事多磨，事情发生一周年后，终于有了较为圆满的结局。虽然当事人李华对这个判决结果表示“满意，这个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但笔者依然认为法院驳回李华要求哈尔滨铁路局“赔偿其购票款102.5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精神损害赔偿1元”，对身为大学生的原告很不公平，对被告有偏袒之嫌疑，尤其是被告败诉后没有承担律师代理费，显得较为荒唐。这样的判决，不利于鼓励公益诉讼，不利于唤起公民意识，将进一步加剧国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心态。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烟控”的资深网民，《左手禁烟 右手售烟；每谈“烟控”中国尴尬》一文代表着我对中国“烟控”不力的基本认知。去年11月得知该案后，曾在微博里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这样的诉讼！提醒法官，中国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之一。
中国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控烟公约》，成为第77个缔约国，2006年1月正式生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贯认真践行国际承诺，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说句不客气的话，在“烟控”方面却表现出与中国大国形象极不相称的“说一套，做一套”。
我在《每谈“烟控”，中国害臊》一文中曾评论，每次遇到涉及“控烟”的国际会议，或者每年的“世界无烟日”，那些负责“控烟”的官员，不知道是否有负罪感？
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就因为中国“控烟”工作不时在国际场合遭他人耻笑。比如国际烟控专家帕翠莎•兰伯特曾嘲笑中国烟控：“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而在2008年召开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NGO代表授予“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
有关中国“烟控”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中国“烟控”极其不力的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此外，烟草使用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2014年因烟草使用致经济损失约3500亿元。
另据报道，中国“二手烟”受害者已高达7.4亿，每年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导致的相关疾病。因吸烟引起疾病死亡人数占12%，超过艾滋病、结核病、交通事故和自杀人数的总和。
占世界总人口19%的中国，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烟民（中国3.2亿烟民与美国总人口相当），消费了全世界44%的烟草。中国烟草消费量是第2至第28位国家的总和。
2013年《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称，中国控烟10年，但卷烟生产量增加了近50%。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评估显示，中国在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工作方面为0分；公共场所禁烟方面只得2分。
当然，中国烟草业逆世界潮流而动也为国家创造了“天量”税收和利润。国家烟草专卖局1月16日宣布，2017年中国烟草实现税利总额11145.1亿元，高于同年国防费预算。但如果将这种数据作为成就，那就一定会载入“历史性笑话大全”了。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关毒品的税收为零，能说禁毒工作做得不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自2011年1月起，我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笔者就此曾撰文《工作场所禁烟，应先砸机关“烟灰缸”》，可八年过去后，党政机关办公室里面的烟灰缸真的被砸光了？我对此仍是持不乐观的态度。
笔者之所以支持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女大学生李华胜诉，就因为这个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中国作为《控烟公约》缔约国，竟然允许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室，被评为“文明单位”的机关办公室摆放烟灰缸，这无疑是对《控烟公约》的极度嘲讽。我希望该案能引发“蝴蝶效应”，让不愿意接受“二手烟”伤害的民众纷纷站出来状告设置吸烟室，摆放烟灰缸的单位，让部分烟民因为吸烟不方便而果断戒烟。（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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