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品德高尚，有道德觉悟的人称为“君子”，君子坚持仁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胸怀坦荡，谦虚和乐，自强不息。君子仁德人格的最高理想是“圣人”。圣人除了内在心性修养达到高峰之外，还要求外在事功上有相当大的成就，也即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圣人的修养并非只有帝王才能达到，“人皆可以为尧舜”，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路径，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

改造本性

成贤成圣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认为，“内圣外王”本应是修道者追求的修身立世之道，但因百家纷争、道术不行、天下大乱，而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这是很不幸的事。庄子感叹说，如果百家固执己见，一意孤行，那么，后世的学者就难以看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也就难以完整地流传下去。

相对于庄子感慨“道”的“暗而不明，郁而不发”，难以发扬光大，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却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在儒学中，孔子的思想中已包含有“圣王”观念，例如他把尧舜视为“圣王”，认为他们所行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孔子的弟子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则说孔子比尧舜更好。孟子甚至说，昔者上圣列为天子，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所以说，孔子就是圣王。《荀子·解蔽》中为“圣王”下了一定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

在儒家典籍中，“圣人”是人格品德最高的典范，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孔子尽管说他没有见到圣人，但他却被后人奉为至圣。《论语》中没有“圣王”的观念，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说，却奠基于孔子。其后孟、荀分别予以了发展。

孟子认为，“仁政”是内圣外王的核心，此种“仁政”的实行，有赖于先王的“不忍人之心”，孟子所说的圣王即是指那些能保持“仁义礼智”的先王。在圣与王的关系上，孟子侧重内圣。他在《孟子·离娄上》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圣人主要是指在德性上可作万民表率典范的人，只有道德修养达到一定修为的人，才堪称此誉。

荀子在《荀子·儒效》中说：“修百王之法，若辩白黑；有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运四肢；要是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强调的是圣人的“外王”。相对于孟子，荀子更加重视圣人外在事功（王）的一面。其实，荀子也比较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他讲：“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甚至认为心性修养比治国还重要。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辩证理解为人们勾画了这样一幅理想人格图：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在外在事功上就达到了王的成就。

儒家的重要著作《大学》也表白了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其主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个人内心修养的阶梯，这实际上就是“内圣”之道；而主张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内心修养完成后的自然发展，也就是“外王”之道。

宋朝张载追求的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段话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人生境界。它将“内圣外王”的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历代学者在“成圣”的信念追求方面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成圣的问题上却有着分歧，孟子倡性善，他认为所谓修养就是保存自身已有的“善端”并将其扩充出来，同时，他也注意到，因为追求过多的物质欲望会使人失去善性，因此，他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把“寡欲”作为养心的主要内容，走的是一条内省的路子。荀子倡性恶，认为“善”是人们后天努力改造的结果，因此，他更加注重人们后天的学习，他说“圣可积也”，即是主张通过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道德而成为圣人，走的是一条向外学习不断改造本性的路子。这两种不同的修养方法在后世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儒家倡导的人生最高境界就是成圣，其次是成为君子。君子理想是儒家人生境界的另一重要内容。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义指君子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孔子以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认为，君子理想人格的本质是重义轻利。这一传统被后世的儒者不断发扬光大。

如何成圣成贤或“超凡入圣”，再把“圣人”造就成“圣王”，而由“圣王”来实现社会政治理想，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出世入世

顺物而行

庄子“内圣外王”的思想，到了晋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晋郭象在《庄子注》里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其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者之不亏哉！”

郭象的“内圣”是指在精神上要能超越现实中的一切，达到逍遥自由的出世目的；“外王”则是一种政治领导艺术，虽然这个人主观上无意于做事，但在客观现实中，他却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条。这就是说，达到“内圣外王”境界的人，能在入世中求出世之乐，在出世中得入世之利。

据《逍遥游》记载：

尧在当天子期间，看到著名隐士许由的道德比自己更高尚，他就主动地提出要把自己的帝位让给许由，而许由认为“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予无所用天下为！”表示自己习惯于闲云野鹤的生活，无意于去当帝王。

庄子的这段记载，称赞了许由的高洁品质。《史记·正义》中引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的许由的故事，却让人们认识了许由的沽名钓誉。

《高士传》中说，许由听说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就隐居到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尧又召他做九洲长，许由觉得污了他的耳朵，于是，就在他隐居的颖水滨洗耳朵。当时有一个叫巢父的人牵了一头小牛想在此饮水。见许由洗耳，就问他缘故。许由回答说：“尧想让我做九洲长，我讨厌听到这种消息，所以在此洗耳。”

巢父说：“你要是隐居到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看见你呢？你故意做出隐居的样子，实际上是想博得人们的赞誉。你玷污了我牛的口。”说完，把牛牵到上游饮水。

郭象认为许由的思想境界远远比不上尧的高，因为许由偏执于一端，不能做到顺其自然。

郭象这样评价许由：“夫自任者对物，而顺物者与物无对，故尧无对于天下，而许由与稷、契为匹矣。”

郭象所谓的“对物”，是指不能顺应客观环境而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在郭象看来，尧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他能够顺物而行，该做天子的时侯就做天子，该禅让的时侯就禅让，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同社会需要和客观环境对立起来；而许由与稷、契在具体行为上虽然不同，许由力主出世，博取虚名，而稷、契积极入世，求取实名，他们心中同样有私欲存在，而且没能做到顺物而行，因而也就没有达到尧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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