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外悲剧之后，如往常一样，媒体的相关报道又引来了争论，“人血馒头、为了流量、不专业、不理性、增加戾气”等指控又见诸社交网站。每当舆论撕裂，我就忍不住要辨析一番。不过，写文难，公共讨论更难，不识时务的观点则难上加上。所以，本文最要紧的，是先小心翼翼的做一些铺垫，所幸铺垫也不算完全离题。
情感与理智
公共讨论，乃是讨论一件具体的事背后的、衍生的、甚至联想到的公共的、普遍的、抽象的意义。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运用价值观、理性、逻辑，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必须抽离私人的、个案的、具体的情感。
个体情感与公共理性存在矛盾，这本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之前深圳罗尔事件中，我曾说过，如果我是罗尔的朋友，我会对他说，你不要管骂名，多一分钱就多一分希望救你女儿的命。但如果我站在公共意义上来看这个事情，即便可以照顾到这种私人情感，却也必须用理性去看到这样一个结局：那就是慈善募款中的不诚信，会伤害公众善心，抑制公众善行，从而造成更多的患儿、不幸者得不到救助。
前段时间我有篇谈老人抚养的文章，显然，养老金、医保政策无论再怎么完善，仍然不可全力救助每一个人，有些人必然理性的被放弃。这在公共政策中也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被广泛接受。那么为何在另一些事件中，个案情感就必须压倒公共理性？
如果我们进入到公共理性，在中国的现实中，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错误归因。
错误归因
公众对安全的需求，往往形成一种安全恐吓，并进而要求公众让渡过多的权力。这当然是一个危险的概率。
类似的因果链并不少。
还记得井底人生吗？记者报道后，热力井被封，那些在井底过冬的人失去了避寒之所。
还记得成都的搏击儿童吗？记者报道后，他们被遣送回老家，这些孩子说，回家不能吃肉了。
这些结果，都使得报道的记者背负压力。指责记者的观点，貌似是出于新闻伦理的讨论。但却是似是而非。
一个新闻被报道，一个事件被广泛的讨论，最终有什么回应，要经历非常多的环节。如果被错误归因从而反馈出负面的结果，并不能由新闻报道、新闻评论来负责。如果把负面结果，怪在新闻、公共讨论、公众的追问头上，则是对错误归因的再次错误归因。
并不是所有的公众追问，公共讨论，都会被错误归因。更何况，如果被错误归因了，某种程度上，错误归因源于低质量的公共讨论。
如果每一次对社会事件的公共讨论，总让人们更加互相敌视，互相指责，从而中增加更多的戾气。这不是公共讨论、反思错了，而是没有正确的讨论、反思，以及缺乏所需要的环境与基础。
那么纠正的办法之一，就是再次的、持续的公共讨论。
前段时间看电影《华盛顿邮报》，里面有句话：维护出版自由的唯一办法是出版，那么通向高质量的公共讨论，高质量的言说也唯有不断言说，唯此一途。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停止言说。
不过，言说会面临一个问题：事实稀缺。
稀缺的事实之下，如何言说？
新闻事实的确稀缺。比如现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是那所小学。现在没有答案，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
前段时间，有热文讨论了“新闻事实稀缺”这个议题，而这个议题之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尖锐的议题：当新闻事实缺乏之后，“想象空间”、“疑点利益”归谁？。是归正能量的歌颂呢？还是归负能量的联想，以及忧思？
如果我们讨论了“新闻稀缺”，得到的结论却是：没有新闻事实的时候，不准想象，不准联想，不准演绎，那么，讨论新闻事实稀缺就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新闻稀缺之后，已经是评论稀缺。这被解释为自媒体们吸取了教训。
但是，没有事实的回答，却有谣言去迎合公众想象。
《晋书•天文志中》中记载。原文为：“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象告”。流言之所以传播，乃是想象背后有着公众认同的大背景。
在悲剧之前的几天，我参加了一个专业的研讨会，也恰好在那附近。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我说了这样一番话：新闻事实稀缺，但大背景是清晰的。我举了崔永元与范冰冰的例子，当时事件的细节并不清楚，但我借此事件，写了一篇关于技术进步会提高征收能力的文章，认为税制改革应该考虑到技术提高的实际税率。几天之后个税新政出台，在技术进步之下，累进制计税被更广泛的实施。而就在昨天，上海出台“租房网签”政策，这意味此前一直未能有效征收的房租税，会提升征收效率。
是的，事实并不清楚，但并不意味着无话可说。时代本身异常清晰，纵然新闻稀缺，评论、言说又怎么嫌多呢？
对于言说而言，基于事实的，合理的联想、演绎，是对抗新闻稀缺的办法。
可以联想吗？
就此次悲剧而言，和上海没有任何关系。更普遍的说，有些事情的确无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事件不能向一般演绎，也不意味着不能联想。
同样的，在单一案例中，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妨碍我们借助这个案例，去寻找类似事件中背后的系统性因果关系。甚至由此扩展到其他并无相关的其他事，只要事实本身是无误的，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假设一下，如果这件事，最后被“错误的”引向了留守儿童，或者好学校和“菜场小学”一墙之隔的现象，由此引发对这些孩子的关注，中国社会会因此蒙受损失吗？那些留守儿童，或者菜场小学受益了，也叫受益于人血馒头吗？
在这里，从个体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连接其间转变的，是联想、演绎，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这种联想可以出于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生离死别，人生大悲，从悲剧的“死别”到留守儿童的“生离”，这样的联想，乃是人之常情，又有哪一丁点儿错了呢？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吃人血馒头。
人血馒头
所谓照顾受害者的感受，避免舆论伤害、看似新闻伦理，但实则言伪而辩、顺非而泽。
首先，媒体的报道、公共的关注，大多数时候，是当事人所期待的。关注带来更多的保护、更多的谈判权力，这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公共讨论有时效性。时效一过，传播大减。中国同情淡漠，能激发公共讨论的机会非常之少，每一个叙述常识的机会都如此难得。即便觉得伤害，为什么不是少数人不看，而是多数人不准说呢？在这里，必须再次重申开篇强调的个体情感与公共理性的差别与矛盾。
然而，事实令人遗憾。当某些自媒体用仇恨同情、打鸡血、民粹化的文章或许流量与赞许，做着安全的流量生意的时候，那些观念的启蒙、悲天悯人的情怀，却还在扭捏于是否获取了流量，还在纠结流量是否反证了目的的不纯。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公共讨论中劣币淘汰良币的惨痛现实。这种人血馒头的说法，最终会把媒体逼到不要工资的圣人地位，从而反过来抑制所有的报道。
在这个问题上，媒体人不必害怕对时效、对流量的追求，只要不是诲淫诲盗，流量与社会公正、正义，本就是激励相容的。所谓激励相容，简单的说，就是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一致，每个人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也推动社会的利益。启蒙的流量带动社会的启蒙。
在此次事件中，真正的深度讨论不多，所有本该有的恰当联想都被自我阉割，然后，聚焦于事件的讨论，又再次迅速转为了貌似专业的新闻伦理讨论。但与此同时，违法宪法、藐视人权、冷血残酷的要求回复收容遣返制度的呼吁却在社交媒体刷屏。甚至，这些冷酷的、自私的、违反基本法制精神，乃至人性的呼吁，反而被当作“不要言说”的理由。
这真的是出于严谨的专业主义吗？
其实此种现象，无非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自我合理化
人的理性其实非常有限，有时候保持冷静的、抽离的理性，会带来自尊上、价值观上、情感上的伤害。这个时候人会否认现实，自我暗示、自我欺骗。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媒体是在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价值观差异产生的这类分歧，不如说是重压之下，压力被自我合理化，进而转变为了貌似源于观念不同的争论。
有人说，媒体对事件的深挖是一种僭越，某种程度上这是成立的。但更宽泛的来说，我认为所有的报道，媒体没有认为不该严惩，那么就守住了法律的底线。法律是现代社会的唯一界限，界限之内，谈何僭越？
其实，与其说是对凶手的解释或辩护僭越了公众的价值观与情感，不如说很多情况下，被揭露出来的事实本身，对某一部分人就会天然的形成僭越。这种僭越，不是媒体的僭越，而是某些人陈腐观念，已经越过的法律，越过了宪法，直逼公共讨论最善良的那一部分，直逼现代政治伦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这个同情稀缺、阶层对立严重，原子化的社会里，任何同情都会是僭越。当年占海特教育平权的诉求不是僭越吗？谈论留守儿童不是僭越吗？乃至凶手的外地人身份，不也是对呼吁恢复收容遣返制度的人的僭越吗？
那么，面对如此种种，某些时候，保持对自己自尊的压力，或许是不忘初心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