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邻居（五）：石匠王家

2019-1-11

石匠王家就坐落在篾匠王家前面。我家门前的菜地，就紧挨着他们家的东墙根。石匠王家住的是瓦房，一层砌的是石墙，二层一直没砌起来，只用木条和玉米杆简单围着，差不多是四面透风。村里盖房子的情况就是这样，搭起个框架，盖上房顶就住人，以后有钱再慢慢一点一点加。有的人家搭起框架之后经济境况变差，就可能长期将就着。

我家在村里，人际关系非常好。我父亲在地方上有地位有威望，是有名的大善人，豪侠仗义，村里人都看高我们家三分。唯一跟我们家有点隔阂的就是石匠王家。其实也不完全是两家人的关系，而是王家大婶与我母亲的关系。原来我们两家关系挺好的，经常有走动，腊月间相互请吃杀猪饭，我母亲还教王家大婶织毛衣。后来她们的关系恶化，跟一只狗有关系。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小黄狗，我母亲很喜欢它，经常带着它出门。因为有段时间经常去教王家大婶织毛衣，那小黄狗就跟王家大婶熟悉了。有一天王家大婶去赶集，那小黄狗跟着去了，晚上却没有跟着回来。村里有人说看见小黄狗跟着王家大婶赶集去了；还有人说看见王家大婶在集市上将小黄狗给卖了。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就去问王家大婶。王家大婶觉得受到了侮辱，似乎我母亲诬陷她偷狗去卖，说话就呛了起来。我母亲是老实人，不好意思大声嚷嚷，也不会吵架，说了几句就回家了。王家大婶回家后，越想越不舒服，就在自家墙头用彝族话骂人。我母亲本来也听不懂她骂什么，就由她去。后来有人又来传话，说王家大婶骂我母亲仗势欺人，欺负他们家穷，没有势力，没有后台。我们一家人在村里口碑都极好，我父母和奶奶都深受村人敬重，王家大婶这样说实在有些过分。再一次碰到王家大婶，我母亲又跟她论理起来。王家大婶伶牙俐齿，有些泼辣，我母亲争不过她。从此，我母亲跟王家大婶就不再说话了，我们两家大人之间也不再有正式交往，过年也不相互请吃杀猪饭了。

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我家小黄狗跟王家大婶上街是肯定的，很多人都看到了；但说王家大婶将它卖掉，则不太可能。一来那个时候不怎么时兴卖小狗，二来王家大婶也确实不是那样的人。最大的可能是小狗到集市上之后自己走丢了，当然王家大婶也没有留意。我母亲找王家大婶打听情况也没什么不对，但可能口气有些生硬，让人不舒服。王家大婶的反应也有些过头，言辞有些过火，这是她的不对。我尤其不能认可的是她说我们家“仗势欺人”，这个说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我们的家风和家教中，是不存在仗势欺人这么回事儿的。我父亲是大队书记，但说话从来都是慢条斯理的，对谁都客客气气。他是个大善人，对村里的老人都很关照，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人家时常会有接济。我父亲从部队复员回家，有三千六百块的安家费，那时候可是一笔巨款。当时我们村里相当穷，大牲口没有几头。于是我父亲拿出这笔钱，借给生产队去买种牛，种马，母牛，母马。我们村后来绝大多数的大牲口，都是那次买回的牲口繁殖出来的。虽然说只是出借，实际上是半借半送的性质。后来生产队有钱还过一些，又被我父亲用来为生产队搞建设了。所以我父亲听说“仗势欺人”这样的话，也有些不舒服。再说我母亲，也是很了不起的。我母亲是昆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一直在昆明郊区的小学教书。我父亲复员回乡之时，放弃工作跟着回来。先是下地劳动，后来才做了民办教师，几年之后落实政策才转正。作为教师，我母亲很负责任，教学水平也很高，一直教学模范。就平时的为人处事来讲，也是既和善又低调的。对于“仗势欺人”这样的胡诌，我母亲听着也很伤心。我跟王家兄弟原本很要好，受两家大人矛盾的影响，稍微冷落了一段时间，不过很快又恢复了。

那时候，王家有兄弟好几个，我跟大那两个经常在一起玩，算是朋友。他们家老大叫王爱国，长我两岁；老二叫王爱英，小我一岁。王爱国的母亲是白彝族，所以王爱国的身上流淌着白彝族的血液，他的行事有着典型白彝族的风格。他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摔跤打猎，他会好几种乐器，吹树叶的水平也最高。那时候我们一起上山砍柴，只要有王爱国在一起，正事儿就总会被耽误。他对捉鸟有着特别的爱好，也有特别的本领。他总是随身带着几种马尾做的排扣，知道那座山头的那座林子有什么鸟，知道用什么排扣捉什么鸟，知道怎么布置排扣，知道怎么围赶。捉到鸟之后，他知道活着的鸟怎么养，死了的鸟怎么吃。王爱国还会编织鸟笼，送过我一只。凡是山上的事情，王爱国没有不精通的，没有不擅长的。夏天知道在哪片田采野生菌，秋天知道在哪片林摘野果，冬天知道在哪座山围捕野兔。与王爱国一起上山砍柴有个坏处，就是经常砍不到多少柴。在王爱国的带领下，总是快乐得忘乎所以，等到想起来砍柴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不上山的时候，王爱国也不在家里呆着。总会有一群孩子跟着他，他总会有各种游乐。在操场上打陀螺，在粪场上摔跤，都是他喜欢做的事情。王爱国在玩耍方面是把好手，学习上却是个笨蛋。因为一再留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同班同学了。我们俩关系特别好，甚至还拜了把子。其实也是各取所需，他带着我玩各种把戏，我则经常教他做作业。王爱国舅舅家的大儿子，叫做“阿娃”，也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拜了把子的兄弟。他们两家的家长倒是很喜欢他们跟我在一起，因为我是公认的好孩子，做事勤快，学习又好。可是，奶奶对我跟他们表弟兄在一起就有些不放心了。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疯的那段时间，我砍柴的效率明显下降了。家里还等着我砍柴回家烧火做饭的，我这样贪玩就影响家里的燃料供应了。

我们在一起还做过一些很疯狂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好朋友之间经常相互邀约到对方家里吃饭，睡觉。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到我家玩，因为在我家可以吃到白米饭。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年吃到一次白米饭都是很难得的事情。而我们家却经常可以吃到。我们那时的观念，大方是最重要的品德，而小气是最让人看不起的。所以有朋友来的时候，都要想办法将最好的东西拿出来。那一年夏天，我父母带着弟弟们去昆明，奶奶又临时去了邻村的亲戚家做客，得到自由的我就约了王爱国兄弟，阿娃兄弟到我家玩。我们将米饭煮起来之后，商量着吃什么。火腿倒是有，不过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关键是要很多水来清洗，而我们那时候吃水很困难。奶奶临走的时候交代我要看管好鸡子的，说那些日子有人家闹鸡瘟，要注意防范。王爱国在帮我将鸡子赶进鸡窝的时候忽然说，看那只公鸡晕晕乎乎的，走路不稳，可能是得了瘟病。听他这么一说，仔细一看，那只鸡好像是有问题，摇摇晃晃的。王爱国对很多生活事务都很在行，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说，这只鸡还能走，说明刚刚才得了瘟病，趁它活着杀了，只要将内脏去除，就没问题，可以吃。要是死了，就不能吃了。看我还在犹豫，王爱国又说，鸡瘟很容易传染，一只鸡得了瘟病，剩下的一只也跑不了。听他这么一说，就将那只鸡捉来杀了。把这只鸡剁好之后，王爱国又到鸡窝前面看了看，说还有一只大公鸡也得了鸡瘟，必须马上杀掉。他说的有道理，就那么办吧。王爱国干这种事儿真是得心应手，从捉鸡，宰杀到下锅翻炒，都是他一手操办。我们五六个人吃了两大只鸡，都撑得不行。晚上，就都住在我们家里，我们家有好几张床，都有现成的铺盖。阿娃说，他还从来没有睡过床，更没有盖过被子，更不要说垫床单了。后来还是出了大问题。因为做鸡的时候盐放多了，大家都喝了很多水，结果在夜里，阿娃兄弟尿床了。可能是因为害羞，天不亮阿娃兄弟就出门回家了。第二天我赶紧洗床单，晒被子，这事情就没被发现。

小孩子也讲究礼尚往来，我后来也去阿娃家和王爱国家住过。我们交朋友也是有原则的，既不能小气，也不能看不起穷人。你请别人显示你大方，你答应别人邀请说明你看得起别人。阿娃家是白彝族，他的父亲和叔叔喜欢喝酒，喜欢打猎。不知道怎么排的辈分，我跟阿娃的父亲保庆是同辈，我一直都是叫他保庆大哥的。可是我和阿娃也是私下里拜了把子的，阿娃叫我大哥，这样他们父子之间也就成了兄弟了。我没跟保庆大哥说起我跟他儿子拜把子的事情，否则他可能会为难。听说我们要到他们家玩，保庆大哥很高兴。那天他们兄弟俩上山打了一只野鸡，晚餐就用来招待我们。那天我还跟保庆大哥喝了不少酒，我们是同辈，可以随便一些。阿娃低一辈，不敢放肆。晚上就住在阿娃家里。保庆大哥一再跟我说，可能住不惯他们家，要送我回家。他们家就在村子中间，到我们家也不远。我坚持住下来。如果我离开的话，就说明我挑剔，这样就不够朋友了。阿娃家真的是很不好住。确实是没有床，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睡觉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横七竖八躺在火塘边的草堆里。我是客人，受到特别的待遇。保庆大哥将家里唯一的一床毡子给我，让我到楼上的玉米堆边去睡。羊毛毡子是彝族猎人打猎用的，既可以用来做雨披，又可以用来做床单加被子。确实是很不舒服。毡子硬邦邦的，羊毛刺到皮肤还生疼。我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赶紧离开去了学校。学校就在阿娃家的对门。

过些天又去王爱国家住。经历过阿娃家的不眠之夜之后，我对这种游戏有些害怕了。但是，王爱国邀请我的时候，我还是爽快答应了。我要是推辞，会让人觉得我傲慢，看不起人的。这样做很不够朋友。王爱国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石匠，所以他们家是母亲做主。在我们那里，石匠的技术含量比较低，门槛不高，收入不也高。做石匠的，只是在人家盖房子的时候帮忙采石头，垒石墙，通常是帮忙而已，没有现金收入。相比木匠，石匠地位不高，收入也低。王爱国的母亲在我们村里其实是个厉害的人物。她们家不仅是白彝族，还是我们村阶级成分最好的。——雇农，没有比这更低的成分了。土改的时候，王家大婶是积极分子，担任过妇女主任，曾经是风风火火的革命青年。我后来了解到这些才明白，王家大婶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反抗意识。我去王爱国家玩，他母亲很欢迎，很重视。她给我们做了很有特色的苦荞粑粑，还准备了蜂蜜。苦荞粑粑蘸蜂蜜，是最有特色的搭配。那蜂蜜还是王家大叔当天现采的。晚上就住在王爱国家。没有想到，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噩梦。他们家倒是有床，有床单，也有被子。可是，床上的爬虫实在太多太多。我被叮咬得受不了，总是不停抓啊抓，挠啊挠。不仅有爬虫烦人，还有牛。我们睡在楼上，下面就是牛圈；而且，楼面上铺的不是木板而是木条，这样，牛粪的味道，加上牛反刍的气味，总是波浪般扑鼻而来。这个床铺距离我干净的，温暖的床铺不过三百米，为了面子 我只能忍着爬虫的叮咬，牛粪的熏蒸，坚持到天明。

我跟王爱国一起玩的时候，总有他弟弟王爱英。王爱国其实很不喜欢他这个弟弟，我也不喜欢。但他总是纠缠，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山里人家，一般人家都是重男轻女；王家似乎是个意外，尤其是王家大婶，一直热切地期待有个女儿。最终，王家大婶生了六个孩子，都是儿子。听说，王家大婶生下王爱英之后，因为盼女心切，就将这个儿子当成女儿来养，给他留辫子，给他穿花衣服，花裤子，起的名字也是有点女性化的“王爱英”。后来，王爱英果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女性角色，说话喜欢嗲声嗲气，还喜欢兰花指，喜欢扭腰翘屁股，实在是丑态百出。不高兴的时候，我们都叫她“假姑娘”，实际上是个侮辱，但王爱英似乎不以为意。看王爱英那女里女气的样子，男孩子都很讨厌他，排斥他；受到排斥的王爱英就往女生堆里凑，女生也不喜欢他，跟他在一起会被人说闲话。王爱英没有人一起玩，就缠上了他哥哥王爱国，于是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了这么个怪物。听说王爱英一直就这样。到了二十多岁都不着急找媳妇儿，倒是想着要嫁人。王石匠因为这个怪物儿子，给气病了几次。

那段时间我跟王爱国兄弟，阿娃兄弟一起，确实是太疯了。虽然没惹什么事儿，但家务事儿做得不是那么多那么好了，学习有些松懈，砍柴的效率也大大下降。奶奶倒是不反对我跟朋友们往来，但对我因为跟王爱国兄弟来往耽误家务事还是有些生气。再加上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就不得不中断跟王爱国兄弟的来往。王爱国家场院边上，有我家一棵大核桃树；那大树树冠很大，延伸到王家场院上头。夏秋时节，经常会有树叶和黑桃浆果落到王家场院上。王家大婶就此事对我家有了意见，要求我家将这颗核桃树砍掉。我奶奶本来是极宽容又极和善的老好人，听王家媳妇儿这么一说，觉得她有些蛮横，不讲道理。那棵大核桃树在那里已经上百年，比王家盖房子要早得多。而且，王家在那里盖房子，我家还让了他们一点地的。现在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过分，不知好歹。其实那棵核桃树也不是什么好树，那核桃又小又硬，味道也不好。过些日子，我父亲还是亲自将它砍了。我父亲对我那段时间的耽于玩乐也提出了批评。自那以后，我就不怎么跟王爱国兄弟-起玩乐了。

王家兄弟小学毕业之后没再上学，回家种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王爱国还参加了支前民兵，立过三等功。回来后，接着种地，又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王爱民在三十多岁时才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剪掉了辫子，烧掉了花衣服，还取了媳妇儿，生了孩子。不过，某些女性的做派是保持了下来，听说他还是喜欢嗲声嗲气说话，喜欢扭着腰走路。

我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见到过王爱国兄弟。每次回去，时间不长，也没有专门找过他们。有好几次我请亲友吃饭，是很想叫上王爱国的。姑姑和小弟听我有这个想法，就劝我放弃。说王家兄弟在村里名声不好，不受欢迎；说他们兄弟仗着人多势众，经常蛮不讲理，欺负弱小。久而久之，我回老家的时候，已经意识不到我曾经有过王爱国这么个儿时的玩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