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19-1-3
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周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中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翻天覆地的巨变，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文论中，很多人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说成是一回事儿；或者说，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说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国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变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贫困大省。1977年，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他肩负着扭转安徽农业生产严峻困局的使命。上任伊始，万里到各地视察。万里来到金寨县一个山村，在当地干部陪同下走进一户人家。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两位分别十五六岁和十七八岁的姑娘蹲坐在灶膛口。万里热情主动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却一动不动。当地领导对老人说，省委第一书记来看望你们了，老人才颤颤巍巍站起来。眼前的景象让万里大吃一惊，老人赤裸着下身，没穿裤子！万里有些尴尬地跟两位姑娘打招呼，姑娘们只是羞涩而好奇地看着他，一动不动。这时有围观的村里人跟万里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穿裤子。天太冷，冻得受不住，她们才蹲在灶膛口取暖。”这一天，万里走进另一户人家，也看到同样的情景。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问题。这次会议制定的文件，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个文件有六条措施，就叫做“六条”。1978年春，邓小平出访尼泊尔在成都转机，接见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他推荐了万里在安徽搞的“六条”。四川省委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参考安徽省的“六条”，制定了四川省农村工作政策，因为有十二条措施，就叫做“十二条”。同安徽的“六条”一样，四川的“十二条”也是以建立和落实生产责任制为主。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万里和赵紫阳的主导下，安徽和四川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发展，后来就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改革之前农村经济中的效率低下，关键是激励的问题。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是一种错误的激励机制；它不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而是激励人们努力不工作。农村工作要发展，农业要丰收，就得改变激励机制，建立起使人们的劳动贡献与收入分配正相关的制度。生产责任制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和作用。鉴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最有效的生产经营制度，还是分田到户或者大包干。这是最具有激励作用，同时也是最节省监督费用的制度。但是，“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在此前的政治运动中都是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动措施受到批判的。大跃进之后，因为错误的农村政策导致大面积的饿死人的事件，在福建，安徽等地农村，出现了农民自发搞“大包干”，“包产到户”的事件。就增加产量，解决吃饭问题而言，这些措施真正是立竿见影的。一开始，这些做法还得到中央的认可，可是，一旦吃饭问题解决了，或者饿死人的现象得到缓解，这些措施就受到批判。在1978年前后，在四川，山东等地，已有一些农村实施“包产到户”，并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包产到户”毕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其政治合法性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人以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安徽省的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1978年11月签订分田单干的契约，还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
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小岗村为例，1979年全队粮食总产量13.2万斤，相当于1966到1970年总产量的总和，是上一年的四倍。包产到户或者大包干或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这就是做对了激励。做对了激励，才使农民焕发了积极性，才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是，“大包干”毕竟是以认同并激发人的自利心为出发点的，因此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因此，受到很多的怀疑和批评。在那个时代，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尤其是那些还吃得饱饭的人的观念里，政治正确似乎是比粮食增长更重要的事情。1980年初，国家农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大部分代表都反对安徽和四川的做法。会议结束前有代表问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时，邓小平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上毫无准备，不好回答。邓小平本来是推动农村生产责任制实施的，他的这个表态说明当时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国家政策层面的态度转变，要到两年之后。1982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布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意味着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证了土地的集体所有；二是存在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两个层次——也就是说集体经济并不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解体。对于后一方面而言，其实只是个“说法”而已。农业经济活动确实需要“集体经营层次”，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经营，并不是传统体制下的集体经营，它应该是建立在农户自愿基础之上，建立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专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传统意义上的那个集体经济是起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集体经营的作用的。
用“大包干”或者“包产到户”来概括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很贴切，很容易理解。可是这一制度的正式的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表达，字面上很不清晰，很不明确，完全不像“大包干”或者“包产到户”那样干脆利落，清楚明白。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渐渐明白，因为“大包干”或“包产到户”是带有旧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直以来就是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被批判的。所以，尽管新的制度在本质上还是大包干或者包产到户，但还是要有所避讳。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不是那么通顺，不是那么清楚明晰，却可以有效地回避政治上的那种敏感。在我们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时候都需要这样的“策略”。
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的这一段历史，我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对1975，1976年间的集体劳作的景象，还有一些印象。我们村有七十来户人家，每家有三到四个劳动力。聋子大叔一直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已经干了十几年。聋子大叔干生产队长有一个优势，就是嗓门大。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聋子大叔就从村中央出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大声吆喝，布置生产任务，比如今天要到哪块地里除草，哪几户人家到哪儿。午饭之后，村民们陆陆续续到达村子边的大水塘，坐在路边的石埂上聊天，抽烟，打牌。人差不多到齐之后，聋子大叔将生产任务落实下去。大家接着聊天，抽烟，打牌。一点多两点左右，在聋子大叔一再催促之下，才陆陆续续离开大水塘。到了山上，到了地头，还要坐在石埂上聊聊天，抽抽烟，打打牌。“男劳力上工带打牌，女劳力上工带做鞋”，这是我们那里农民干活的真实写照。聊天，抽烟，打牌到三点多，太阳不是那么火辣了，才开始下地干活。干活其实也是磨洋工，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比如除草，只是将地头路边容易看到的地方除干净，中间就一溜而过。“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不好好干活，粮食产量自然不会高。所以，自留地和集体土地的庄稼是截然不同的。集体地里的庄稼，总是黄飘飘的，而自留地的庄稼，总是绿茵茵的。干活不努力，晚上评议工分时，争工分却很努力。尽管一分工分年终可能分不到一分钱，但人们还是会为一分工分争个死去活来。为了评议工分，经常要吵到转钟。
后来有了将生产过程分解到小组或个人的措施，其实就是赵紫阳在四川搞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做法。比如将一堆肥从村头运到地头，村干部会同社员估算出值多少工分，社员自愿组织成小组来完成任务，小组成员再瓜分总的工分到个人。这种做法适用于生产过程的很多环节，包括耕地，播种，收割等等。这种责任制，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作用。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监督的困难，很容易导致机会主义。集体劳作的规模越大，监督越困难，个体的机会主义动机越强。因为，集体规模越大，努力工作的外部性就越大，个人就越没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缩小集体劳作的规模，努力工作的外部性就相应降低；而且，小组的监督要比生产队更有效。这种定额到组的做法应该是在1977年实施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记得在冬天大家热火朝天往山上地里运肥的场面。各种责任制有利于提高农民积极性，有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农民都明白的，也是所有生产队干部都清楚的。责任划分越具体，偷工耍滑就会越少，效率就会越高。问题是，有的做法尽管有效，但可能政策不允许，这就需要了解政策的走向，有时候还要打擦边球。生产队干部们其实也是企业家，有创新能力，聋子大叔就是这样的企业家。他带领大家搞“定额到组”，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的，但能够在那种政治压力之下作这样的制度改进，确实很了不起。
因为“定额到组”有成效，而且没有被上级阻止和批判，聋子大叔决定“得寸进尺”。1978年春季玉米播种之后，聋子大叔率领生产队将全部田块的田间管理及收割任务承包给各家各户，秋收之后，各家按照上年产量上缴集体，剩下的归自己所有。这一土政策带来了社员极大的劳动热情，大家现在开始是真正在为自己劳作了。为了增加产量，人们加紧松土，除草，追肥。这时我才发现，农民是真正热爱土地的，热爱劳动的；关键是土地要能为农民带来利益，劳动要能给农民带来财富。可以看到地里的禾苗明显不同于集体劳作情况下的样子，显得那样茁壮，那样有生机。这种极大的劳动热情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丰收。这一年的玉米产量，达到了上一年的两倍。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安徽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的风声传到了我们那里。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对于边疆地区，极端贫困地区还是留下活口，允许探索各种责任制，于是有创新精神的聋子大叔干脆带领大家偷偷摸摸搞起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之后，粮食总产量又增产了一倍。这样持续的翻番，说起来显得夸张，但是想一想原来“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的低效率，就容易理解了。土地本来是可以贡献那么多产量的，只是因为人们的懈怠，才打击了土地的积极性。因为粮食产量连续翻番，有些人家的房子就显得不结实了。那一年，因为玉米和土豆丰收而压垮房子的，在我们村里不止一家。
我们的村子，我原来叫它“岩村”，位于哀牢山脉的一条支脉的山腰部位，阳光充沛，雨水充足，土地肥沃，人均耕地两亩左右。如果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是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的。但是，集体劳作制度下，确实经济落后，人们的生活相当贫困。很多人家常年杀不起猪，常年换不起衣服，还有的人冬天都只能打赤脚下地。村里有很多光棍汉，就是因为穷而娶不到媳妇儿。解放前，我们村子里都是草房；到1958年之前，一半以上换了瓦房。这之后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增加新的瓦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粮食丰收了，加上政策活泛了，农民有了更多的获得经济收入的途径，于是才又出现一大批新的瓦房。
当年，万里在金寨县考察结束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跑，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制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黄启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推广纪实》，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包产到户，或者大包干，不过是能让种田人吃得饱饭的制度。吃得饱饭应该是种田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应该保障人的这种权力。当然，人的追求不仅是吃泡饭；吃饱饭之后，人们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追求。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解决了吃饱饭问题的中国农民，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