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是香港必须做好的政治课题
郭向阳 文
香港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对香港进行治理，更有信心打好香港得去殖民化战役。
一百多年以来，香港一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殖民文化根基深厚，必须好好的加以彻底清理。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乘“高尔合”号来港，举行升旗仪式，并在海面鸣炮，表示正式占领香港。英国给登陆地点命名为Possession Street(意为“占领街”)。后来，因华人对“占领街”这个街名反感，才根据街旁的大水坑将街名改为“水坑口街”，但路牌上的英文仍为Possession Street。如今，在香港，带有殖民时代印记的路标很多，如“皇后街”“皇后大道西”等。而以香港总督命名的街道更多，如与第一任港督有关的“砵甸乍街”，与第八任港督有关的“轩尼诗道”，与第十任港督有关的“德辅道”，与第十七任港督有关的“金督驰马径”。
“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人有什么人权？有什么政治权利？”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在香港街头举着英国国旗或美国国旗闹事的暴力分子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而正确答案是：香港人连国籍都没有。其实，很多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都清楚，英国人发的更像是一个旅游证件，他们依旧是英国的“二等公民”。回归以来，香港已从一个由英国政府“空降”港督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区。遗憾的是，香港没有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近些年，受“港独”蛊惑和外部势力的干预，一些香港人却掀起“回殖”逆流，心甘情愿做起“恋殖派”。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进入倒计时，罗大佑的一曲《皇后大道东》被认为是唱出了港台地区和内地的历史与现实，是“对民族命运的深入探索和追问”。在香港街头，今天还能看到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地标，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西方化的色彩。走在香港街头，可以看到打着“皇家”招牌的英语培训机构。与港督有关的“轩尼诗道”等路标。香港《南华早报》2015年10月曾刊文称，从一些雕塑到学校、街道名称，从(冠以“皇家”名字的)私人俱乐部到法官的服饰，以及我们口袋里的零钱，都令人想起香港被殖民的历史。《香港邮报》也报道称，如果继续在一些殖民时期留下的邮筒上“展示”英国皇家标志会很不合适，会让“公众感到迷惑”，而有关覆盖此类标志的计划却让某些“文物保护者”怒不可遏。从2007年香港皇后码头拆迁事件开始，一些涉及殖民色彩的建筑和标志就被“恋殖派”追捧，如在示威游行活动中有人打出“龙狮旗”，公开怀念殖民时代。皇后码头拆迁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区政府填海工程的项目，项目一公布就遭到一些香港青年的反对，他们的理由竟然是：“为什么要把一个有‘集体回忆’的码头拆掉用来做基建？”当时已年过七旬的香港证券商协会副主席陈葆心质问这些“文物保护者”：“这算是什么人的集体回忆？在上个世纪初一段颇长的时间里，山顶仍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告牌，这回忆又会有什么感受？”在见证了皇后码头历史变迁的陈葆心女士看来，当年的皇后码头，是英国皇室人员及港督登陆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举行仪式，主要目的就是要宣示主权，让世界知道“香港是英国的地方”。
香港有人对西方盲目崇拜，如今，英语很大程度上还是香港人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香港精英全部写英语、说英语，很多人却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一知半解。在香港采访期间，《环球时报》记者看到有示威者高举英国国旗或是美国国旗，他们大多对西方记者表现得毕恭毕敬。一些香港年轻人对西方怀着几分盲目的喜爱和崇拜，在采访激进派示威者的游行时，每当记者用英文提问时，他们就误以为是来自于西方的媒体记者，特别渴望用英语交流。在地铁站，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英语教育培训的广告，一些打着“皇家英语”招牌的教育机构在街边也随处可见。一些香港人对西方有一种盲目崇拜，崇拜到什么样的地步？崇拜到其实西方国家也在发生质的变化，但他们却视若无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变化。香港人可能对法官的审判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觉得很无奈，因为要尊重司法独立，大家都不要去打法官的主意。实际上英美国家的司法独立也不是这种极端化、绝对化的。为避免法官胡乱判刑，英国量刑委员会会给出判刑的指导意见。这无损英国司法独立，但香港完全没有。另一个例子就是法庭监督机制，这在美国是很普遍的。它把每一次判案法官所有的资料资讯全都上网，公之于众，让大家有一个对比参考，从而对法庭的审判起到监督作用。但在香港，却有人认为这是有损司法独立的，其实他们的思维逻辑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是100年前，没有同步看到今天英美国家的司法制度也在进步，在演变，并不是冻结在维多利亚时代。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香港人对英国殖民统治有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其实不是这样，他们更多只是一种想象，一种保守的教条主义的想象。《基本法》于1997 年生效之前，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人有什么人权？有什么政治权利？答案是：香港人连国籍都没有。香港人拿着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只是一个旅游证件，在英国没有居留权。在内地出生的香港人，则只能拿着身份证明，当然更称不上是一个国籍。香港人可说是无国籍、无权利人士。杨志刚在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在香港摩星岭设有域多利道扣押中心，该建筑物因外面涂了白色被称为“白屋”，其实却是一个黑牢——殖民政府不经审讯就长期羁押政治犯的黑牢。9月1日，数百名香港活动人士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要求英国给予他们英国公民身份和居英权，而不是目前这样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只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该类英国国民(海外)身份证件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英国向香港居民发放的，持有人可以无需签证进入英国，但不具有英国居留权和工作权。据英国内政部统计，约有17万香港居民持有有效的BNO护照。对此，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对香港和BNO持有人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充分尊重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对西方国家或者说是西方文化的阴险性、野蛮性、侵略性、掠夺性、殖民性估计不足，缺乏战略警觉，导致了对香港去殖民化工作战略部署不到位，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
这种失误在香港回归一开始就存在，并且一直延续下来。香港回归前有西方记者采访中国政府的两位重要领导人，两人都说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在香港派驻军。这种错误想法被邓小平及时纠正。但是这种以善良的愿望对西方所形成的模糊认识，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外交和香港政策。这使得中国在西方屡屡煽动香港的暴乱中，也使得大陆在面对美国突然挑起的贸易战和全面围堵中，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失去了从容应对的战略和战术手段。屡屡使自己处于被动之中。
对现代资本主义缺乏完整的认识，让香港的去殖民化工作很被动恨无条理性。全盘或部分接受了西方优越论，导致整个中国在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都陷入无所适从之中。这种指导政策上的混乱深度影响了社会，使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发生了大面积塌陷。维系社会道德秩序的，被亨廷顿教授认为是“文明共性”的那些“最低标准道德观念”，已经或正在沦丧中。香港殖民地体制大部分被保留下来，没有进行必要的去殖民化。而要做好去殖民化的工作，就要先从教育和青年学生入手。香港《亚洲周刊》评论说：殖民管治虽已湮没，但去殖民化行动却未能真正起步，原有制度不但保留，更被神化;而国民教育受压而退、中国历史课程更是自动放弃，“民族纽带自断，英殖阴魂‘长存’”。因为教育缺失和选择性遗忘，英国殖民统治香港时期所谓的“民主和人权”被夸成了“一朵花”。香港青年人对历史一知半解，加上受西方一贯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影响，去殖民化一直不到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香港去殖民化未能到位的一个表现是：很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两制”看得比较重，有些人把历史必修课给去掉了，改为通识教育。然而由于教材的参差不齐以及老师的立场不同，有的学生被灌输仇恨内地的思想，还有一些人不感恩“一国两制”带给香港的繁荣和机会，反而把香港本身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转移给内地。由于反对派有心部署，再加上外部势力的干预，香港没有做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必须做到的去殖民化。
西方国家在建立殖民地、管理殖民地方面有很多习惯做法。这些做法的目的是从日常生活的众多细节上灌输殖民者需要的价值观，如同宗教，通过经典、图形、文字、礼仪、习俗、服装等多方面强制或半强制的措施，使得殖民者需要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其中，语言文字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语言文字只是殖民化的方式之一，其他还有很多，目的无非是让殖民地民众放弃或贬低自己的文化，接受殖民者的文化，或者将殖民者的文化理所当然地视为高贵，从而培养殖民地民众的顺从、皈依。香港成为罂国殖民地时间较长，罂国殖民者对香港居民的文化洗脑和渗透相当全面。在香港回归祖国20年之际，“去殖民化”的历程也只是刚刚开始。之所以要“去殖民化”，目的就是要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改变依然把殖民者奉为尊奉对象的离心现象。当然，香港“去殖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认为，可以从“路名、地名”等具有公众意义、日常意义的事物着手。香港现在的地名、路名很多依然带有鲜明的殖民地色彩，例如维多利亚湾、告士打道、司徒拔道、轩尼诗道、坚尼地道、庄士敦道等等，我认为，应该将其改为中国化的地名或路名。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有先例可循。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化较重的城市，在过去的地名、路名中，同样存在大量殖民化的称呼，例如贝当路、霞飞路、圣母院路、麦尼尼路、爱多亚路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殖民者留下的地名被改为衡山路、淮海中路、瑞金一路、康平路、延安东路。我认为，这样的改名是成功的，也是必须的。所以，香港很多殖民地留下的地名、路名应尽快改变，从而成为逐步“去殖民化”的一个显著开端。香港去殖民化，可从路名开始，国旗能否在民众心里竖起来，这是一场文化战争。
去殖民化绝不是简单的去殖民符号化，而是要从人们的内心深处去殖民文化、殖民价值观以及在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下所形成的殖民经济政策、殖民政治政策、殖民文化政策和殖民社会政策。也就是说是一种全面的脱胎换骨的去殖民化。去殖民化首先要深刻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对西方文化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西方明里暗里对中国和香港发动的各种混合战争，有充分的战略准备和战术手段。资本主义的贪婪和掠夺性来源于白人种族的贪婪和掠夺性。种族的贪婪、文化的贪婪和制度的贪婪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特性。任何对西方文化的农夫善心，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南柯一梦，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极大的损失。中国正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对西方文化的战略警觉，对西方插手香港问题没有及时进行遏阻，造成香港问题失控，对美国突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缺乏战略警觉，使中国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去殖民化要充分认识西方优越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危害，建立中国自己的叙事逻辑。为了掩盖西方文化的贪婪性、野蛮性、侵略性、掠夺性，西方知识界为西方文化披上了一层华丽外衣，这些华丽外衣表现在方方面面，最本质的就是西方优越论。西方优越论为西方掠夺文化制造了合理性。这种优越论和合理性又通过教育和宣传占领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头脑，使他们彻底奴化。所以西方优越论和掠夺合理论，在第三世界就形成了奴化合理论。香港知识界和大陆知识界都有浓厚的奴化合理性，只不过香港知识界的奴化更深入更彻底。这是香港问题很难解决、愈演愈烈的主要基础。香港的所有问题，说到底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殖民制度造成的。包括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法律、殖民地文化、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殖民地政治。由于香港民主派——又叫香港汉奸派、走狗派——的破坏，香港的民主已被证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靠香港人自己来完成去殖民化的任务已被证明是力不从心的。中央政府必须对香港建立明确的去殖民化目标和规划，坚定不移而又耐心细致地完成香港去殖民化任务。使香港真正成为中国的香港，而不是身在中国，心在美国英国的香港。
英国政府在香港实行的是殖民政策，殖民政策的本质是掠夺。去殖民化首先要深刻认识殖民化的本质，以及它深厚的种族、文化、制度和历史原因。香港与新加坡曾经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是新加坡的去殖民化做得好。新加坡把自己的司法、教育、国防体系以及爱国教育做得很彻底。这个蕞尔小邦，面积仅七百多平方公里，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小，却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地，北瞰马来两大半岛，南瞻印尼两大半岛。这无与伦比的战略位置，使之成为魏源所说的“英伦蛮族”崛起后遍布世界的一个据点，成为英帝国的“东方直布罗陀”、与中华帝国贸易的中转站、“世界贸易的第二门户”及其海峡殖民地的行政与商业中枢。这块殖民地的存在主要是作为英帝国向远东扩张的节点，其自身的发展并不受重视。在漫长的十九世纪，英国把印度、澳大利亚、马来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罪犯流放至此，使之成为挤满“全东南亚人渣”的“公共下水道”，持枪匪徒和街头黑帮横行无忌，就像一个“东方芝加哥”，一个如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罪恶之城”。新加坡变成当今充满活力的自由港和世人瞩目的现代城邦，是东南亚地区“去殖民化”历史进程的产物。1965年独立之初，与同处中国大陆正南方的缅甸、老挝、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相比，新加坡地最寡、力最弱，以华人为多数的种族结构最独特，资源最匮乏，安全环境也最脆弱。当时的新加坡人口不足两百万，仅相当于阿尔巴尼亚、洪都拉斯、巴布亚新几内亚、黎巴嫩、巴拉圭、尼加拉瓜、牙买加、土库曼、多哥、利比亚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也与之接近。五十年后，新加坡人口增至五百五十多万，相当于尼加拉瓜、丹麦、吉尔吉斯坦、芬兰、斯洛伐克、土库曼斯坦、挪威等国，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远远超过它们，跃升至第一世界，2015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只低于五个国家：卢森堡、瑞士、卡塔尔、挪威、美国。不仅如此，在这五十余年间，新加坡历经“自治”、联邦、独立建国等剧烈的政治变化，在冷战交汇、帝国角逐的艰难时世中建国，在百废待兴、强邻环伺的内外交困中立国，将四分五裂、各自为战的断裂社会发展为多元一体、团结和谐的有序社会，从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蕞尔小邦发展为政治清明、安定有序的现代城邦，直至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被称为“东方威尼斯”、“东方瑞士”。新加坡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成就斐然，实现了“小国大治”。所谓国家基本制度，是指为了实现“良治”，任何一个政治体制都必须建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现代国家的“地基”。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李光耀采用的是“自主创新”模式，有机整合了东西方制度的精粹，把英国人留下来的公务员重新梳理，对他们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并进行再培训，最后要求所有公务员宣誓效忠新加坡。通过对各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比较与梳理，现代社会的“地基”由八大板块构成，即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强制机制；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汲取机制；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濡化机制；在数据与人、财、物之间建立对应关系的认证机制；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监管机制；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统领机制；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再分配机制；将民众参与纳入制度化管道并协调不同利益的吸纳整合机制。
中央政府虽然现阶段对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但是香港屡屡暴乱，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受到极大挑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重新考虑和安排治权的分配，将治权的指导权拿在手里，而将实施权授予香港政府，并且明确申明香港政府的职权是中央政府的授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政制既非联邦制也非邦联制，一国两制指的是经济制度而非政治制度。同时允许香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便宜行事。一国两制是中央政府的良好愿望，但是如果一国两制受到严重干扰，危及香港社会的稳定和国家主权，中央政府将会毫不犹豫的收回全部治权，由中央政府直接管制，造成这样后果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上法律责任。中央政府一旦收回全部治权，这些人在香港的路就走到头了。中央政府的指导权应分为长期指导规划和年度指导规划，指导规划以去殖民化和香港繁荣稳定为基本目标。中央政府应对指导规划进行考核和督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督查意见。全面系统地完成中央政府的指导规划是香港政府的职责，对失职问题要进行问责。
在去殖民化的基础上，完善香港的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香港法律体系的去殖民化和完善化，目标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维护香港社会的正义。需要全面审核香港现有的法条，在去殖民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法条体系。也要改革香港的法院制度和律师制度，使得香港的诉讼制度摆脱外国政府的控制。更重要的就是，香港要有一个像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具有权威性质的调查机构，这个调查机构应该是中央调查机构在香港的分部，香港警察应该像美国那样只是地方警察，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由中央调查机构全权负责，地方警察无权插手。中国还应该有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机构，专门负责国外情报，在香港也应该设有分部。设立中央调查机构和地方警察系统是美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尽快学习，尽快形成体系。调查体系和法律体系会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查体系负责长期全面的获取证据，只有在证据的基础上法律体系才能起作用，否则法律体系只能是形同虚设。
中央政府要主导香港去殖民化活动，要以雷霆万钧之势，清除香港的殖民文化，彻底检视香港的经济政策，逐步实行现代的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以及其他产业政策；要全面彻底地去除殖民文化，包括整顿香港的媒体、教育和公务员队伍，坚决清除殖民分子；要拿出反腐和南海建岛那样的魄力和执行力全面对香港和大陆的殖民势力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