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贤德：难忘38年前郑州留下的记忆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有人喜把她刻在大脑里，我喜欢把她用文字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后，通过网络奉献给大家，让大家一块分享。
1981年11月，在郑州荥阳一家砖瓦厂打工17岁的弟弟，和弟弟在一个砖厂打工同村3个邻居，通过邮局给家里打来电报，电报里向家里求救道，他们砖厂包工头带着钱跑了，他们几人没钱回家了，让家里去人带着钱，把他们领回来。
当时村里和弟弟一块去郑州打工的，连弟弟一共4人没钱，接到弟弟他们4人给家里的电报，大家把去郑州领人的路费凑齐后，可是没一个人敢说去郑州领人。最后，大家经过再三商议，让我这个大家认为肚子里有点墨水，又在生产队里当民兵排长的去郑州领人。
让我记忆最深的，去郑州领人晚上，吃过晚饭后，母亲让我把身上的破棉袄脱下来后，母亲在棉袄胳肢窝边，用剪刀剪开一个小口，把我去郑州路费留下来，把去接弟弟他们的二十多块钱，塞进剪开的小口里，然后用针线逢死。
把路费缝进棉袄后，母亲把我叫到身边再三叮嘱道，这钱可是你弟弟他们的救命钱，去郑州这么远，又是第一次出远门，路上一定要小心，不要乱和别人说话，走在路上和坐在车上，再热也不能把棉袄脱下来，一定要把棉袄裹紧在身上。
就这样母亲仍然放心不下，最后找出一条长布条，让我去郑州路上，用布条把棉袄系紧，防止小偷发现缝在棉袄里的钱，交待完后，母亲拿出事先蒸好留作去郑州路上吃的一小装馒头。第二天，我踏上了去郑州寻找弟弟的路程。
那时，中国刚改革开放，各地社会治安都不太好，村里今晚不是张家的鸡被偷了，明晚就是李家鸭被盗了，那时晚上小偷小摸活动十分猖狂，不要说村里鸡鸭等小家禽经常被盗，牛、猪、羊等大牲畜，也经常被盗，难怪母亲为我担心。
那时农村普遍贫穷，鸡刚叫第二遍，母亲就把叫起床，步行到离家七八里街上，乘坐去县城的公共汽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和现公共汽没法比，跑在土公路上“叮叮当当、叮当当”轰轰响，到县城30多公里路程，中午才晃晃悠悠到。
从乡下坐到固始县城，再转去信阳公共汽车，固始到信阳三四里，那时从固始到信阳同样是土路，哐啷当、哐啷当……时间长了，我也记不清了，公共汽车是夜里几点钟一摇三摆到信阳火车站的。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信阳火车站不但又破又旧，也很冷清，走进火车站，一切都感到十分神秘和惊奇，过去只能在电影里见到的火车，今天可以亲自坐上，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去郑州的火车上，一路上，真的不知是怎样度过的。
那时郑州火车站很旧，在郑州下了火车，吃了两个临来郑州前母亲为我蒸的大馍，一边吃，一边拿出去弟弟他们被困砖厂地址，问火车站工作人员咋走，火车站工作人员看后，听我是信阳口音，笑着告诉我：我也是信阳人，你去这个地方是农村，没有去的公交车，地走得大半天。
这位好心老乡让我拿笔记一下，按着他说路线去找砖厂。时间太久了，我也不知当时走的是郑州哪条路，反正出火车站没多远，一直往西边走，边走边问，天快黑的时候，终于找到弟弟他们4个人被困砖厂。见到弟弟，我们几个抱头痛哭起来。
包工头跑了，身上有路费的都走了，整个砖厂除了弟弟他们4个人外空无一人，他们4人躺在四处透风刚进厂时砖厂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在我未赶到3天多时间，靠在砖厂食堂领分的一人三个凉馍，喝的砖厂边水沟里的污水。那年代包工头（老板）们心黑的狠，根本没把农民工当人看，只顾自己挣钱，不顾农民工死活。
脱下棉袄，撕开母亲用针线缝在棉袄里路费，带领弟弟他们4人连夜赶往郑州火车路，由于弟弟他们一天只能靠一个馒头度日，4个人早已饿坏了，我们5个人边走边歇，天亮才赶到郑州火车站。
为了让弟弟他们填饱肚子赶回去，在火车站旁路边找一个卖面条的，让老板给我们一人下一碗面条，吃完面条，拿着10块钱去结账，老板把10块往衣兜一塞，让老板找我们零钱时，张口骂道：你们几个小子来过郑州没有？抓紧滚蛋，不滚蛋欠老子揍你……边骂边拿起大铁勺。
刚才我们就是听见这边大喊大叫：面条两毛钱一碗。我们5个人每人要了一碗，5碗面条加起来应该一块钱，老板破口大骂说，我们耳朵聋听错了，没问一下，不但一分钱不找，让我们抓紧滚蛋，说我们耽误他生意，老板凶神恶煞般举起铁饭勺还要打人。真的让人害怕。
17岁弟弟和邻居来郑州砖厂打工，黑心包工头卷着农民工血汗钱跑了，火车站大喊大叫两毛钱一碗面条，吃完后变成两块钱一碗，在那个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和政策不健全年代，农民工真可怜，走到哪里都受人欺负，一些老实巴脚的农民工，在打工中轻则遭包工头骂，重则遭包工头欧打，甚至丢掉性命，到头来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
经历弟弟郑州打工遭遇，和在郑州火车站吃碗面条遭遇，从此开始关注农民工生存问题外，拼命学习新闻写作和法律知识，1996年在江苏吴江市（县级市）打工期间，当我发现盛泽镇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在《中国纺织报》头版发表题“盛泽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从此我踏走上了为农民工追讨工资艰难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