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爱曰：“ 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 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 详以示人，则诚然矣， 至 如 尧舜 以 前事， 如何 略 不 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 此亦可 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 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必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讲解】这一段讲的是，徐爱向王阳明请教，孔子取舍存删古代典籍的的根据。徐爱问：“ 圣人著经，也是为了要 教人去人欲， 存天理。比如 春秋五霸之后的事（“五伯以下事”），圣人不肯把详情告诉人们，这是应该的。可是尧舜以前的事，为什么记载得也十分简略呢？ 

王明明借题发挥，谈论自己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时代变迁的历史观， 说道：“ 伏羲、黄帝时期，发生的事情年代久远而不祥，能够记下来流传的就更少了（“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当时世风淳厚朴素，没有华丽修辞、 注重文饰的风气，这就是太古时代， 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三坟》相传是伏羲、神农、黄帝时的书。王阳明认为，“《三坟》一类的书籍没能流传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因时代的变化逐渐不合时宜。即使流传下来，也会因时代的变化逐渐不合时宜。 社会风气日益开放， 文采日渐兴盛， 世道沧桑，周朝末年的时候，要恢复夏商时期的淳朴风俗，已经不可能 了，何况尧舜时的 世风呢？太古时期的伏羲、黄帝的世风就更不可能挽回了。 

各朝代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尽管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遵循的天道准则都是一致的（“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 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实行的制度。但是他们都因时施政，因此制度政令会有所分别。夏、商的制度在周朝施行，就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所以周公希望兼具大禹、商汤及文王的长处，其中有不合时宜的，就仰天思考，从夜间到白天（“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何况太古时代治理之道，又哪能再施行呢？这自然是圣人认为应该略过的。”

王阳明又说：“ 专注于无为而治，不 能够像夏禹、商汤、文王时那样因时制宜地治理，而一定要恢复实行 太古时代的 典章制度， 就是佛家和道家的观点。 能够因时制宜地治理， 却不能像夏禹、商汤、文王那样始终贯彻天道，而以功利的 心态作为驱使，那就是春秋五霸以后的社会治理（“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必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的儒者讨论来讨论 去，都是在讲霸道而已。”

 

王阳明又说：“ 尧舜时代以前的社会治理，后世不可能重现， 因此可以略去不记。夏、商、周三代以后的社会治理，后世不能仿效，因此可以删减。只有夏、商、周时代的社会 治理是可行的。 但是今天那些讨论 三 代之治的学者，不明白关键宗旨，却钻研那些细枝末节，那么三代之治也不可能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