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日本人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养精蓄锐，雄霸天下之心不死，时刻扛着大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图谋着东山再起。
历史正在证明的是，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顽强而能屈能伸的民族。
二战以前，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这条吞象之蛇从一个小小岛国，扩张延伸其军事控制范围至几乎整个东亚。先后侵略占领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所罗门群岛、威克岛、香港、缅甸、越南、新加坡、老挝、印尼、柬埔寨、巴比亚新几内亚等国家和地区。就连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十数倍于其国的大国，也深深畏惧并几乎被全面征服。
几十年后，日商纵横世界，日货行销世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扎根立足于全世界的每一个重要城市。日本人的影响力遍及全球。日本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他们在各种科技项目上远远的超越了我们。他们有了名为自卫队实为军队的国家武装力量。他们有了大量名为商用实可为核原料供应源的核电站，或许时刻图谋着制造大和民族曾深受其害但却最为想要、必欲得之的核武。
谁曾记得当年日本战败后的惨象？毛泽东在世，也会惊讶于今日日本的繁荣、辉煌和各方面发展的实际成就。
二战后，其实日本才是真正一贫如洗。反应了二战后日本平民悲惨生活状况的电影《萤火虫之墓》，令人为之流泪！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不止是一种仪式，因为参拜者会有一种触及灵魂的精神感应。中国人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孔庙、寺庙，往往只是一种旅游，很少会触及灵魂的精神感应。这就是中日差别。精神财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才是真正的财富。
二战后几十年所证明的是，发愤图强、忍辱负重的日本人，一直在“挥泪雪耻”。
要理解大和民族，必须理解其精神。一个没有丧失灵魂的民族，是真正强大的民族，无论一场武力战败，还是一场经济战败，都不能将之彻底击垮。在大和民族的内心和灵魂的深处，我看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这一种东西，固化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个体灵魂之中，诸如大前研一、稻盛和夫、三岛由纪夫等等……
电影《47浪人》，由日本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赤穗事件改编。40余名由武士废黜为浪人的日本人，为领主报仇雪恨而接受必死的结果，最终杀死仇敌并集体切腹自杀。注意：这不是一人两人三五人，而是四十余人。从中我们可以窥探与领略日本人传承至今的民族精神。
武士道精神，可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务实；二是务虚。
务实的层面。事实上，农业也是以技术牟利，暴力也是以技术牟利。这是两个不同的行当。
在暴力牟利的行当，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正是武士。作为武士，就必须熟悉兵器，熟练武艺，甚至学习其他的各种知识。若是花拳绣腿，领主要来何用？武士的实用性，是领主将之作为工具的基本要求。武士不需要文凭。没有真正能耐的人，才需要文凭。不尊重真正能耐的社会，才崇尚文凭。所谓手底下见真章！日日月月都要面临刀光剑影，没几手硬功夫，缺了无畏的勇气，也不敢提刀上场。
务虚的层面。忠义、荣耀的价值，远远超越生命本身。比之于武士的荣誉，生命根本微不足道。精神追求高于生命。要达到这一种境界，首先就必须看透生死。山本常朝《叶隐》：“武士者，须一生悬命于武士道。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斩狗，15斩人。日军侵华时的“百人斩”，实际也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宣示。对于敌人、罪人、俘虏的生命的轻贱，仰慕英雄而无畏死亡、无惧痛楚，正是其精神优越感的来源之一。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以盗库银之罪，被令“折磨死”：烧光体毛，剥光指甲，切断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百般折磨，但他一声不吭、面不改色。最后斩开其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即躯体折弯而死。
西欧有骑士精神，以天主之名、奉天主之命行事。日本有武士精神，以人主之名、奉人主之命行事。中国有什么？
其实中国也有过。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与日本文化中的浪人对应的，是游民；与日本文化中的武士对应的，是门客。春秋门客之风盛行，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都曾搜罗各种人才，纳为己用。一直到明代，依然可在文献中见其身影。《儒林外史》第三七回：“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此时的门客文化，已开始衰落。
历史上著名的门客高渐离、荆轲，都是悍不畏死、奋不顾身的忠君勇武之人。孟尝君门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关键时刻也能救命。孟尝君还有个门客，尤其奇异！《战国策·齐四》“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这个冯谖，初来乍到，一无所好、一无所长、一无所能，要文凭没文凭，要能耐没能耐，既然来了，孟尝君竟然也收了，好好养着。可就这么一人，还调门挺高。常常倚柱弹剑，唱着歌曲！一会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一会又唱 “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后来还唱 “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对此一个接一个的过分要求，孟尝君都一一予以满足。然而，后来让他去收债，他竟然将债券一把火烧了。但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门客，却因其奇功而被载入史册。
日本武士兴起的平安时代，正好类似于中国门客兴起的春秋时期。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央集权的衰落。门客的务实的必要性来自于主子与主子之间的竞争。中央集权制兴盛时期，只有一个主子，门客往往务虚，比如高俅。这个时期的门客，就成了士大夫。士大夫部分继承了门客的精神，但却不同于门客。幕僚，也类似于门客，也有所区别于门客。
为何百日维新会最终失败，而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中日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20世纪初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很多是真正的精英。鲁迅和杨昌济都曾留学日本。这些人都应该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过体会和思考。在个人生活上，杨昌济主张并践行冷水浴，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也是如此主张并践行的，而众所周知，毛泽东直到晚年还有着冬泳的豪情与壮行。杨昌济的这一主张，可能就是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启发。尤其雪花漫天、冷冻三尺、寒风凛冽之夜，当冰寒的冷水一桶桶泼洒全身，其所引发的阵阵白色蒸汽，可谓云遮雾罩，环绕周身、蒸汽腾腾，比热水的泼洒更为壮观，不禁令人大呼过瘾。但若没有坚强的意志作为支撑，是绝不敢为，也挺不过去的。
中日最大的差别，其实正是精英的道德观。在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本精英们看来，荣誉高于生命。
这是一种自己当裁判的荣辱观。如果精英有这种荣辱观，精英就会推动自己所在的国家和社会朝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精英没有这种荣辱观，他们就只会受到自身及其家族私利的驱动，完全不顾国家和社会。然而，精英在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却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其实历史往往是由精英推动的。如果精英是历史的耻辱，是社会的渣滓，那么，他们所推动的未来，必然不容乐观。无论是鲁迅，还是杨昌济，他们都有着一种与日本精英同样的道德观，一种自己当裁判的道德观。但恰恰是这样的人，却始终处于权力的边缘。
在中央集权制下，门客其实是被禁止的。《晋书·石勒载记下》：“ 张披与张宾为游侠，门客日百馀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中国长时期处于中央集权制兴盛的时期，士大夫们虚与委蛇、阳奉阴违的忠君去了。士大夫们普遍具有的，不过是一种他人当裁判的荣辱观，欺世盗名才能登堂入室。忠义勇武、荣誉高于生命和私利的门客精神，最终失落不传。
有好的制度就会产生好人，就会造就好的社会，但是好的制度从何而来？
道德是否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