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也有过，便试着回忆，一个失眠的夜晚：沉陷于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绝望的处境之中，时间似乎无穷无尽的在延续下去。盲人的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夜晚，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醒来之后，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盲人醒来之后，仍旧是无边无尽的黑暗……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那些盲人大师，更为珍视精神上的光明！
人生绝不是拿来妥协的。
盲诗人荷马的杰作《荷马史诗》，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宗教与文化，成为世界文学上最著名的经典之作。
数百年来，欧拉一直是数学史上贡献最大、创造力最强、原创产量最高、发表论文最多的数学家，无人可及，这一纪录直到20世纪才被保罗·埃尔德什打破。欧拉支配了18世纪至今的数学。很多数学的分支，都是因他的创造而有了极大的进展。直到今天，前沿物理学仍然极大的受益于他在数学领域的贡献。然而，欧拉不到六十双目失明，生平一半的著作，是产出于双目失明的情况下。
约翰·弥尔顿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花了七年的时间写下了《失乐园》。后又写下了《复乐园》，和一部关于力士参孙的戏剧。
海伦·凯勒享年87岁，却有86年生活在无声的黑暗世界。她先后完成14本著作，其中广为人知的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石墙故事》。她致力于残疾人福利事业并建立了许多慈善机构，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次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美国十大偶像”之一。
博尔赫斯绝大多数杰作都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略萨：“他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小说和散文推向了一个极为崇高的境界。”苏珊·桑塔格：“如果有哪一位同时代人在文学上称得起不朽，那个人必定是博尔赫斯。他是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产物，但是他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知道如何超越他的时代和文化。他是最透明的也是最有艺术性的作家。”
伟大的盲人大师，也同样存在于中国！
师旷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生而无目，自称盲臣、瞑臣。先为宫廷主乐大师，后为太宰， “大治晋国”，晋“始无乱政”（《淮南子》）。《说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韩非子》载其事迹：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左丘明因眼疾而不得不辞官回乡。还乡后，建左史书舍，开始编纂《左传》、《国语》，而他编纂《国语》的时候，双目已经完全失明。
阿炳双目失明而后有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和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
20世纪中国，除了阿炳，还有一位长期被忽视和刻薄评价的文化巨匠！他就是陈寅恪。在双目失明之后，他写下了《柳如是别传》。他的助手黄萱为此感慨：“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1845年春马大胡子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文化本身是一种塑造人的模具。人创造了文化，人也来自于文化。人是文化的本源，文化也是人的本源。文化是人的产物，人也是文化的产物。
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囚牢，人人都是这一囚牢的产物并囚之于此牢。
从历史上看来，国家的和世界的ruler总是通过有着统一性的高层意图和有着组织性的方式，通过对决定何种知识、何种舆论、何种信息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的选择权，通过对于构造自我的精神元素的过滤性控制，在所谓知识分子的自媒体和其他媒体的或主动或被动的配合下，在教育产业的规范下，以类似工厂模具的作用力，批量制造着适合于ruler的被rule的一代代the ruled。你以为你是你，你所以为的自我，其实不过是被有意图的制造出来的一个个平平无奇的可怜而又可悲的小小模本中的一个，不过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囚牢。
精神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至关重要的自由。长期以来，精神才是真正的被禁锢的对象。
文化学即politics。文化才是politics斗争的最高层面。文化自身与利益是一体的，一切politics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文化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明此理，不足以论politics。依赖暴力，再强大的阴谋家，也只能谋一时，唯有文化可为谋万世。politics斗争最终还是会反应到文化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层面。人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秩序的活证，更是掌控文化主导权的tongzhi阶层的创造物。从文化上控制人，才算真正的控制。毛泽东之Revolution，非止于军事、行政，更及于文化。反右运动和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之用意，是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实为文化和思想层面的大斗争。毛泽东更深的用意，是取代儒道佛，是一种新的精神价值体系的重建，这样一种精神价值体系，有着类宗教的性质，是本质上一样、表现形式不一样的宗教的变种，是一种陈寅恪所不可能接受的一元主义的文化权力体系。反思毛泽东，才能理解陈寅恪。毛泽东时代的另类，文化战争中打不败的硬骨头，如陈寅恪，从肉体上消灭之，何其简单容易，可是毛泽东的用意不在于此。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用意不在于此。你可以从肉体上上消灭他，但就是无法打败他。当年的the Cultural Revolution小将们，恼火之处也正在于此：没法从精神上打败他。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的某些知识分子，与新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视为一种宗教体系与另一种宗教体系的冲突。但在陈寅恪这里，首先是一种宁死也不能接受一元主义的文化权力体系的态度。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是politics领域最高层面的斗争的失败。我们没有充足的论据完全否定其重来的可能性。然而即便重来，也不可能达成晚年毛泽东当年有过的那种意图：politics在文化层面的完胜。
文化不止是意味着现在，实际也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多种未来可能性。一元文化，实际是扼杀了人类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人类史上奉行一元文化的大人物，如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等等，无不失败。人类的永久生存可能性，只能存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之中。
局限于学术的学者，历史上太多太多，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但要堪称大师，则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坚持且眼界开阔、眼光高远。大师之作，才能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大师，才能成为无数后人为之感佩的精神引领者。
陈寅恪正是从人类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和高度，针对人类这一整体，来进行研究的politics学家。史学不过是其着手处。
陈寅恪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能够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待过去、今日和未来的人物之一。视野决定眼界。文化不止是意味着现在，实际也意味着人类的未来。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也就是多种未来可能性。一元文化，实际是扼杀了人类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人类史上奉行一元文化的大人物，如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等等，无不失败。人类的永久生存可能性，只能存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多种未来可能性之中。
陈寅恪之历史研究，始终不脱离其文化视点。对其着眼点不明，则不明其意。陈寅恪表面上是在研究古代史，其实一直在研究当代史。我们对此之长期忽视，原因正在于我们仍旧处于陈寅恪所著之文化冲突史的同一时代。陈寅恪所述说的，实为延续至今的当代史。当其世，外来文化猛然侵袭中国，迅速作用于思想、文化领域，将原本的文化根基铲除，前后有梁济和王国维为此悲愤自杀。这些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并认为新文化若能行之有效，也只能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嫁接起来。我们至今尚且处于此文化亡国奴的时代，因而极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这种悲愤。
仅仅以史学学术来论述陈寅恪，是国人之悲哀。说陈寅恪是一个历史学家，可说是对他的最大误会。于陈寅恪，其实史学仅仅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已。历史不过其思想表达的方式而已。陈寅恪之史学，不过托史言志而已。陈寅恪真正的史学成就，其实在于前人所未曾详述或述之而深度不够的文化冲突史，历史倒影于人心，便可从容层层揭示。
陈寅恪的历史著作，大多是文化冲突史，表达的是在当代的国际性的文化冲突之中，中国文化人对于中国文化应有地位的抗争态度。陈寅恪所哀悼的，是精神之死，是精神渊源和文化熏习的失落。生而无精神引领，死而无精神寄托，这才是真正的愚民，后世愚民们反思不出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的真相。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师夷所长而丧尽本原。我们需要一艘文化的诺亚方舟，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身处文化殖民时代的自由学人的真正理解。
其坚持多元主义、誓死反抗一元文化霸权的自由精神，无愧其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身残志坚，以年逾六旬之老弱病体而自强不息，惊天地、泣鬼神，盲后而仍能有如此成就，实为人类史上罕有之事实；其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大量失去的诗稿，这些诗稿的价值（以诗证史，说明他对诗的重视），以其残存的少量诗稿看来，其古诗成就远超其父陈三立，千年之后，或当与李白杜甫并列而无愧；其艺术性、学术性、思想性，这文史哲三合一的现存精神遗产，已足以证明其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思想大师！岂能为 “后世浅薄者”轻贱！
没有陈寅恪这样的人，一个民族很容易形神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