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时期的献血总是打着“为非典疫区补充血源”的标语，而我那时常常看到这句标语，想到的却总是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篇余华的小说。讲述的是个人生存境遇的荒诞和对生命的某种厌倦之情：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又糊里糊涂的活着。其中蕴藏着作家本人对生存的看法和态度。我从那篇小说，开始理解这个作家的作品。
余华的《活着》，已成为华语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余华以其无可争辩的优秀作品而成为了当代华语文学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活着》的了不起不在于它已获得的荣誉。很多作品不配其已获得的荣誉，很多荣誉也不配其作品。公正的文学评论必须结合作家与现实，从作品本身来论述作品的优劣好坏。也只有作品本身能证明作家本人的成绩，奖项所能证明的只是奖项本身对于作品的肯定。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活着》，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它的了不起也正在于作品本身的优秀。
青年福贵是浪荡的富家子弟，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后来也一定因此有过深切的悔恨和反省，以及对自己的无法原谅。这也是他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因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痛苦。并且这个事件也很快的戏剧性的演变为塞翁失马的幸运与欣慰。
后来的福贵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则全部来自于疾病、死亡、有其社会背景和political因素的贫穷困苦、甚至是社会及他人的差错，而非自己。一个人在遭遇着这一切时，内心一定充满痛苦，也充满各种复杂的情感，包括计较、仇恨、愤怒、责怨等等。但这些未必由小说的表面文字所直接叙说，未必通过文字本身直接呈现，也可被放到小说文字的背后。情节与故事，也成为了作家委婉的表达手段。而其中所表达的，是真正掩盖于作者内心之中的东西，是作者通过故事情节所要叙述的东西，是通过读者对此的理解、感受而得以传达到读者心中的东西。
当自己输光了家产，气死了父亲时，能说福贵是从来没有过内心的悔恨与自责吗？当儿子的羊被生产队宰杀，当儿子被抽血过多而死，能说福贵是从来没有过内心冲突、没有过计较、仇恨、愤怒、责怨的吗？当亲人们一个个因疾病和意外而死亡，在承受亲人分离的痛苦时，福贵的心中也一定是充满委屈、斗争或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人生活于如此混乱、荒唐的世界上，处于如此苦难折磨、情感纠缠的人生，其内心世界的真实境况会是如何？这才是我们阅读小说所当了解的深藏于小说表面文字之中的一切。
老年的福贵在回忆自己的人生时，也正是每个人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命运决定了每个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社会的一员生存下去，决定了人的固有欲望和本性的存在，也决定了个人要去接受置身于其中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和荒谬，接受命运加于个人的那些个人所无法决定的幸运与不幸。可以肯定的是，在作者的内心之中，一定充满各种欲望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并几乎达到无法和解的地步。然而，作为叙述者的福贵，却只是一个常人。福贵代表了占据人口多数的常人与凡夫俗子。常人不可能永远以愤怒的心态和挑战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现实必然会引起愤怒、悔恨、仇恨和痛苦不堪的内心挣扎。对于福贵这样的凡夫俗子，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只能选择妥协，只能采取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去面对，只能在这种充满欲望和矛盾冲突，也充满和解的渴求的内心境况之下，宽怀面对过去，原谅一切，原谅别人，原谅世界，原谅自己。宽容与和解了，也就意味着放下，意味着不需要继续承受那难以承受的过去，也只有宽容与和解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如果让老人重新选择自己的一生，他当然会选择没那么深重的痛苦经历。但读者绝不会得到同样深刻的人生感受和理解。小说是作家余华探讨人生之苦难、无奈、矛盾、冲突的一个较为满意的结果：福贵的宽容与和解。但这并不代表着作家本人并不存在要求补偿苦难人生的愿望和出于良知的愤怒。
在作家身上，天赋与才能是决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有天赋的作家会摸索出最终自己感觉亲切并熟练运用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虽然随着叙说内容与题材方式的不同而不断相应调整，但却始终是自己的那一整套可以区别于他人的语言。作家余华的作品，语言文字简单、洁净、纯朴，叙述通俗流畅，表达真实贴切。在他的小说中没有那些难以理解的字词句子，他几乎从不运用那些艰涩难解的词语去写作。或许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运用那些艰涩难解的词语来表达，简单的词语足以表达所需表达的一切。而且，作为小说的叙述人，福贵也并不具备如何深厚的文化素养，他所述说的也只是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简单的语言文字更为符合人物的真实身份。
在这简单洁净纯朴的文字之中，读者所阅读的是一份似乎事情本身正在发生一样的真实。读者所得到的是一份珍贵的伴随着优美文字的呈现和时间递进流逝而源源不断的哀伤感动，是一份深入心灵、在阅读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仍然绵绵不绝，容纳了复杂感情和深入思考的哀伤感动。而在这哀伤感动的同时，犹如真实人生的幽默与趣味、讽刺之尖锐、人生之欣慰、亲情之珍贵的点点滴滴却散落穿插于文字之间，随处可见。
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小说的主人公所经历的全部生活的苦难、不幸以及命运的不公，体验到小说的主人公所体验过的全部喜、怒、哀、愤，也在小说的末尾，体会到最后的辛酸，并能想象其选择和解之前的复杂感受。小说在娓娓叙来的开篇与友善的老人自然而然的结识、在令读者身临其境的文字叙述、在故事发生发展、在情节的不断演变推进中，在最后的完满结局中，完成了内容与形式、语言文字与其表达愿望的完美结合。
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所叙说的故事和故事所叙说的。很多时候是故事决定了语言，很多时候又是语言决定了故事。很多时候是作家在把握着语言，很多时候是语言把握了作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是创作在改变着作家，很多时候是作家在改变着创作。对于很多优秀的中文作家来说，写作是他们的宿命，中文也是他们的宿命。或许，在文艺方面，确实有着天才的存在。而天才的不同，首先在于天才对于前辈天才的追寻并有其所获；其次在于天才对于语言的美感有着非常切实的把握；还有就是，天才总是出于内心的需要去写作。
当女儿凤霞发现的地瓜被抢，当主持公判的生产队长私自夺去地瓜的一部分，当儿子有根日日辛苦饲养长大的羊被生产队宰杀，当儿子被抽血过多而死，当读者想到福贵以前的家凭什么后来又成了队长的家时，读者显然是感到愤怒和不平的，作为小说主人公自己的福贵，也一定有过内心冲突、有过计较、仇恨、愤怒、责怨的心理。
福贵也在这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走过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心路历程，并以其个人人生经历，从侧面反映、印证了这几十年的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小说中所蕴涵的记录历史事实的客观态度、political态度与社会批评是显而亦见的。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饱含激愤的对社会的荒唐与整体性的愚昧的讽刺。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出于political目的，不但当时历史的记录已经完全背离了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实，就连其以前的历史记录也由于被篡改歪曲而变得不可置信。虽然事实被记录在那段时期生活着的人们的心中，但是在那些人死后，历史的事实也就无从得知。从许多被称为史籍的书中，后来的读者会发现许多甚至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荒唐记录以及其他的矛盾和错误。而许多小说，比如现在所谈到的《活着》，却不带有任何political目的和偏见，从人物人生经历的角度切入，真实记录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作出了对于那一段时期社会历史的公正批评，或把批评的权利留给了读者。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阅读那一部分事实。当读者读到家家户户好端端的锅被砸烂拿去煮钢铁，这种历史的集体的疯狂与荒唐，也就被作者拿出来，让读者重新审视评判。
历史上的许多文艺作品之大行其道，确是顺应political潮流或时势所需。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在那些顺应political需要的写作者写作的同时，在那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大行其道的时代，也一定有着很多秘密写作的作者，在他们鲜为人知的文字中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及他们内心的另一份真实。那种记录是出于他们内心的真实需要，而也只有那种记录，才能引起千百年后读者的心灵震动。
在历史记录和历史证据被垄断、控制、篡改的人类历史上，文学，正是记录真实历史的一种方式。真实历史，甚至比之小说更为残酷。小说人物，不过是无数真实历史人物的代表。作家有着记录真实历史的责任。余华令人钦佩的履行了作家的责任。就像那些曾经秘密写作的作者一样，他有着出于内心的需要去写作的正确态度。贴近真实，提供的是审美价值传达的便利。而要做到贴近真实，其基本方法就是出于内心的需要去写作。作品创作是对创作者的内心感动的形式化，而作品阅读则是对被形式化的创作者的内心感动予以重新体会，是创作者的内心感动再现于读者的过程。作品甚至是读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变异的复现。小说的真实是一种符合内心判断的真实。负责的作家永远是第一个挑剔的读者。
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文艺不过是political附庸，politician的利用工具和娱乐工具，文艺家不过是politician蓄养的一群爪牙和小丑，完全是出于迎合politician的political需要与欣赏趣味而创作。那些历史时期的作品虽然经过当时社会权势的大力追捧，然而即便传于后世，也只能招人唾骂，所谓遗臭万年是也。名著有三种：过去的名著、现在的名著、将来的名著。文学史，实际是一部名著变更史。过去的名著、现在的名著，要成为将来的名著，就必须获得将来的读者的认同。能够深入个人内心深深的打动一个人的作品，在任何年代，都会获得读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