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马斯·孟说起的奢侈消费有益论
2019-4-3
重商主义者一般都反对奢侈消费。因为奢侈消费往往意味着对国外新奇之物的需要，从而意味着贵金属货币的外流；而重商主义者所主张的是尽可能的贸易顺差，尽可能将货币留在国内。
托马斯·孟（1571-1641）不是一个如此“守财奴”般的重商主义者。与一般的重商主义者相比，他的思想显得更加开明和达观。他强调商人的重要性，只是将其看成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他强调贵金属货币的重要性，强调出超的重要性，根本却是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强调贵金属货币流入增加国内货币供给，促进投资及增加就业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托马斯·孟居然对奢侈消费持有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文献中，我在孟这里第一次看到关于奢侈消费有益的清晰阐述。
孟首先是一个重商主义者，所以他的思维是围绕着增加出口，增加出超展开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节约消费，这样才能增加出口。即使我们要消费奢侈品，也要用自己的原料来生产，将财富留在国内，还可以增加就业。“如果我们想要讲究穿着的话，我们也要用自己的原料和成品，如纺织品，花边，刺绣，抽纱刺绣等；因为富翁们的铺张浪费，尚可以使贫民有就业的机会。”（托马斯·孟：《英国的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8）一般重商主义者的认识，大概就到这里了。
托马斯·孟的达观和开明，表现在他的眼界更广一些，眼光更远一些，思考更深入一些。尽管强调出超，强调货币流入，但他已经认识到国与国利益的相互性。“各种慷慨大方和大摆场面的事情也是不可废除掉的，因为倘使我们要如此节俭，甚至只要用区区几种外货或竟一点也不用之后，试问我们怎能将我们的商品输出呢？我们的船舶、海员、军火，我们可怜的工匠和许多其他的人，将会怎样呢？难道我们指望别的国家拿货币来送给我们，买走我们一切的商品，而无须我们出钱去买或去交换一些他们的商品么？”（托马斯·孟：《英国的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60）这样的“世界主义”观念，在孟的时代还是罕见的。一百多年后，在休谟（1711-1776）的时代，这种观念还是进步的。
既然国与国的关系是相互的，贸易的发展建立在相互需求之上，就意味着我们要接受国外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接受奢侈品和奢侈消费。有人可能会认为奢侈消费会败坏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托马斯·孟却看到了奢侈消费不仅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得以维持，还能够给劳动者增加就业的机会，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贵族、绅士和其他大有作为的人，在房屋、衣着和其他方面大摆场面，是不会使国家贫穷的。倘使这种弄得很新奇和费用奇昂的工作，是由我们自己的人民，用我们自己的原料来完成的，它便会使富人的钱财用来维持穷人的生活，那就成为分配公共财富的最好的方法了。”（托马斯·孟：《英国的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P60）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奢侈消费有益论”有一个连续的传统。在托马斯·孟之后，威廉·配第（1623-1687）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增加就业扩张经济是一切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哪怕到沙漠中修金字塔，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增加穷人的就业机会。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最有影响的“奢侈消费有益论”的主张者是曼德维尔（1670-1733），他以“蜜蜂的寓言”阐释了一个奢侈的社会就是一个繁荣的社会的观念。在曼德维尔的阐释中，奢侈对个人而言是恶行，但其结果是需求的增加，经济的增长，因此对社会而言是一种美德。因为曼德维尔的重要影响，“奢侈（或节俭）的悖论”也叫做“曼德维尔悖论”。凯恩斯（1883-1946）也是“奢侈消费有益论”的支持者。我们知道，凯恩斯将经济萧条的原因理解为有效需求不足，他提出的治理措施总的来讲就是扩张需求。奢侈消费当然是扩张需求的可选途径，因为它既可以直接地增加需求，还可以间接地扩张就业。凯恩斯甚至提出，某些浪费性的行为，只要可以扩张需求，扩张就业，都可以用作解决危机的手段。比如，政府可以将美元埋到废弃的矿井中，让后雇人去挖。这样可以给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可以达到扩张需求，摆脱危机的目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经济学家都会讲一遍“破窗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涵跟配第和曼德维尔和凯恩斯所讲的故事是一致的。
中国人不仅会讲这样的故事，而且还实践过这样的主张。
早于托马斯·孟2200多年，春秋时期的卓越思想家管仲（？——前645年）就提出奢侈消费有助于增加就业，刺激需求，繁荣经济的思想。据《管子.侈糜篇》载，大灾之年，齐桓公问计于管仲：“时下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何以解决问题？”管仲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提倡富人进行奢侈消费。如果富人们把鸡蛋先画上彩色图案然后再煮，把木柴先雕上花鸟鱼虫然后再烧，就可以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富人办丧事的时候也可以提倡大操大办。把坟圹挖得很大，使穷人有工作做；把墓地造得很堂皇，使工匠有工作做；把棺椁做得特别精致，使木工有工作做；把殡殓衣被做得很多，使女工有工作做。……”在管仲看来，财富分配不均是一个经常的现象。即使在灾荒时期，在穷人陷入生存困境的同时，富人也拥有大量余财。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使穷人获得就业机会，获得收入，同时也起到了平衡财富占有的作用。管仲的“侈糜”思想，即使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也具有积极意义。同施舍或馈赠相比，富人的奢侈消费不仅提供了就业机会，保存了劳动力，而且有启动经济的作用。单纯的施舍或者馈赠——即使富人有充分的怜悯之心，也仅仅意味着已经形成的财富在不同人群间的转移，既不形成新的财富，也不为新的财富的形成提供动力。而富人的奢侈消费，在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由于比正常情况下对消费品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本身就扩张了市场需求，从而成为启动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作为一种增加就业，平衡财富占有的措施，管仲的“侈糜”主张不是依靠政府干预，而是借助于市场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管仲的思想甚至具有了某种现代的意味。
早在凯恩斯提出通过扩张消费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之前的900多年，我国北宋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实施过以提倡奢侈消费促进就业，启动经济的政策。1050年，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州期间，当地发生严重灾荒，穷人生活陷入绝境。一开始范仲淹采取常规措施赈济灾民，无奈灾情严重，官方赈济无异杯水车薪。情急间范仲淹想到了管仲的“侈糜”之策，一旦实施，竟效果卓著。杭州本是富庶之地，大灾之年，富人依然广有钱粮。而且，当地人喜欢竞渡，好为佛事。范仲淹首先动员富人开展竞渡活动，并设宴奖励获胜者；后来又鼓励佛寺“趁饥岁工价至贱”，“大兴土木之役”。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范仲淹的赈荒政策大有离经叛道之嫌，因而受到了“不恤荒政，嬉游不节，伤耗民力”的参劾。范仲淹上条呈解释：“所以鼓励富人竞渡，推动佛寺大兴土木，目的在于推动富人用其余财周济穷人，为穷人提供生计。富人的奢侈消费和佛寺的建设，每日都能为穷人提供数万个就业机会，也就解决了不止数万人的生活来源。”实践证明，范仲淹的“侈糜”政策卓有成效，那一年，受灾的江浙地区，只有实施范仲淹赈灾政策的杭州治安良好，没有发生饥民流徙现象。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思想家，当他们面临相同的经济问题时，会作出相同的分析，提出相近的解决思路。托马斯·孟提出的奢侈消费有益论，不仅被他后世的西方经济思想家所继承和发扬，在东方世界里也得到了回应。奢侈消费在传统的正统观念里经常受到批评指责，因为它与正统的节俭观念是冲突的。经济分析的好处在于，它可以避开道德的约束，仅仅从经济机制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一种开明而达观的态度，反而使经济学能够得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