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忽视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同时也缺乏社会对于经济的影响的研究，这些领域值得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本文谈谈我对中国经济的一点感想。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我是认同的，但是其中仍有些值得商榷之处，通过此文提出，以推动这个问题的讨论。
使用比较优势的条件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该遵循何种最优路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给出答案了，但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运用这个理论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这个理论的应用前提条件，从而实践走上了歧途。
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有三个前提：
条件1：必须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这不仅仅对于一国或地区境内是如此，跨境市场也必须是自由竞争的。
条件2：通常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做起，这就需要该国/地区具有足够的人力和所需的相关自然资源。
条件3：该国/地区所需的技术是可得的。
我们可以将其分别称作市场经济制度禀赋（条件1），自然禀赋（条件2），以及外生条件（条件3）。
这里似乎没有体现出政府的作用，这正是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特点，即，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相当成熟，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弱化了，以至于除非特意强调，人们已经忽略了政府的作用。以条件1而言，自由竞争的市场并非是天生就有的，欧美国家发展了几个世纪，目前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市场环境，而绝大多数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在还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市场环境。这样的市场并非是自动形成的，政府在自由竞争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一个与政府有关而没被理论界充分重视的问题是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比较优势理论假设市场主体具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实际上，即便欧美政府也存在指导或引导经济的政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战略意志更为明显和不可忽视，这一因素和条件3一样，是外生的。中国建国后选择“赶超战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上述各点，充分考虑到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要想让比较战略得到成功落实，就需要：
l 国家和地区政府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l 国家和地区政府着力打造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
l 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禀赋支持比较优势战略的起步要求；
l 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技术是可得的。
基于此，该国/地区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入手，不断积累资本禀赋，最终将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实现与先发国家的差距收敛。
一国经济的发展，通常会经历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如果技术始终是可得的，比如通过支付使用权而获得技术，甚至是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得以使用，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深圳就是符合比较优势发展路径的典型的案例
深圳建立特区之前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落后的小渔村，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少，也谈不到有多少可资利用的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首先就缺人。但是深圳率先利用比邻香港这一国际大都市的地缘优势，先开始了跨境贸易，积累了人气，加上特区开放政策，逐渐吸引了大量人员进入深圳和周边，为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打下了基础。深圳政府本着“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参与经济建设，市场环境不断优化，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政策非常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逐步顺利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产业政策加以引导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深圳转型为创新经济过程初期，存在严重的技术模仿和“山寨制造”问题，解决了技术可得性问题，而且在干中学和政府营造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中，技术模仿和盗用逐渐转变成了企业自主研发，成为举世瞩目的创新之都。
有人认为深圳当年是得地势之利，毗邻香港，而且正好碰上香港经济转型要转移生产制造功能，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之力，当年发生了举全国之力建设特区的现象，深圳作为创业热土和改革开放前沿，吸引了大批劳动力和建设人才。这些说法，都是暂时和短期的，也都可以放在本文论述的比较优势框架里解释。如果深圳只是因为这些因素，那么她在90年代就应该“泯然众人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作者主编的《潮起大鹏湾》（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已经深入解剖了深圳这个产业转型成功案例，此处不再赘述。
有为政府的争议
比较优势理论本身没有明确提示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导致应用中产生了一些混乱，在新结构经济学里，这个被隐藏的概念被重新提出来，即有为政府。但是，这个说法引发了很多争议，王勇就此所做的澄清是：有为政府指的是政府行为集合中去除了政府乱为和不作为之后的那个子集合。[1]
这个“有为政府”的定义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通过上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有逻辑的结论，即有为政府应该着力打造和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并且在技术创新方面提供必要支持，概括讲，就是通过政府行为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减少负面外部性因素对市场的干扰，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支持。
从这一原则出发，则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行为属于政府有为的范畴，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公共平台，降低创新活动的成本和失败代价，这些都在政府有为的范畴之内。市场并不是自动就能有效率，政府应该能够提供外部力量纠正一部分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失效。有创新不确定性和成本的存在，政府有必要为企业排忧解难，通过提供一些公共创新平台，减轻企业创新的负担，降低企业和个人创新的门槛。
在未形成高效市场的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政府的这些有为行动，比较优势理论是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新结构经济学“吉林报告”引发的争论。
新结构经济学咨询团队提出的“吉林报告”引起争议，其实也主要源于咨询方并没有认识到比较优势理论中隐含的有为政府这个重要概念。东北地区的政府对目前形成的经济停滞和市场沉寂负有重要责任。正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乱为和对市场的严重干扰，导致“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人才大量流向关内。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已经失去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首要矛盾应该是解决政府乱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恶化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引入或者发展何种产业的问题。当政府改变了思维和行为方式，开始恢复市场功能，澄清社会文化环境，才可能吸引人才，让比较优势行业生根发芽，企业正常成长，这本来应该是新结构经济学应有之意。新结构经济学明确点明了“有为政府”这个重要命题，还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制度角度，对有为政府构建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中的政府行为
基于有为政府和比较优势的分析，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背后的原因。以建国为起点，中国在当时国际政治和国家经济条件下，选择了“赶超战略”，以期尽快提高国防力量，而放弃了更容易做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选择必然导致了之后对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继而产生了对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没有符合经济学定义的市场存在。而改革开放是重新选择战略，回归到比较优势发展路径上去，同时，通过改革，重新建立比较优势战略所需的市场环境和相应的制度体系，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表明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是成功的，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各种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完善和调试的过程。
赶超战略的实施是否成功，客观地讲，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基础得以建立，这是可圈可点的成就。之后中国经济主要遭受了各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影响，社会和经济都受到了重创。我们大胆做一个假设推演，如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政府转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当时确实存在路线争议，这个选择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中国可能会发展的更快更好。但是，这就忽略了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制度并非这么容易调整，而中国当时出现社会政治运动，也与这个路线上的分歧有很大关系。
我们再假设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则这需要新中国政府具备市场经济管理人才和相关经验，而且要求国际市场开放，技术上不存在使用限制，这些条件在当时并不存在，二战之后，世界很快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拉开了持续多年的冷战，新政府被西方国家敌视，受到封锁和禁运，更难以市场交换方式获得技术，这也是当初为何不选择这条路的客观原因。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固然可以尽量采用已有经济理论，但是必须明确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市场经济在不断发育和完善的经济体。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竞争市场基础之上的，此时政府的作用已经很小（但仍不可忽视，比如西方国家也有产业政策，也有对市场垄断的监管，也有财政政策等），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是政府缺位的经济理论，并不可以照搬到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中来。我们必须将“有为政府”这个要素补充进去，通过有为政府达成西方经济学所假设的竞争市场环境，才能应用那些经济学模型。而有为政府该如何做，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并没有这部分介绍，我们需要补上这一课。这就体现了制度维度在中国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
关于技术创新
本文将其作为比较优势实施的一个外部条件，而没有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因素，这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必然推导出技术升级。产业确实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但是技术升级并不必然体现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本文先将其外生于比较优势理论框架，将作为独立的模型进行论述。
作者简介：郑磊，主要研究行为经济学、金融资本市场与创新发展理论，曾获得兰州大学数学学士，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MBA，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博士学位。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版权由作者所有，引用请注明，未经作者书面同意不得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