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正酣，但民众们千万别就此妄下定论，以为这经济战就是美国人的专利。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成功地打了一场精彩绝伦，教科书式的经济战。还有楚国和秦国曾经发生过的贸易战。
端午节已过，屈原的魂灵在汨水享受无数人们划龙舟抛洒的糯米粽子鸡蛋和雄黄酒等祭拜后，美美的睡了一觉，端午节一次祭祀的各种美食足够他享用一年的了，他吃饱喝足，再一次巡游楚国，领略回忆那些曾经经历的生活……
屈原也算生不逢时，从11岁到终年，七国争雄，战争频发。
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楚与秦在丹阳进行大战，楚军被斩甲士八万余，大将屈匄 、副将逢侯丑等70余人被俘，被秦夺走汉中之郡，继而楚军又在蓝田大败；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杀害楚将唐昧，夺走重丘之地；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死者两万，杀楚将军景缺；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又攻打楚，夺走了楚国的八座城邑……从此以后，楚国日薄西山，丘挫地削，濒临灭亡。可见楚国战乱的惨景。幼年青少年时代的这些惨痛的历史，给屈原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所以屈原有一段时间，把楚国的历史总结为：近代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
屈原迈入政坛，是在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楚怀王之召出山进京，朝廷任命他为鄂渚为县丞。（前319年）返京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深秋，屈原首次出使齐国。（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楚、魏、赵、韩、燕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幕僚书记出入战场为大将出谋献策。（前317年）屈原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前316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国形势全面改革开放。楚怀王时期，屈原在外交上主张联齐抗秦。屈原经多方努力，又说服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联合抗秦，并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至此，在屈原登上政坛崭露头角后，深得楚怀王信任，同时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楚国终于从落后挨打屈辱史上走向富强，屈原在政坛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他描绘出楚国百年复兴梦的《天问》，曾给楚国老百姓带来莫大欣慰。
战国时期商业的兴旺发达推动了新的城市的兴起和商品交易中心的形成，商业的兴旺发达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商业都会的繁荣。《战国策·赵策》中就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的记载。在楚国都城郢，“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这就是说，在郢的大街上，车撞车，人挨人，道路水泄不通，早晨穿出门的新衣裳到了晚上就被磨破了。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晏子春秋》中也记载了齐国都城临淄城中车水马龙“比肩接踵而在”的热闹情景。齐国丞相晏婴的住处邻近闹市，整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有人劝他另住僻静的新居，他则以买东西方便为由而婉言谢绝，不难想象当时城市人口之众多，市井之繁荣。
如秦国的雍城、栎邑，韩国的宣阳，宋国的定陶，魏国的大梁，赵国的中山、邯郸、上党，巴蜀的邛都、临邛等都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早已超过了西周礼制规定的“王城方九里”的限制，成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这些城市之间广为联系，互成网络，“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成为了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通的便利、商业中心的建立和城市的发展，商人这一群体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在当时，无论从事何种商业经营，只要能够发家致富就会被人刮目相看、崇敬有加。因此，社会各阶层为追逐财富或弃官经商、弃农经商、弃学经商，或既官又商、亦农亦商，成为商贾之家。这不仅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而且也推动了商业理论的发展。当时的商人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步形成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仁为质”的商业道德规范、经营准则和一整套独特的经商风俗与经商理论，以及颇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
国际贸易发展也如火如荼。晋国在春秋时期的强国地位与其一向重视商贸活动有关。据《国语·晋语》记载，晋文公即位之初，采取了据《国语·齐语》记载，当时的商人已经学会：“观凶饥，审国变……易其所无，买贱鬻贵”、“以教子弟，相语以利。”《墨子·贵义》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徒。”《管子·禁藏》中也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这无疑说明了当时的商人对于商业与农业、商业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参与政治、把握时机的重要性已经了然于胸。为了保护各国商人的跨国经商，各诸侯国还在会盟中签订了一些共同保障和促进商贸活动的条款。公元前651年，各诸侯国在葵丘会盟中制定了“毋忘宾旅”和“无曲防，无遏籴”的规定，强调各诸侯国之间要保护过往的宾客和商旅，保障彼此商品买卖的顺利进行。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制定的第一个有关商业的条约。而公元前579年，晋楚会盟中也制定了“交贽往来，道路无雍”等保障和发展商业的约定；公元前562年，晋、齐、鲁、郑等10多个诸侯国在亳会盟，盟约中也有“毋蕴年”、“毋雍利”等保障商业流通的条款。这些盟约的制定对于促进诸侯国之间商业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必然在国与国之间产生纠纷。齐国首先发动贸易战。起因是这样的：鲁、梁是齐国的近邻，经济实力一般，但占据着齐国周边的大片领土，齐国如果想要成就霸业鲁、梁二国就是第一只拦路虎。齐恒公思量再三，决心一战。于是他找来管仲。管说，兵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这事大王您根本用不着兴师动众，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鲁梁二国必破。
齐桓公一听言之有理，欣然接受了管仲的建议。第二天，齐桓公换掉自己平时穿的衣服，要宫人用鲁、梁二地所产的绢重新缝制。并且规定，以后只要是官家的人，不管是妃嫔还是大臣都一律只准穿用鲁梁二地所产的绢做的衣服，同时还要求凡是牵扯到国家，无论是薪水还是津贴都可以用鲁梁的绢兑现，直接把鲁梁的绢上升到硬通货币的行列。
上行下效，很快，在齐国国内就形成了一股穿着鲁绢梁绢的时尚文化，大家争先恐后地使用两地的绢，一度造成原材料严重紧缺，成品价格一升再升。即使这样，原材料和成品依然供不应求，价格远没有封顶的迹象。这时，为稳住贩运鲁绢梁绢的小贩，管仲采用官方途径宣布，以后只要是两地的绢，有多少要多少，齐国官方甚至开出了保护价一车三百金，十车三千金，以齐国国库做担保，不打白条，不搞拖欠。
消息一经散布，运绢的小贩没了后顾之忧，往来更加频繁。据管仲派出去的探子回报，在鲁梁来齐国的官道上尘土敝日，摩肩接踵的全是运绢的车辆。见绢如此畅销，鲁梁两国的国君决定好好抓一下这项出口创汇产业，他们宣布，从今以后，所有土地一律种桑，不许种粮。
鲁梁的法令颁布没多久，管仲见时机成熟，一改常态，突然宣布，齐国所有关口从即日起禁止所有运绢车辆入关。特别是来自鲁梁两国的车辆更是防范的重中之重。同时齐国的粮食一粒也不许外流，粮价调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鲁梁两国的百姓只要到了齐国就有粮吃。
位于西部的秦国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他六个国家的实力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因此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以“合纵连横”的方式，团结六国的力量对抗秦国，使秦国数十年不敢出函谷关。然而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改革图强，支持商鞅变法，制定并实施了实行土地私有制、奖励农桑耕织、统一度量衡制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虽然在第一次变法中主张“重农抑商”，但很快就在6年后的第二次变法中改为实行买卖自由的鼓励政策。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为富国强兵、巩固对大西南的统治，开拓“秦蜀古道”，促进了汉中平原、成都平原和巴蜀地区商业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在其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秦国后来居上，国富民强，因此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这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书解篇》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富强的秦国在国际贸易上对其它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秦国货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加息压力。六国面对真金白银的大量流失和本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想对秦国发动贸易战，但无奈实力不济，大都无功而返。六国经过多次商讨，最后一致认为，只有楚国才能对秦国进行贸易反击。楚国是战国时期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个诸侯国，是唯一可以和秦国抗衡的一个国家。楚国地处长江流域和南部地区，疆域辽阔、幅员广大，其全盛时的最大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方，是春秋战国时期拥有土地面积最大的诸侯国。楚国区位优势明显、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楚国已经拥有许多商业贸易场所，被称为“市”，并设有专门“市令”管理“市”。随着商业规模扩大和市场日益活跃，楚国实行重商政策，出台了多项优惠措施。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楚国不仅民众中多有经商者，而且常与郑、陈等中原各国进行生意往来。同时，楚国丝绸销到西伯利亚，铁器和漆器传输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可谓开了“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之先河。由于商业兴旺、市场活跃、交通发达，“清关易道，通商宽农”，楚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和战国七雄之一。屈原还创作了《九歌》作为楚齐联盟的颂曲。
公元前223年，由秦国、韩国、燕国、楚国召开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四国会议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四国会议表面上看是商讨，其实是貌合神离，各有各的打算。 燕国谈判的底线就是保护燕国目前两大经济区,一个是辽西、辽东,一个是燕山以北地区, 这两个区域燕国目前最发达的区域,一个是煤矿,冶铁基地,一个是燕国的黄金,贸易重要区域,这两个区域是目前燕国最大的两个经济带。也是燕国能够坐下來谈的资本,燕国在辽西,辽东两个地区有丰富的煤矿,这些煤是露天煤,开采容易,而且可以通过公路运送到秦国的北方各个郡,县,小镇。而韩国的煤矿也是针对秦国北方的,所以,两家在煤矿竞争方面十分激烈,韩国就想从燕国手中得到大量的后勤补给物资的订单,趁此机会挤掉燕国市场份额,达到独霸市场的目的。
不过,秦国不会让这种现象发生的,因为任何一国垄断商品之后绝对沒有好处,秦国需要的是廉价的原材料,而不是高价的煤矿。秦国受到本国的商业团体的影响特别的大,特别是军工企业,他们迫切的需要大量的军事订单來维持工厂的生产活动和经营。
四国会议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各方算计下开始的,各方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且十分的明确,要想把各方的利益统一起來,这是一件十分难做的事情。
就在北方四国贸易协定会议正在召开之际，秦国和楚国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两国早已签订贸易协定的落实行动。秦国的特使要把一封秦孝公致楚怀王信函送到秦国，信的内容是要楚国大力加强和改善道路设施建设和长江沿岸港口建设的倡议书。秦外交特使的马车在秦直道畅通无阻，但到了楚国江河水网密布山岭之间，由于道路标准不一样，秦国的马车颠簸的十分厉害,尽管秦国马车设计的时候十分重视减震效果,但这依然无法抵御楚国的土路难走,特别是下雨的地方,泥泞不堪的道路把秦国特使都快颠簸变成泥人了。后來,还是换成楚国当地的两轮牛车解决了问題,两轮车以其极高的道路适应性把秦国特使送到了楚国王庭郢都。
楚怀王在大殿中召开御前王庭扩大会议，王庭常委上官大夫、公子子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全部出席, 他们代表屈、景、昭三大楚国贵族家族势力，被称为“三闾”。由于这三大家族地位重要，楚国设立了专门人员负责它们的日常事务，这些专门人员的负责人是“三闾大夫”，地位很高。当时，楚国权贵世族阶层不但掌握着大量的私兵,以及各种地方权力,同时还掌握着楚国当时最赚钱的商业活动——长江沿岸全部进出口贸易。
秦特使的书信仍是以往两国贸易协定中楚国承诺的条款都没完全落实解决的问题。长江是当时两国贸易往来的主要航道，当时秦国的商船载重量是楚国的3倍,同时,速度比楚国的快。楚国从秦国运來的货物还沒到目的地,秦国的货物已经在楚国长江两岸展开销售了。楚国唯有优势是船舶小随时能够靠岸,装卸速度快。因秦国的商船规模载重量大，没有成形的码头无法靠岸，当时两国签订贸易协定时楚国承诺沿江修建能满足秦国商船靠岸的诸多码头，后来迟迟不见行动。这次秦国迫切希望楚国能够迅速落实加强长江沿岸各港口建设, 同时能够整顿一下长江沿江水盗抢掠泛滥成灾的问題。
“我们的船之前能够靠岸,他们的不能,如果他们的船能够靠岸的话,相比而言,楚国三艘船才能抵得上秦国的一艘船,这明显是我们楚国吃亏, 秦国这是要抢我们的生意。因为一旦加强港口设施完善，秦国贸易船更是如虎添翼，我国的贸易往来就更加吃亏,这个的要求绝对不能答应兑现。秦国是干涉我大楚国内政、丧权辱国。”靳尚分析道。
“的确是这样,秦国的商船队暂时不能靠岸,我们的木船却可以。如果我国把码头设施一修,我们就更不容易赚钱了,秦国人这是要断我们的财路,”朝堂上贵族们纷纷大声的说道。”
“ 但是这个是3年前两国签订贸易协定时我们楚国承诺的，已经过了承诺期限，再不落实，楚国岂不违犯贸易协定，让秦国抓住把柄，再说传出去也是国际笑话，恐怕影响楚国以后对其它5 国的贸易往来。”外贸部的官员们这样说道。
楚国的贵族们绝对不希望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 贵族们垄断行业都是暴利, 同时他们想到了另外一条可以快速赚钱的法子,那就是在回程的时候,货运秦国的各种工业品,这些工业品沿着长江一路买个沿途给地也是能够赚到大钱的。长江贸易黄金线正在慢慢的拉开大幕。秦国已经在信中说了，如果60天之后再见不到楚国的行动，秦国就要对楚国的进口货增加30%的关税。
王庭御前扩大会议开了大半天，由于靳尚等人代表的贵族们还需要进行权衡,如果过了秦国信中所说落实期限，秦国对楚国出口商品增加关税，楚国当然也可以增加关税反击，但因楚国对秦国存在大量出口贸易顺差，楚国商品一旦加价，秦国马上就可以到其他5国找到替代品，而秦国出口到楚国的高端产品以及军工制造品，楚国根本在其他5 国找不到替代产品。再说，两国一旦打起贸易战，其他5国就会趁机落井下石、偷着乐，双方现在还不到撕破脸皮的时候。
会议最后定下几条对策：一是拖延，当面答应秦特使信中提出的问题，楚国将尽快兑现承诺进行沿江港口设施建设和道路拓宽硬化，但实际上却是能拖延多长时间就拖延多长时间。二是内务部出台长江水盗整治条例，成立海关缉捕队，逮捕法办几个水盗贼，装装样子。
这次会议精神和决定很快传遍了楚国上下，特别是那些经商的广大底层的楚国商人,他们盼望秦国尽快对楚国出口实行关税因为,赚钱的行当都被楚国贵族给垄断了。而目前尚未垄断的除了“茶晶”就是岭南及南越水产资源、鸟兽及其羽毛、角齿皮革。当时不少风靡六国各国贵族圈的奢侈品原料都是产自岭南。“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楚国商人开始快速的在岭南、南越扩张他们的生意贸易,楚国底层的商人沒有办法才做岭南贸易生意的,虽然这种生意最容易赚钱,也是目前贵族们沒有垄断和干涉的生意。他们从中也无法赚取更多的利益,因为贵族们可以避免长江水盗的侵袭,还不用缴纳保护费以及各种税费。而底层商人们则不同,他们不仅要缴纳保护费,因为他们的自卫力量仅仅能够对付土著人而无法对付拥有先进武器的水盗,而且水盗战法极为的诡异,对付楚国商人的商船,他们往往采用停泊偷袭、直接拦截的方式,因为商人们用的小船舶沒有一密封的船舱,而且采用木质,水盗们一旦使用火药,就很容易全船沉没。所以,楚国商人面对水盗的抢掠进攻,不得不采取一种交保护费破财免灾的方式,否则损失更大。
在楚国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水盗是极为残忍的,如果商人们主动缴纳保护费,通常保护费会按照关系,以及时间的长短进行缴纳,这笔保护费最可笑的地方是,水盗们竟然和官家一样的税收來进行收费,而官家的税费通常是很高的。不仅如此,水盗在长江一路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派系,比如,吴越地区,九江地区,巴蜀派等等,这些地区中还有很多小的派系,这一路走下來,缴纳的费用已经快要超过其利润的60%,这是推动楚国商品在秦国商品价格走高的重要原因。
“如果秦国对我们的出口商品增加减税，秦国船只來往我们楚国的长江,进出口的货物也应该缴纳的税费也应该提高,这样才能对等，我们应该不怕贸易关税战。”几个楚国贵族大声的提议道。
“对,只能就这样,只要秦国对我们实行进口货物提高30%关税，我们也要相应提高他们进口关税。”这项提议得到了很多贵族的赞同。
秦楚两国和贸易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期展开了，由于楚国没有落实60天内修建沿江码头的承诺，而且沿江水盗继续猖獗，秦国忍无可忍，对楚国进口所有商品增加30%关税正式执行。当然，楚国虽然自知理屈，但为了面子，也迅速实行对等报复，对秦国进口货物也增加30%关税。
秦楚两国的关税战，自然引起其它六国的关注，一时，七个国家新闻报道连篇累牍，各个学院、书院、会馆、茶楼中工、商、士、学们议论纷纷。国际舆论界流行观点和看法基本上倾向于楚国拒不履行承诺，失礼在先；六国中的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演讲，批评甚至抨击谴责楚国作为大国，失信于世，失信于民，秦国不得已才发动贸易战，秦国一时占据国际舆论道德的制高点。
国际舆论界的沸沸扬扬立刻传到楚国，楚怀王被每天被外贸部、王庭通讯社送来的内参、报刊、竹简、帛绸上的批评、抨击、谴责的文章弄得火冒三丈、六神无主。他没想到楚国作为大国，原来曾经与六国修好，在关税战中无一个国家同情楚国帮忙说话辩解，几乎都对楚国进行挖苦、讽刺、嘲笑、同仇敌忾。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楚国在国际上岂不成了孤家寡人，颜面扫地，以后与其他六国贸易也很难进行了。怀王便立即召开御前内阁会议，上官大夫、公子子兰、靳尚、子南、郑袖等全部出席，楚怀王特别点名要屈原参加。因为屈原出使过六国，六国联合抗秦是他的一贯主张，楚怀王要屈原先发表一下楚秦贸易战的意见。
深谙楚国国情与六国之间态势的屈原，说了一通此次秦特使来意与要求，主张楚国尽快兑现当初签订贸易协定时承诺，作为大国岂能言而无信？如果不兑现协议承诺，不但让秦国抓住把柄发起贸易战，使楚国经济发展势头损，而且在军工贸易的新工艺和设备进口上让秦国卡脖子，而且让其它六国耻笑出丑，以后与他们做贸易就增添了变数、疑虑和困难……
屈原还未说完，就被上官大夫、靳尚俩人插言打断，我楚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国力蒸蒸日上，经济发展势头正好，回旋余地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值此楚国百年复兴梦重要时刻，岂能示弱秦国，对秦国无理要求，必须坚决予以回击，维护我大楚国尊严云云，公子子兰、子南、郑袖及三闾贵族们也齐声附合叫好。
会议最后决定。由屈原统领楚国所有新闻报刊、学院、书院的文人墨客，立即写出各种文章进行反击秦国发起的贸易战，扭转国际舆论不利于楚国的局面。
屈原虽然从心里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自己作为内阁一员，也不能违背内阁会议的决定，只好答应这个任务。好在作为楚国最著名的笔杆子政论家，他熟知郢都各个新闻报刊杂志、通讯社的理论界写手与风格。第二天他便下令召开宣传报道专题会议，并对每个报刊的专题社论做了具体分工，要求对楚国国际贸易进出口的数字统一口径，
几天的功夫，楚国舆论界抨击秦国发起贸易战的评论员文章就连篇累牍出现在楚国民众面前——
楚国日报社论《秦国漫天要价，意欲何为》，三湘日报头版《秦国发起贸易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南天时报《楚方有底气与信心打赢楚秦贸易战》，楚军日报社论《秦方止损的唯一出路是悬崖勒马》，环楚日报社论《楚秦贸易战，楚国为何决不能退让》，三楚大地网《认清贸易战的背后阴谋，坚决拥护楚王为核心》，郢都日报社论《从秦国特使看外国使节的拙劣表演》、楚国都市报社论《有没有贸易战，楚国创新都在崛起》。子兰在大楚军报《勿谓言之不预！楚国人会坚决斗争》，靳尚同日在头版发表社论，标题为《紧密团结在楚怀王为核心的王庭周围，坚决打赢楚秦贸易战，完成复兴楚国的历史使命》。隔天《天下时报》总编夷铅退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楚秦贸易战 楚国手中有足够的筹码》，文章指出：“楚国梦是三皇五帝的宏伟目标，伟大复兴的楚国梦是一定要实现的。特别是环楚日报十评楚秦贸易战，更是将舆论讨伐秦国推向高潮。评论文章总体的中心内容，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眼下正是最辉煌的时期，天下第一大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军力强大，没有哪个诸侯国敢轻易进攻他。楚国作为战国七强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农林牧副工业门类齐全，今日之楚国，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腾挪空间，经济体量之大、潜力之巨、空间之广，更为大楚国从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任何国家都不应低估楚国经济日益强大的适应能力、抗打击能力和反制能力。楚国态度是一贯的，“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楚国发动的贸易舆论口诛笔伐势头很猛，在其他六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事实上秦国贸易战已经让楚国进出口贸易量很快下降，楚国商人最先感受到这种残酷，长江沿岸原先港口成片连接的帆船群少了许多，贸易船只明显减少，进出口货物大受影响；国内专做外贸出口的生产链产品的小商人的作坊接连不断倒闭，有不少商人已经向其它国家转移商品生产基地，楚国外汇储备开始减少，特别是楚国垄断行业贵族们出口创汇收入锐减。这些贵族们又开始游说上官大夫、靳尚、子兰等人，特别是郑袖，是楚怀王的宠妃，不时吹枕边风，要求朝廷尽快邀请秦国特使来楚国商谈希望平息贸易战。
楚怀王经不住上官大夫、靳尚、子兰的游说，又想派出特使去秦国进行贸易谈判。这期间，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单独宣屈原进内宫征求屈原的意见。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与其他 5 国修好。当初更是反对和秦国打贸易战。既然怀王征求他的意见，便又重申这些观点，怀王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怀王说他在考虑一下，如何尽快平息和秦国的贸易战。
怀王修书一封，派出特使八百里加急，信里再次邀请秦国特使来楚，就两国尽快重新缔结贸易协定，结束贸易战重新恢复贸易关系再次进行谈判。
秦国特使很快来到郢都，在和秦国重开谈判期间，楚国贵族由于担心他们垄断行业既得利益受损，便不断贿赂上官大夫、靳尚、子南、郑袖，对秦国提出了对楚国垄断行业出口商品放宽准入新的条件，进一步要求秦国将原先限制出口楚国的军工产品技术转让给楚国，还对秦国提出的要求提高楚国手工业劳工工资，限制工时，尽快减少楚国奴隶出口到秦国黑市等要求，服务业结构性改革等条款一直没有明确答复。秦国见楚国原先的修建沿江码头等承诺一直拖延进展不大，不但集中舆论口诛笔伐秦国，还提出种种令秦国难以接受的贸易往来的条款，便指责楚国失信于秦国，特使又一次无功而返，至此两国贸易谈判谈陷入僵局。
秦国没有兴趣和楚国玩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一边在应付楚国所谓谈判，暗地里却派出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秦国会割让商於的600里土地于楚国。楚怀王见地心动，拿了张仪重金的楚国重臣们也竭力称好。就这样，楚国立马宣布与齐国断交。断交后，楚国按协议向秦国要地，秦国国王装傻不知，张仪改口是6里地，而非600里地。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然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秦国闻迅后迅速派出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想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秦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屈原对顷襄王和子兰当初鼓动怀王赴秦之约而导致怀王客死于秦，让楚国蒙受奇耻大辱，十分愤慨，对顷襄王和子兰颇有微辞，于是“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公元前278年于悲愤交加之中，屈原自沉于汨罗江而死。据说那天刚好是农历五月初五，后人为了纪念屈原，创设了端午节。
屈原既死，对上官大夫、靳尚、子兰、郑袖来说等于除去了心头大患，看看公元前278年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的一段时间内，楚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吧：楚国日报社论《处理屈原是王心所向，民心所向》、楚军日报社论《跳江也无法挑拨王与楚国军队的血肉联系》、环楚日报社论《王庭王法不会为跳江者折腰》、《认清跳江事件的背后阴谋，坚决拥护顷襄王为核心》、郢都日报社论《从跳江事件看里通外国屈原的耻辱自裁》、楚国都市报社论《屈原应该交待跳江是针对王庭核心的反抗》。子兰在《大楚军报》同日在头版发表社论，标题为《紧密团结在顷襄王为核心的王庭周围，永葆战斗本色，完成新时期历史使命》。隔天《天下时报》总编夷铅退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屈原跳江自杀事件意味着楚国已进入封建国家的范畴》。
可怜屈原原本是忠心报国，直言进谏，信而见疏，忠而被谤。眼看楚国一步一步地走向衰弱，将被强秦所灭，他愤怒地批评楚怀王、顷襄王昏庸无道，不辨忠奸，听信谗言，误国误民；无情地揭露社会混浊黑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屈原大胆怀疑，上下求索。屈原身上充满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不满足于现成答案，在《天问》中一连提出了172个问题。当他面对无情的现实，感到报国无门，其志难伸时，仍坚持“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谁知死后还被朝廷这群奸佞污蔑不止，他只能留下绵绵遗恨。
屈原死了，楚国舆论界、文艺界终于统一思想和谐了，遍观屈原昔日念兹在兹的楚国之域，那些多得数都数不过来的“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始终不懈地吮痈舐痔，把屈原解读成正能量的、具有楚国特色的一个楚国圆梦者。他们大多贪得无厌、唯名利是图，颠鸾倒凤、醉生梦死，沉湎于后庭花霓裳圆舞曲而不能自拔。屈灵如汩罗水下得知，难道他不对当初为楚家天下跳江而悔恨交加？
没有了屈原的楚国舆论界、文艺界照样是“繁荣昌盛的”，楚国人民用顷襄王的思想武装统一了大脑，流行的《楚辞》充斥着一派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字。
只是，楚国再也没有《九章》了，
再也没有《天问》了，
再也没有《九歌》了，
永远也不会有《离骚》了，
然后就永远没有楚国了。
屈原活着的时候，是楚国的大V，是意见领袖，总是和楚国当局唱反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