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道教文化对唐代廉政思想形成的促进作用

郭向阳   文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的盛世王朝，同时唐朝也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它教派的发展。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鹿邑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第三代高宗李治在历史上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习《老子》。他曾亲临鹿邑县太清官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鹿邑县为真源县，寓意鹿邑为真理的发源地。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则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别的朝代更捍卫老子及思想的至尊地位。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以提高治国水平。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 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从隋朝因吏治腐败而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刻体会到吏治廉明对于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用人方面是非常注意的，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他希望手下的人都做到清明廉洁，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皇帝带头之外，没有一套严密的廉政监察制度来保证是不行的。从贞观初年起，唐太宗就“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他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祜的建议，将殿中侍御史由4人增至6人。监察御史由8人增至1O人。因此御史台在“贞观之治”期间，比较出色地履行了“弹纠不法”的主要职责。唐太宗嫌这样还不够，他觉得皇帝决定的事情也不一定正确，因而提出了纳谏的主张，鼓励手下人敢于犯颜直谏，不管皇帝高兴不高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应当讲出来，坚持意见。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做是很难的。魏征是百官中第一个敢于犯颜直涑的大臣，常常由于据理力争，引起唐太宗的恼怒，甚至差一点被杀头。尽管如此，魏征还是进谏不已，纠正了唐太宗趋于腐败的许多过失。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依魏征遗言，“以布车载柩而葬”。太宗登长安禁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他思念魏征不已，乃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比较虚心纳谏，并重视发挥监察官的作用，因此当时监察官不畏强权·奋起肃贪弹奸成风。贞观初年，高季辅为监察御史，“多行弹纠，不避权要”。权万纪任治书侍御史时，以公事奏劾魏征、文彦博，太宗认为不避豪贵，“甚礼之”。又曾弹劾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琏选内外官不公平，太宗认为权万纪“不阿贵近”，再次给予重赏。

为了防止朝政腐败，唐太宗在中国谏诤史上第一个明确创立了谏官监督决策的制度。魏征生前。太宗曾向他：“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若君主“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由于魏征愿为良臣，不为忠臣，故敢于对朝廷得失直言不讳。太宗对宰相说：“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曾经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又“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这就是说，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以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这不但对于谏官履行职责有利，更可以避免朝廷在决策上的失误。因此唐太宗的这一规定，在秦汉以来谏诤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太宗对自己规定：凡“有上书益于政事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正由于太宗遵行此规，“故外事必闻，刑戳几措，礼义大行”。他还经常对臣下说，隋朝群臣“唯取决收成，虽有愆违，莫敢谏诤，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还说：“朕常恐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  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这些都说明，唐朝的清明盛世，和老子的“无为而治”关系很大。无为而治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就是廉政，唐代的繁荣更是与大力倡导廉洁政治息息相关。在道教精神的推动下，唐朝政府通过对官吏的诠选、课考、监察和恩惠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阶层范围，使统治集团成员基本保持廉洁奉公，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保障了大唐政权的长治久安，时至今日仍有重大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道德经》的目的是在探求治国、修身之道，是在论述圣人之德与王者之道，《道德经》中的“道”，实际上既是王者的治国之道，又是百姓的修身之道，更是世人的处世之道，讲求的是一种行为方法，一种处世方法；《道德经》中的“德”，实际上既是圣人之德，又是官员的应该具备的做人之德，更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讲求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处世态度。《道德经》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一套治国修身之道的方法，一套达成这一方法的心态，用圣心王道教化天下百姓，进而用一种圣与王合二为一的思想行为，达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的和谐统一，并以此来谋求人与社会的最大和谐，进而给百姓以最大的利益。和法家、儒家的经典著述《韩非子》、《论语》相比，《道德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用具体的行为规范标准，不用刻板教条的精神理念，来强制性的规范人的具体的日常行为，儒家的礼仪廉耻三省吾身，法家的法、术、势及治理国家的各种规矩，老子这里没有，这里有的只是善意的劝诫，只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循循善诱，《道德经》所倡导的是一种教化得来的和谐，一种通过引导人性提升得来的，博大而长久的全社会的和谐。而在老子的思想中，廉政一直十分重要的，是达成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要素之一。老子是主张修身养性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他认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要像水一样，要有适应形势的能力，有最沉静的心思，与人交往要热情，说话办事要讲信用，要合时宜，要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主张人们要有丰富自已精神生活的观点，要懂得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哲理，要有自我反省能力，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进一步阐明了自我修养的价值所在，强调人要自重、自爱，要贵生重已，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奢侈浪费。为官从政要廉洁奉公，清心寡欲。“人生而有欲”，欲望与生俱来，追求精神的愉悦、物质上的富足是人类的天性。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即欲望是人生的追求，对于欲望，人皆有之。不过，对欲望要合理、合法；要有规、有矩；要有节、有度。古代先贤曾指出：“有欲甚，则邪心胜”、“欲炽则身亡”，特别是对自身滋生的私欲、贪欲，若不加以禁止，任其无限膨胀，就难免被无度的欲望所累所害，将会葬送人生的一切。

老子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明了做人应保持平常心，朴实无华，减少私念，克制欲望。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很深的哲理，罗列了欲望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言明了限制欲望的方法。欲无欲，不是提倡犬儒主义，不是要把人的一切欲望彻底灭掉。欲无欲的原则是大道从简。什么是大道从简呢？老子说，“域中有四大”，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四大，道为最大。大道包含了一切天地人，也就是我们说的万事万物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道。大道是常道，常道是无限，无限是无限多。在把握了一个无限多的常道以后，而从一个简道，实行起来最快最好的简之道。这便是大道从简的原则。简行，简居，简食，简衣，是大道从简。行没有前呼后应的八面威风；居没有装潢起矗的豪华气派；食没有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的佳肴满桌；衣没有最高级的面料和最时髦的款式。只有由简，才能到俭，由俭才能到清，清才能抵制贪。所以，廉政，应该从大道从简开始。

廉与贪相对，而贪与欲密切相关。老子认为，过分追求声色犬马等感官欲望的满足会给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12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将名利、权势置于生命之上，甚至以身殉物。对此，老子在第44章中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名誉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生命和财富，哪一个更有价值？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种会更有害呢？这些问题如警钟直击人的内心，发人深省。在老子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爱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贪图过多的物质利益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历史上多少人因为追名逐利而沦丧，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无数事例都能印证这一观点。所以老子告诫人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都只会招来祸患。所以说贪欲是一切祸患产生的根源，只有知足才能长久。

老子在第19章中又针对私心、贪欲正面提出要使人有所归属，就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即保持人性的本来面目、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少私寡欲”即减少自己的私欲、不迷恋外在的声色货利、不贪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如何才能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呢？在老子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心灵保持“虚静”的状态。“虚”是老子之道的重要特性之一。对此《老子》有很多论述，如：“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章）天地因为虚空而能含容万物，河上公注曰：“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却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也就是说，人若要效法天道，保持心境的空灵，就要抛开所有的私欲和贪念。而“守静”是“致虚”的一种功夫，是道“虚”的特性在人生、政治方面的落实：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26章）所谓“致虚”就是理清心智的混乱，消除心灵的蔽塞，使内心无欲无念、无偏无私，达到空灵明澈的境界。而只有“守静”才能让人回归这种质朴的生命本真状态，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外界的各种诱惑。如果说“致虚”、“守静”更多的是从心性修养的角度来谈的，那么下面的话则说明了“少私寡欲”在具体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只有统治者无为无事、好静无欲，人民的心灵才会得到净化，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具体而言，就是统治者不标榜贤才异能、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争功名、不做盗贼、不被惑乱，这样国家就安定，人民就会过上宁静祥和的幸福生活。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的最佳状态。

《道德经》第67章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也应该是保持清廉的三宝。关于三宝的具体含义，宋代著名道士范应元在注解时说得很明白：“吾之心慈爱素具，由爱亲、爱君推而爱人、爱物，皆自然之理，慈为第一宝也。俭，约也。吾能无欲，则甘于恬淡而不奢，亦一宝也。吾能虚静、谦退、无争，不敢为天下先，又一宝也。”可见，“三宝”实际上是立身行事的三条重要原则，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都契合了“廉政”的基本精神。“慈”即慈爱，从廉政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爱民。古代讲爱民如子，现在讲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前提都是要有一颗慈爱之心。

 老子所强调的“不争之德”（68章）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居后、处下：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天地能长久，江海能成为百谷之王，主要是因为它们甘于居后、处下，以谦卑的姿态处世，所以终能成就大业。

当然，老子所讲的居后、处下绝不等同于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争之德”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为而不争”、“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2章）“不争”的前提是“为”，不居功的前提是“功成”。“不争”即大公无私，不争功名，不求回报，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为”，即尽心尽力地付出，像水一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无私地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源泉，这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境界。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章）“无心”即没有私心；“以百姓心为心”即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以善心和诚信去对待他人，使人心归于浑朴。如果老百姓出了问题，一定要从上面找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老百姓没有饭吃，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贪婪的统治者搜刮去了；老百姓难以管理，则是由于法令严苛而不得不想出各种对策来应付。老百姓之所以敢于冒死反抗，也是在各级官员的压榨之下没有了活路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官逼民反。尽管老子所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期，只有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才称得上清廉。“俭”即节俭。“俭”与“奢”相对，《老子》既积极提倡节俭，又明确反对奢侈，如第29章提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即要避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行为或措施，这些都是清廉的应有之义。

唐代统治者对此非常赞同，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玄宗注第66章强调治国者必须谦卑处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输归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谦为德柄，尊用弥光，以言谦下之，百姓欣戴，故处其上而人不以为重，以身退后之，百姓子来，故处其前而人不以为害也。”可见，他们对老子的这些思想都是十分认同的。

不仅如此，唐代还积极促进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官吏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大大下降；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遏制贪腐，而是以身示范并制定完善的监察制度来预防贪腐。唐玄宗年间，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监察制度也得到空前发展。御史台发展出殿院、台院、察院。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其职责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台院设侍御史6人，职掌是纠举百察，推鞫狱讼、入阁承诏、推荐、弹劾等事。具体职能为：“一曰奏弹，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东推，五曰赃赎，六曰理匦。”殿院设殿中侍御史9人，其监察对象主要是殿廷之内百官的活动，以维护朝廷礼仪秩序。察院设监察御史15人，职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县。其具体职责及分工为：第一，以六条巡按州县；诸道之屯田、铸钱事宜则审功纠过；岭南及黔州府选补，派员监察其得失。第二，派员监察太仓、左藏库出纳，后改为殿中侍御史之责；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监决囚徒。第三，派员监察京都忌斋，祀祠庙亭，有不修不敬者则劾之；百官朝射、宴会有不修礼仪者则纠之，朝廷有不肃者也纠之。第四，尚书省有会议派员监其过谬，又派员监察尚书省六部。第五，检校两京馆驿，称馆驿使。第六，以监察御史监军，称监军使。由此可见，唐代的御史制度已经非常完备。首先是组织系统完备，御史台完全独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百官进行监察。其次是监察机构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运行依据是《唐六典》，该法详细规定了御史台的员额、品级、权限及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同时集传统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成为御史履行职责、纠察犯罪、弹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据，使御史弹劾过程有法可依。在监察御史外出巡察时，唐代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巡视法规，即《巡察六条》。唐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唐初，监察御史仍按汉代《六条问事》进行纠弹。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实行十年后，以其繁琐难以执行而中止。唐玄宗开元年间，增改全国为十五个监察区，并将唐中宗时期察郡的六条定例发展为《六察法》，具体如下：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行用；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贪弱冤苦不解自申者。监察御史以此六条巡察全国州县，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察。

唐代选官的标准是四才、三实。《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遵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在“四才”标准中，唐代仍将“德行”作为选拔官员的首要条件。“三实”是指“德行、才用、劳效”。为了使“四才”和“三实”落到实处，唐代统治者采取了诸多防微杜渐的措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官员任用的回避之制、经历之制和出身之制。比如唐代三品以上达官显贵的子弟不能直接参加荐举考试；凡职责相连或监督检察的官职，亲族内需要回避。唐太宗曾下诏：“五品以上，不得入市。”为了惩治官吏腐化、保持廉洁官风，唐太宗下诏：“深恶官吏贪浊，在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大唐王朝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建立了完善的“律、令、格、式”，专门制定了用来制约和惩治官吏犯罪的职制律。职制律共五十九条，概括为擅权犯罪、失职犯罪、贪污犯罪、违纪犯罪等。正是在法律和监察的督促下，唐代“朝纲举振，百度肃然”。唐代修纂《唐律疏议》，对官吏贪污贿赂作了严密规定，从而与官吏铨选、考课、监察制度一起，构成了行之有效的廉政机制。唐代治国者在总结前朝载舟经验及覆舟教训后，完善了选官制度、官吏监察和考核制度，选拔出一定数量为政清廉的官员。清官廉吏，不仅为唐代政治集团树立了道德楷模，而且他们忠言直谏、廉洁清正、勤政爱民的品质、风范，也改变了自魏晋以来官场的陋习，从而造就了唐代政治的风清气正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一批廉洁奉公的士大夫文人应时而生，比如盛唐的卢怀慎、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中唐中兴时期的杜黄裳、钱徽、白居易、韦夏卿等。他们以社稷为重，崇德尚俭，勤政为民，并对廉洁从政多有思考，丰富和深化了唐代的廉政思想。

姚崇历任三朝宰相，功勋卓著，司马光赞誉他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他著有《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统称为《五诫》，这是他的为官宣言，也是他吏治及廉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五诫》中，姚崇提出了为官者需“廉慎”的重要思想，其含义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要“慎乎在位”。因为“禄厚官尊”“为政以公”，所以为官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持节、勤廉、反贪是做官的基本要求。二是要“以廉慎为师”。他认为起贪心会产生灾祸，“贪则灾之所起”，所以“苟自谨身，必无谤耻”，“欲无悔吝，不若守慎”，这是为官“自省”的要求。三是要“如镜之明”。他指出，“当官明白者”要有“冰壶之德”，要达到“如镜之明，如镜之洁”。要之，姚崇的“廉慎”思想不仅是一种律例规范，还是一种内在自省和心性追求。姚崇在仕宦生涯中严格奉行“廉慎”的要求，他举荐张柬之、宋璟等良相贤臣，猛烈抨击“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贪官。他“志守公平”，杜绝以权谋私，皇帝关怀其子时他坦言两子“为人多欲而不谨”，不以重权为儿子谋一官半职。他生活非常简朴，以宰相之尊却无自己的房子，租居陋室于郊远之区。当时社会厚葬成风，而他立下遗嘱，要求从简办理后事，禁止铺张浪费，并告诫子孙也要秉承从简遗风。

姚崇的“廉慎”思想及其仕宦实践，丰富了我国古代优秀廉政文化的内涵，对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一是他把“廉慎”作为当官者实现廉洁从政的有效途径。姚崇的“廉慎”思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把为官者廉洁从政与古人对圣贤君子的终极追求联系在一起，容易引发士大夫文人的共鸣。“慎乎在位”的起因是持节、勤廉为官之基本，所以“不能贪”。“以廉慎为师”的前提是因为起贪心易致灾祸，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之后，所以“不敢贪”。“如镜之明”的言下之意是，追求至善的人格是士大夫文人的理想，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有贪污的念头，所以“不想贪”。二是他作为前贤有垂范效应。姚崇践行“廉慎”思想的作风备受推崇，唐玄宗评价他“有忠臣之操，得贤相之风”。姚崇逝世后，其政敌张说也由衷地赞叹他“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姚崇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后世的同道中人容易生发“德不孤，必有邻”的感慨，他的清白为官之论值得今人借鉴。

唐代的繁荣与大力倡导廉洁政治息息相关，修纂《唐律疏议》，对官吏贪污贿赂作了严密规定，从而与官吏铨选、考课、监察制度一起，构成了行之有效的廉政机制。一批廉洁奉公的士大夫文人应时而生，大诗人李白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崇尚道教，生性豪爽，为人狂放不羁，也和权贵交往,但他交往的权贵是“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的贺知章，“以治理办闻……其政不苛细，为下所便”的李适之，“好学，宽博有风检”的崔宗之（以上皆出自《新唐书》）。同时，李白所鞭挞的是的“权贵”，正是那些贪赃枉法、一心为私、道德沦丧的丑恶之徒，如“用权相噬，以紊朝纲”的李林甫（《旧唐书》）、“无行检”“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新唐书》）的杨国忠和那些斗鸡走狗之徒。

李白在他的诗中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对以上两种人分别加以赞颂和鞭挞。在《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中，李白对廉洁为民和贪墨营私的两种官吏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铿鸣钟，考朗鼓。歌白鸠，引拂舞。白鸠之白谁与邻，霜衣雪襟诚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驯。首农政，鸣阳春。天子刻玉杖，镂形赐耆人。白鹭之白非纯真，外洁其色心匪仁。阙五德，无司晨，胡为啄我葭下之紫鳞。鹰鹯雕鹗，贪而好杀。凤凰虽大圣，不愿以为臣。

诗歌的大意是说：白鸠的羽毛像霜雪一样洁白，它性情温和，对待雏鸟也十分公平。春天，它提醒人们播种。天子把它的形象刻在玉制的拐杖上赐给长者以示尊敬。白鹭也有着洁白的羽毛，但它表里不一，洁白的外表下藏着险恶的居心。实际上白鹭连鸡也不如，鸡还会打鸣，为人们做点有益的事。像它这样的鸟有什么资格啄食我芦苇下的鱼呢？白鹭贪婪残暴，像凤凰这样仁慈的鸟王也不愿有它这样的臣下。

诗歌虽然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其寓意却是非常明白的。从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白对公正廉洁、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好官的尊敬和对贪墨营私、残暴不仁、祸国殃民的佞臣的痛恨和蔑视。 沈德潜《唐诗别裁》称此诗是“时多酷吏与聚敛之臣，故作是诗以刺。”

天宝元年（公元741）年，李白奉诏入京。他一心要为国效力。但是，现实却令他无比失望，唐玄宗虽然“爱其才，数宴见”并“亲为调羹”（《新唐书?文艺中》）却仅仅为了博取尚贤的虚名，并没有对他加以重用，而是让李白在翰林院中做一个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此时，唐玄宗也早已不是那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每天沉浸在斗鸡走狗、歌舞饮宴、修仙求道之中，长期不理朝政。据《唐书?艺文志?高力士外传》记载：天宝三年：“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谓高公曰‘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中外无事……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顿首曰‘……军国之柄，未可假人……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了很不高兴。由此可见，当时的唐玄宗已经贪图享乐到了何等程度！长安之内，斗鸡走狗之徒鼻息干虹，朝政被杨国忠、李林甫等一帮奸佞之臣所把持，他们结党营私、专权误国，“林甫方兴大狱，撼东宫，诛不附己者”《新唐书?列传五十九》，很多人为了自保而依附于杨、李，朝廷腐朽不堪，唐王朝事实上已经走向了衰落。“长安春色归，先入青门道。绿杨不自持，从风欲倾倒。”（《寓言三首》其二）春色无私，无处不有，李白在这里，以长安春色来比喻杨氏姐妹的裙带势力在朝中的无处不在。又以不自持而随风倾倒的绿杨来比喻那些屈服于杨、李二人淫威之下的朝臣。虽然处在这样险恶的政治气氛中，李白却从没有屈服，“青蝇相易点，白雪难同调。”（《梁甫吟》）不仅如此，李白还多次向唐玄宗进谏，劝他不要耽于女色、玩乐和修仙，多多关注国家大事。从现在留存的李白这一时期的诗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比如《乌栖曲》便是其中的一首，诗歌全文如下：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太多，坐看明月坠江波，东方高起奈乐何！

诗中借古讽今，以吴王宠西施而亡国事讽谏玄宗。又如《古风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豪雄安足论？”又如《远离别》中：“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更是直指现实。

然而，他对唐玄宗的劝说非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使皇帝对他越来越疏远。“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远离别》） 当时杨国忠、李林甫为了达到专权的目的正费尽心思让唐玄宗尽可能沉溺于享乐之中,不与大臣接触。李白不但不归附于他们，反而利用自己能接触唐玄宗的机会不断规劝皇帝勤于政务。自然，李白就成了当权派的眼中钉，从而遭到排挤。“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由于这种种原因，李白渐渐萌生了隐退之心。“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绿葹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颜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谁与论。”（《古风五十一》）现实如此腐朽、环境如此险恶，怀着破灭的理想，李白离开了长安。

离开长安的李白并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对高洁人格的追求。天宝六年，北海太守李邕、前兵部尚书裴敦复被李林甫杖杀，面对恐怖的政治空气，人人对此噤若寒蝉。当李白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地写道“君不见，李北海，豪气英风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蓬蒿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天宝八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兵攻破了吐蕃,占领石堡城，但伤亡惨重。为了夸大军功，他滥杀无辜，用老百姓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朝廷不知真相，上下一片欢腾，很多文人还写文章对这次“胜利”加以歌颂。身在民间的李白敏锐地察觉了事情的真相，他满怀对石堡城无辜百姓的同情和对虚报战功、残害无辜、欺骗天下的哥舒翰的痛恨，高呼：“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同上）这充分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巨大勇气。

作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李白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渴望“思欲解世纷”，“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从而来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和远大理想。一旦成功，他决不留恋高官厚禄，要“功成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他向往明月般高洁的人格，歌颂美好的事物，对于社会的丑恶现象予以鞭笞。无论处于怎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都没有向腐朽势力低头，保持着清白独立的人格和廉洁自守的为政理念。李白自号“青莲居士”。“青莲”是佛家的圣物，又名优钵罗花，是纯洁与高尚的象征。同时，“青莲”又与“清廉”同音。以“青莲”为号也体现了李白对自己出生于清廉之乡的自豪和决不向黑暗、腐败的现实妥协的决心。李白是一个山乡布衣家庭出生的孩子，自幼就与劳动人民有着亲密的接触，因而从小对民间的疾苦也有深刻的了解。这些，对李白廉洁思想的形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赠崔秋浦三首》（其二）中李白极力歌赞秋浦崔县令热情、旷达、不为金钱所动的高尚品德：“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这位县令亲自种田以了解农时、课劝农桑。这，便是李白心目中清官的典范。《赠清漳明府侄聿》中描绘了一个在“日为苍生忧”的县令治理下的美好社会。这里“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人民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怎样来的呢？诗中借用老百姓的语言回答，是由于“贤人宰吾土”。他歌颂勤政爱民的县令范金卿：“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游子睹佳政，因之听颂声” （《赠范金卿二首》。他勉励为官的朋友韦黄裳：“愿君学长松，慎勿做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但勖冰壶心，无为叹衰老”（《赠韦侍御黄裳二首》）希望他清正廉洁，要有“长松”般的人格，莫学“桃李”争奇斗艳、呈一时之荣，即便受到挫折也不改初衷。在李白的诗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这正是李白民本主义执政理念的具体表现。

李白自幼从盐亭赵蕤学习王霸之策，立志报效国家。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二十四岁的李白，在学成后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爱国理想离开了故乡江油。“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别匡山》）就这样，李白乘一叶扁舟东下，开始了他壮志如鹏、浪漫恣肆却又充满坎坷的漫漫人生旅程。直到天宝初，李白才得以觐见唐天子。但三年的翰林供奉生涯没有带给李白施展抱负的机会，却让他看透了朝廷的腐朽和黑暗。这时的李白，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了无比忧虑。

然而，更令李白忧虑的却是安禄山昭然若揭的反心。“时太平久，人忘战，帝春秋高，嬖艳钳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持权，纲纪大乱。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每过朝堂龙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新唐书?逆臣上》）而此时的唐玄宗却对安禄山十分信任，“皇太子及宰相屡言禄山反，帝不信。……反状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缚与之。”（同上）

天宝十一年（公元７５２年），为了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李白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安禄山的大本营幽州。眼前的情况令李白感到震惊和焦急：“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此后，他多方设法欲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之帝王，却未能如愿。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十七》）“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川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奔亡道中》其四）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现实深深刺痛了李白，为了救国之于将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春,李白加入了唐玄宗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的部队。“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从这些诗歌中，不难看出李白的满腔报国热忱。然而，不久之后，永王却因与其兄太子李亨争位而兵败被杀，对此毫不知情的李白以“附逆”获罪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橦梓）。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但他为国效力的雄心却并未被消磨掉。他听说太尉李光弼为了肃清安史余孽而出兵东南（一说为平袁晁起义），遂前往请缨，无奈行至半道而被重病压倒：“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兵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白发请缨”是李白伟大爱国主义情怀最集中的体现，一千多年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激励着人们为了国家民族的事业献身。正是由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使得李白敢于蔑视权贵，向腐朽势力挑战；使得他能够正气凛然，坚持正义的立场，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

柳宗元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政治家、思想家。他发扬了“仁政爱民”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吏为民役”的重要观点。柳宗元“吏为民役”及其相关廉政思想散见于诗文作品中，比如《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之任序》《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封建论》《六逆论》等。其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百姓为官吏之衣食父母。柳宗元指出，官吏的俸禄来自百姓，“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既然是百姓养着官员，那么自然“夫为吏者，人役也”。既为民役，则当为民谋福，“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要关心百姓饥寒，让百姓免于穷苦、免于孤危。二是官员受百姓监督。既然“吏为民役”，则不可懈怠于事，他猛烈抨击“怠事”及监守自盗的官员，“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他认为百姓有权罢黜这种官员，朝廷也应该根据百姓的监督，“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不称职的官员要马上革职，“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三是选用尚德为民之官。柳宗元非常推崇“心乎生民”的伊尹，“圣有伊尹，思德于民”，他认为国家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要任用伊尹这样的圣贤之人为官，“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要拔擢有操守、引人向善的才俊，“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是非常超前的，于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其启示有二：一是民本思想。柳宗元有非常强烈的民生情怀，强调为官者要心中有百姓，要为社会、为百姓谋利益，要关心百姓冷暖，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柳宗元努力践行其为民理想，廉洁从政、清正为民，在被贬之地也多有政声。病逝于柳州任所之时，身后竟无余财，赖友人之力方得归葬于先人墓侧。二是官民关系。柳宗元创造性地提出官员是百姓的仆役，受百姓委托而施政于民，“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认为，官员要正确认识与百姓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高高在上，而要俯首为民；不能与民争利，不能监守自盗，更不能盘剥、鱼肉百姓。柳宗元的“官民关系”论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白居易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2000多首诗作中，有一部分题材很独特，专门写他历任各种职位所得的“俸钱”。白居易刚入仕途时担任秘书省校书郎，“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任拾遗后，俸钱翻了近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京兆户曹参军时充翰林学士，其收入情况为“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为江州司马时，因为江州为上州，他“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自云“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从任杭州、苏州刺史开始，他的收入大增，“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罢杭州刺史时，他说“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调回京城为宾客分司之后，他“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升为太子少傅时他的俸钱达到高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退休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

白居易用诗歌“公布”其为官的个人收入，非常有创见。一是体现了他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他公布任职所得，让社会了解为官者的俸禄状况，通过监督加强自律，有利于遏制官僚腐败。他为官清廉，视钱财、虚荣为粪土，“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他珍视为官清白的名节，卸任杭州刺史后，一度懊悔从天竺山取两片石头的行为，并写下了自责诗，“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二是警示自己不可愧对“俸钱”。白居易在公布任职收入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为官须尽忠尽责的强烈意识。他任县尉时写了《观刈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任拾遗之时，也说“岁愧俸钱三十万”。为河南尹时，又说“厚俸将何用”。在这些诗作中，他总是警诫自己，作为官员，不能辜负所取俸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唐代文人对促进唐朝廉政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些富有创新的观点和做法，比如姚崇的“廉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以及白居易用诗歌“公布”为官收入等，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