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2020-10—23
这是我为今年的“新生研讨课”准备的内容。
我原先准备的题目是“经济学历史上的市场与政府”。这个题目我以前讲过，我还想再补充一些我最近两年阅读思考的东西。这学期临开学，我读了两本“哈佛经济学家推理系列”小说。在这学期的第一次课上，还讲到其中一些内容，我主要是从小说中攫取了关于“经济学思维”的相关内容加以扩展，引申出对经济学学习意义的思考。我感觉这个内容有些“研讨”的意味，而且大家都能接受，就想到进一步扩展成一个专题，放到“研讨课”上来讲。
一，从一桩谋杀案说起
先介绍关于这个“推理系列”的大致情况吧。
“哈佛经济学家推理系列”小说总共有四部，《致命的均衡》，《边际谋杀》，《夺命曲线》，《看不见的手》，其作者是美国两位经济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艾尔辛格和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布瑞特（1933-2011）。之前我在课堂上讲过一些《看不见的手》的内容，今天介绍《夺命曲线》，并从中引申出我想要讲的一些内容，也就是关于经济学思维的内容。先申明一点，我给大家介绍这个“推理小说”，是想从中引申出我想要传达的某些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这个小说的推荐。作为推理小说，这套丛书的写作其实是非常幼稚的。而且，“哈佛经济学家推理系列”中的“哈佛”也是个噱头，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哈佛经济学家所写。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哈佛大学的，而作者是两所一般大学的。如果图书馆里借得到，花一两个晚上读一读也不错。要是花个四五十块去买一本，就不值得了。不过，本书的两位作者虽然不是好的小说家，却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书中提及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历史的事件，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值得信赖。
这套丛书署名 “马歇尔·杰文斯”，这是二位作者的联合笔名。其中的“马歇尔”和“杰文斯”是经济学历史上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又都是英国人。简单介绍一点杰文斯（1835-1882）。杰文斯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是边际分析方法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最早阐释者之一，是“边际革命”的发起者之一，是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之一，当然，他还是可笑的“太阳黑子周期论”的提出者。实际上，他还是早马歇尔一辈的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马歇尔（1842-1924）太重要了。他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有庇古，凯恩斯，琼·罗宾逊等等。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百分之八十是马歇尔的学生。其中，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琼·罗宾逊是新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引进，发展和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均衡”，“弹性”，“长期和短期”，“经济租”等等，我们今天最重要最经常的经济分析，离不开马歇尔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工具。没有马歇尔，我们几乎寸步难行。
再说一说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斯皮尔曼。读过这个系列小说，可以总结出斯皮尔曼的几个特征：（1）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2）犹太人；（3）欧洲移民；（4）出身贫寒；（5）矮小而秃顶；（6）好出风头；（7）自由主义者；（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皮尔曼似乎有个现实的原型，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弗里德曼的标签有如下几项：（1）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2）犹太人；（3）欧洲移民；（4）出身贫寒；（5）矮小而秃顶；（6）好出风头；（7）自由主义者；（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除了第一项，斯皮尔曼的标签与弗里德曼完全吻合。美国经济学家，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也发现了这一点。你们以后会学习索洛的理论的，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有卓越的贡献。当然，弗里德曼更重要，他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
下面介绍故事的线索。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斯皮尔曼应邀到剑桥大学做一场演讲。他同时还有一项事务，帮助范恩基金会洽购马歇尔老宅。范恩是一位美国牛肉商人，建立有范恩基金会，致力于对马歇尔的研究。马歇尔的老宅在剑桥镇，他去世之后他的夫人玛丽住在那里；马歇尔和玛丽没有子女，玛丽去世之后，剑桥学者思林住在哪里。现在思林有出售古宅的意愿。范恩准备购买下这座马歇尔在其中写下他的传世著作《经济学原理》的老宅，建成马歇尔研究中心。斯皮尔曼和范恩与思林商讨得差不多了，剑桥大学一位经济学家哈特介入。思林反悔，取消了与范恩的交易意向。
斯皮尔曼回到美国。几个月后接到范恩的电话，说哈特被人谋杀，购买马歇尔老宅又有希望。请求斯皮尔曼再到剑桥帮助他洽购。斯皮尔曼再次来到剑桥，不过这一次他关注的焦点不是马歇尔老宅，而是谋杀案。
斯皮尔曼实地走访调查期间，偶然结识了一位叫做特纳的女演员。特纳的某个行为与哈特有关，而且不合乎生活常识，也违背经济学原理，引起斯皮尔曼的怀疑。因为斯皮尔曼之前帮助警方破获过谋杀案，警探就哈特之死请教过斯皮尔曼。斯皮尔曼将他对特纳的怀疑告知警探，警探准备次日调查特纳。第二日警探发现，特纳被射杀。
斯皮尔曼在与范恩的交谈中发现，作为牛肉商人的范恩对牛肉价格与牛皮价格关系的认识既违背生活常识又违背经济学原理，进而对其“牛肉商人”的身份产生怀疑；进一步探究，又发现一系列问题。斯皮尔曼设下圈套，范恩果然中招，彻底暴露了自己。最后案件告破。
下面进一步分析案情。
特纳的父亲原先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申请加入剑桥大学的秘密会社“使徒会”，受到哈特的阻挠，后来因此自杀。“使徒会”是剑桥大学顶级学者的会社，加入这一组织意味着身份、地位、学识，智力得到顶尖学者的认同。凯恩斯，罗素，拉姆齐，特维根斯坦等都是这一会社的成员。
特纳少年时曾经跟随父亲去拜访过马歇尔的遗孀玛丽。玛丽给特纳一些彩色纸片玩，特纳将那些彩色纸片塞到木地板的缝隙中。特纳后来做了演员，曾经到美国演出，结识了渴望成功却一直失败的演员范恩。特纳跟范恩讲起马歇尔家的彩色纸片。根据特纳的描述，一直在炒股票但不成功的范恩相信那些彩色纸片是美国一家叫做“高帽子”的铁矿公司的股票。马歇尔年轻时候曾经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买过当时价格很低的高帽子公司股票。这家公司后来因为铁矿矿脉枯竭，股票曾经一文不值。不过，最近些年，因为开采出铀矿，股价大幅上升，一股涨到了75万（天方夜谭！）。范恩试图购买马歇尔的老宅，就是因为特纳埋在木地板缝隙中的“金矿”。
本来范恩和斯皮尔曼跟思林已经差不多谈好了交易的，哈特的介入让范恩的计划搁浅，于是他撺掇特纳杀了哈特。后来，因为特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为了自保，同时也是为了独占“金矿”，范恩又射杀了特纳。
案件的最终告破，关键是斯皮尔曼抓住了特纳和范恩的破绽。
特纳是怎么受到斯皮尔曼的怀疑的呢？
特纳在拍卖市场买了一辆二手车，原来是哈特的。她买哈特的二手车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她的朋友曾经向她推荐同样型号同样成色同样价位而且是比较有保障的二手车。就人们所了解的特纳的经历来讲，她并不了解哈特，更不了解哈特的二手车，她买哈特的这辆车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总是要回避风险的。特纳的做法显得反常。
特纳的做法也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斯皮尔曼解释这一问题时，讲到了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所谓“柠檬”指的是次品，二手车就属于次品，就是“柠檬”。
二手车市场上，不同成色的旧车有不同价值。比如
八成新车，值8000；
四成新车，值4000；
二成新车，值2000。
卖方和买方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具有信息优势，买方处于信息劣势。
卖方利用信息优势，可能二成新和四成新的车都要价8000。
买方不了解二手车的质量，如果8000买到的是二成新车，就亏6000；如果8000买到的是四成新车，就亏了4000。出于回避风险的需要，买方更有可能采取保险的策略，无论什么成色的车，都只出2000。在买方只愿意出2000的情况下，八成新和四成新的车就会退出这个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就是，它导致市场的萎缩。
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影响。斯皮尔曼从中提取的认识是，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人们会努力回避风险。特纳的反常就在于她不是回避风险而是接纳了风险。“事出反常必有妖”，实际上特纳买下哈特的车是因为车上有她谋杀哈特的证据。
阿克洛夫这篇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也是我读过最好的论文之一，清晰的逻辑，简单的模型，深刻的思想，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去阅读。阿克洛夫因为信息不对称理论获得2001年诺贝经济学奖。他最近些年出版的一本著作《钓愚》，也是讨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生动有趣而又意义深刻，你们也可以读得懂。
范恩又是怎么受到斯皮尔曼的怀疑的呢？
斯皮尔曼与范恩闲聊，说到牛肉市场，范恩说了一句，“牛肉价格上涨了，牛皮价格跟着上涨。”这是瞎吹牛皮！既违背生活常识，又违背经济学原理。马歇尔讨论过类似的麦子和麦秸的关系。
牛肉和牛皮属于同一来源的“联产品”，其价格变化通常是反向的。牛肉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价格上涨进一步导致供给增加；牛肉供给增加的同时，牛皮供给也在增加，但是牛皮的需求并不增加，所以牛皮价格是趋于下降的。
范恩如此吹牛皮，露出了马脚。斯皮尔曼对他作为“牛肉商人”及经济学爱好者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二，经济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这桩谋杀案的告破，所用到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知识。不过，经济学思维确实发挥了作用。斯皮尔曼作为经济学家，他对警探提供的帮助的，正是他的经济学思维。他说，“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经济学是我的思维方式，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强调人的行为的以下特点：
1，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表象的背后必然有动机，从表象中总可以发现动机的蛛丝马迹。
目的，也就是获益。
哈特之死，谁可以获益？
常理来讲，范恩应该是最有嫌疑的。因为哈特抢了他的生意，夺走他到嘴的鸭子。可是，如果说谋杀与马歇尔老宅有关的话，范恩却是第一个要被排除的。因为他到剑桥的第一天，坐平底船在剑河上游览的时候差点被从天而降的哑铃砸成肉酱。船底都砸穿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水落石出之前却可能被想象为认为设计。
还有其他的嫌疑人。
一是书商谢泼德。谢泼德经营旧书，而哈特手里有大批令谢泼德垂涎的珍本；二是剑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贾里德。二战之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剑桥大学的经济学一直被左派控制着，而哈特是左派经济学家的头目（左派经济学家的实际头目是奥维利亚，一位思维敏捷，伶牙俐齿，战斗力旺盛的女性。奥维利亚显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经济学家非常活跃的女性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女士的形象。小说中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剑桥大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左派经济学压制的历史的描述是真实的）。
但是，即使谢泼德和贾里德可能从哈特之死中获益，他们会采取实际行动吗？动机是否转化为行动，还取决于可行性。这涉及到成本收益分析。
2，人是会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
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这就是收益；
实现目的需要付出代价，这就是成本。
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人们需要对资源的各种用途进行分析和比较，以争取用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获，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收益。“人生并非只有单行道”。
人们总是在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的。选择就是放弃。选择一个方案就是放弃其他方案。合理的有效的选择应该是，你所选择的方案的收益要大于你所放弃的方案可能带来的收益。比如如果存款100万的利息是5万，而你却用100投资某个项目，利润只有4万，你的投资收益小于你所放弃的方案的收益，你的选择就是不合适，不“经济”的。比如，租一套房子的租金是一年2万。买一套房子100万，利息是三万。如果你卖房子只是为了居住而不是投资的话，显然不如租住。
人能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这是一种天然的秉性。
谢泼德应该被排除。即使他很喜欢哈特的藏书，在哈特死后，他也只能通过参加拍卖会获得那些藏书。他与其他的竞争者相比，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好处。对于理性的谢泼德来说，杀死哈特一点好处都没有，完全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
贾里德也应该被排除。尽管哈特任职院长期间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压制，但是贾里德知道，即使哈特去世剑桥大学仍然是左派经济学的天下，左派经济学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优势一点没有受到影响，下一任的经济学院院长还是左派。如此一来，贾里德即使希望哈特去死，他来亲自实施也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
操纵谋杀案的是范恩。他之所以采取行动，基于他对高帽子股票的价值与获得这些股票可能付出的代价的评估，在他看来，成本收益分析是支持他的行动的。但是，他的评估受到了不确定性的冲击。他没有料到斯皮尔曼会这样多管闲事。当然，理性来看，范恩的行为是违背理性的。人的理性有时候会受到蒙蔽，我们稍后再简单讨论有限理性的问题。
还要讲一点——
3，激励是重要的
斯皮尔曼在剑桥大学的那次演讲中，讲到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激励很重要。
激励及其对行为的影响，应该放在制度的背景下来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制度-激励-行为。这是制度的作用机制，也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应该放在激励机制之下，放在制度背景之下。
制度规定着激励的方向。不同的制度，将激励导向不同的方向，使人们产生不同的行为并带来不同的后果。专利制度鼓励技术发明，推动技术进步；而缺乏对专利的保护则会鼓励偷窃技术，阻碍技术进步。私有财产制度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而不尊重私有财产的制度则鼓励人们偷窃和抢劫。
激励为行为提供动力。激励为人们利益的实现提供动力，出于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需要，人们会对不同的激励作出不同的反应。比如在计划体制下，上级为轧钢厂规定考核指标。如果考核指标以重量计算，轧钢厂倾向于将钢板轧得很厚；如果以面积计算，则倾向于轧得很薄。人民公社体制下，实行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就鼓励人们偷懒。联产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剩余就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平均分配激励人们偷懒，多劳多得激励人们努力工作。
讲一个关于“制度-激励-行为”的故事。
以色列一家幼儿园。幼儿园放学，家长应该来接孩子；如果家长迟到，幼儿园就得派老师等着。因为总有家长迟到，幼儿园决定实施罚款制度，比如迟到一小时罚款100元。
实行罚款制度后，迟到现象改善了吗？没有。反而增加了。
实施罚款制度之后迟到反而增加，其实也是家长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对那些有钱的家长来说，一个小时的时间价值可能大于100元的货币价值，所以用100元来“买”一小时是合算的。另外，实施罚款制度之前，迟到要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而实施罚款制度之后，交了100元就等于购买到免于伦理道德谴责的权利，100元货币的成本是小于一小时迟到的伦理道德成本的，接受罚款从而是合算的。果然，制度改变了激励，改变了人们的行为。
这一故事来自列维特的《魔鬼经济学》，是近些年最流行的经济学通俗读物。大家可以翻一翻，了解一下，激发一点兴趣。
三，经济人与经济学思维
“经济人”是对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一种抽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抽象出一般意义上的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总体的人，抽象的人，“平均”的人）的两个特质，一是自利，二是理性。
1，自利。
人首先要自保，才能生存；其次要自利，才能发展；再次要自由，才能升华。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利益存在冲突，人要自利才能为自己争取到足够的资源，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人的行为动机，其实不仅仅有自利，还可能有怜悯，可能有利他。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利己和利他之间，人们的行为动机，更多的是体现为利己而不是利他。
关于自利，斯密说过下面一段话——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斯密：《国富论》
在斯密那里，是区分了自利与自私的。自利是一种保守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损害他人利益（比如努力工作，技术发明）。自私是一种进攻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即损人利己（比如偷窃和抢劫）。
如果人仅仅是自利的，也就是追求自身利益而努力不损害他人利益，则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社会利益也得以实现。这就是斯密构建的乌托邦，一个和谐的理想的世界。
2，理性。
我们前面讲人是能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这就是经济人的理性能力。
理性意味着经济人能获得信息，能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能依据计算结果迅速作出决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理想的乌托邦是
（1）完全理性。
这相当于说人是全知全能的，能迅速得到信息，能得到决策所需全部信息；能迅速作出计算，得到结果，作出决策。这是理想的状况。就算美好，也不现实。
现实中，人们往往是
（2）有限理性。
这意味着人们并非全知全能。不能迅速获得信息，而且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当然，也不能迅速作出计算，迅速作出决策。由于获得信息是困难的，有成本的，决策也是困难的。最大化很难实现，于是人们可能会追求“满意”的结果而不是最大化的结果。
我们要从稻草堆里找出一颗针来用。完全理性的人要找出所有的针，选出最锋利的那颗；而有限理性的人只要找出一颗可用的针就可以了。
有限理性的理论来自一位叫西蒙的管理学家，他因为提出这一理论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无论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总之，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是具有理性追求的，是会作出成本收益分析的。人不会故意去选择错误的答案。一个故意选择错误答案的人或者企业是不可能在市场上生存的。
总结全文，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和工具。
从一桩谋杀案说到经济学思维。不是说警探探案只应用了经济学思维，甚至也不是说经济学思维是探案的主要思维；只是说，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模式，一种介入问题讨论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