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举债问题上，经济学家有一些立足于国际经验的观点，比如说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高，与发达国家债务比例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债空间。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重要区别。

首先，发达国家的政府举债，是在政府官员竞争性选举的环境下进行的，官员职务的激烈竞争使得任何官员对自己行为可能带来明显问题、可能给本地区本单位未来带来重大隐患的事情，总是格外注意谨慎小心的。因为有立法机构审核监督，有选民的关注和究问，使得政府在举债乃至投向使用上总有很多细致周密的考虑和考量。

我们各级官员的举债，一方面少了这一层约束会显得随意得多。另一方面，现在官员的任职周期很短，施政行为受群众意见及反映的影响很小。其次，政府主导经济的状况和公有经济在市场中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很大一部分债务投资投到了生产性皮肤项目上。众所周知，生产性项目投资和和福利项目开支有很大区别：福利项目不论是医疗教育还是养老，它总是一次性的，其规模受到投入总量的约束。投入多少，花光了也就花光了，不存在投入得多、后续投入更多这样的问题。但是生产项目就不一定了，一个一亿元的生产项目，投资的方向和可行性出了问题，它就可能会演变变成一个无底洞：追加投资和亏损会远远超过一亿元，甚至更多。

基础性建设的投资，还有一个时间和规模合适与否的问题。过早进行的超过实际需要的基建投资，等于把未来的建筑市场提前占用了；过于超前的基建投资，还会出现投资项目使用率不足，投资效益不高的问题。宽阔和高标准的马路，建起来以后跑的车却很少；一些地方的高铁线路建立起来以后，旅客却不多；建设得十分超前的歌剧院、影剧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效益或效益极差，从而造成许多隐性的对未来有危害的问题。

其三，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投资是在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投资总量有限，而我们因为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规模，这方面的投资在总量上会占到国民总值的很大比例。像美国的债务总量巨大，但它的税收只要稍微提升就会很快归还。而我们的政府债务一旦形成以后，要想通过提高税收来进行归还，会因为国有企业过多而难以实行。

很多道理显而易见：一条道路是不是应该修，或者一座桥是不是应该建，确实存在公共投资的经济可行性问题。只是一座桥假若以正常投资规模上建设起来，未来也许可以很快收回成本，但若一座2000万元可以建立起来的桥，却用了5000万元甚至更多的资金去建设，它的成本回收，即使建设的可行性没有问题，实际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