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各种组织、机构、群体与个人都是基于认知的行动者，任何一个行动者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时，都力图使其有限的知识和行动体系在应对问题特别是风险和灾害上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而这种可塑性的获得，主要来自行动者的主观努力，其中重要的是基于无知弥合的认知策略。所谓基于无知弥合的认知策略，就是行动者在认知与行动中必须以消除和减少无知作为其关键的认知方法论。这不仅意味着行动者要认识到其所获得的信息和所拥有的知识的局限性，而且一般的行动者应该看到，无知一直是各种信息传播与知识生产的条件。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无知的弥合是行动者正确地理解信息与所获得的知识的基本方法；而只有充分运用其有限理性使各种形态的无知得到弥合，行动者才有可能在重大的灾害面前展开有效的认知和行动。
1危机认知中的合情理质疑与认知补偿策略
这次疫情的爆发表明，人类对于疫情的认知十分有限。从病毒的产生、传播到病毒产生危害的机理和预后，人们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认识。但是疫情的爆发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危害，迫使人们只能在已有的公共卫生、生物医学和临床医疗知识与技术的前提下仓促应对。从各种信息与知识发布的前后差异和一再更改等现象不难看到，不论是医学专家，还是相关部门所掌握的信息和获得的认知虽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高度不确定但依此行动的后果事关重大的信息和知识，每一个行动者必须主动地采取适当的认知策略，以获得较好的行动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每一个行动者而言，如何理解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与知识，对于他们如何行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毫无疑问，对于相关的信息来源而言，透明公开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作为一般的行动者，他不可能要求或者使得信息来源像他们所需要的那样透明和公开。真实世界中的行动者必须看到，任何信息和知识发布都是知识与权力的社会建构的结果，在某些事实得到披露的同时另外一些事实也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进而又会因为认知者的理解障碍而导致认知上的遮蔽。因此，在一些信息和知识发布的过程中，如果强调这些信息和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容易落入相对主义的窠臼，但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维持和强化的各种无知，则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建构的产物。作为行动者，务实与明智的做法是：立足对自己和行动后果负责这一出发点，接受并认识由社会建构所导致的形形色色的无知，通过认知补偿实现无知弥合，以此采取合理的行动。
以冠状病毒所带来的新发传染病为例，病毒的传播方式以及危害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对于每一个行动者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当他们听到相关的敏感信息时，无论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都应该像一个情报搜集者或者说谍报人员那样，透过表象解读其中可获得的信息和知识。具体而言，当他们听到某一个传染性的疾病可防可控、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和不排除人传人等等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当作“情报”或有待质疑的线索加以深入认真的剖析、揣测和厘清。行动者应该在此亟待辨析的情境中展开一系列合情理的质疑：可防可控的具体所指为何，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是否意味着绝对不存在人传人，而所谓不排除人传人从逻辑上来讲是否意味着实质上存在人传人的现象。这些对自己和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的揣测和质疑就使行动者有可能对其所获得的信息和知识加以厘清，从而进行必要的认知矫正。
实施这种合情理质疑以弥合可能存在的社会建构的无知的认知策略的前提是，在可能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和灾害时，作为认知主体的行动者绝不应该不负责任地轻信和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所获得的信息与知识，而应该根据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以合理质疑为前提的认知策略。基于合理质疑的认知策略的基本方法是，把握信息与知识发布者的语言风格、修辞习惯及其对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度的一贯倾向，而不是无条件接受一切信息与知识的“和平痴呆症”式或“傻白甜”式的被动认知。根据信息与知识发布者的语言风格和修辞习惯就可以在语义和语用上进行认知补偿。简单来讲，某一个事实F在信息的发布中经过某种操作A之后被表达为f， 两者之间的差异所构建的就是需要通过认知补偿予（非A操作）以消除的被构建的无知。同时，通过对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度的了解，也可以反向地对由此构建的无知展开认知补偿。在有些情况下，需要识别相关信息的发布是否属于有意识地释放的风向气球，如“病毒能够以气溶胶的方式传播”、英国政府对有关“群体免疫”策略的公告等，但在现实操作中释放风向气球的情况非常复杂，有时会陷入莫衷一是的罗生门。
不论如何，承认无知的社会建构和进行认知补偿有助于弥合无知，是一种有利于行动者的认知准确性与行动有效性的实用的认知策略。这一策略使行动者的能动性得到了更好的体现，行动者在认知和行动中不是直接根据信息和知识采取行动，而是在对信息和知识进行认知补偿操作之后再采取行动。由于情况紧急而且后果可能很严重，行动者因被动认知而造成的危害性后果往往是其所不能承受的，寻求补偿也于事无补。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行动者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信息和知识来源时，就不再只是被动地要求信息和知识的发布者更加明晰和透明的表达（而这每每来不及），而是诉诸主动认知，在对信息和知识加以研判和厘清的基础上再予以采用。这种主动认知贵在直面真实世界的残酷性和悲剧性，立足“有能力规避风险则尽力为之”这一更现实的强者自强的道德命令，超越了对信息发布的真实性与透明度等方面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责任的弱者式的投诉与追责情结（而这常常无结果），进而从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态度出发，在接受无知的有意无意的社会建构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及时而必要的认知矫正。这种策略实际上与近年来知识论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将知识视为一种获得与运用知识的能力而非单纯地相信知识为真的立场是相契合的。
2应对事实与价值纠缠的价值解缠之道
面对突发疫病之类的重大风险与危害的挑战，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人们在疫病防控中尚未形成一种由科学认知完美地指导医疗实践的权威的认知与行动的路线图。从对于疫情的预期、疫苗的研制、病原体宿主和中间宿主的发现以及治疗方案的提出、具体药物的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来看，目前人们对突发的传染病的应对策略基本上属于实践的拼凑或拼合。所谓实践的拼合就是在人们对于病毒的传染机制与危害机理等复杂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尚未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只能根据现有的医疗手段通过试错的方法去探索应对之道。正如科学社会学家柯林斯（H. Collins）与平奇（T. Pinch）在《勾勒姆医生：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救助手段的医学》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医学在疫病防控中的基本方案主要是各种试错性的救助手段的组合。在没有研制出疫苗和特效药之前，面对疫情肆虐，当前的卫生医疗系统只能尝试性地运用已有的医疗手段和用于治疗其它疾病的药物设法缓解病人的症状，最终还得依靠病人的自身免疫力去战胜疾病。由此，现代医学在疫病防控中就出现了临床医学、循证医学以及生物医学等不同的认知范式；同时，中医药等传统医学也成为可以采用的治疗手段，而这又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既有的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争论。
在此，本文无意加入到本已盘根错节的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之争，而仅希望通过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和信息系统学者斯塔尔（S. L. Star）的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的概念给出一种可操作性的认知策略。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在认知范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此次疫病防治中的各种临床医疗方案与药物试验来看，两者似乎并行不悖。在知识的社会研究中，斯塔尔边界对象理论讨论过这种现象。这一理论指出，人们在对某一事物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根据各自不同的认知在实践中和而不同地相互整合。具体而言，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对于同一个疾病虽然在认识上完全不同，在治疗手段上也大异其趣，但由于医学与医疗最终是一种社会性的安排，其中不仅存在事实与价值的相互纠缠，而且在这种纠缠背后有着繁复的政治文化层面的需求与背书。特别是在突发疫情当前的情况下，在社会医疗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具有民族国家和文化传承等价值优势的中医药力图发挥其作用实属自然。但值得指出的是，如何对其加以客观评价却在现实世界陷入某种微妙的悖谬之中。一方面，在中医药面对特定的疫情所发挥的临床作用如何认定这一问题上，中医药难以纳入现代医学的循证医学和生物医学范式，而不太容易获得现代医学的明确支持，如中药会被委婉地指出具有保健功能。另一方面，鉴于中医药的医疗价值与传统文化价值相互纠缠，而且中医药的运用又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整个医药产业等利益因素密不可分，这些观念与利益背后的力量使得对其功效的评价很难遭遇具有现实挑战性的质疑。
问题是，对于一般的行动者而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认知策略？对此，首先必须承认，问题的应对已经不再仅仅是诉诸事实、数据或所谓的循证医学标准，而涉及到事实与价值千丝万缕的纠缠。单从对现实的权衡来考量，一种可行的认知策略是，对于事实与价值高度纠缠的情况，可以采取价值解缠的方法。所谓价值解缠，主要有三个策略。其一为自反性策略，即不妨站在传统医学自身的认知方法论的角度，以传统医学本身的评价标准，去探寻其所提出的治疗方案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例如，仅仅就传统中医药本身而言，那些更注重辨证论治的方案和疗法应该具有相对的可靠性，这至少意味着那些相对不注重辨证论治的方案即便有较高的价值负载，其可接受性也应慎重对待。其二为悬搁策略，在传统医学方案与多种复杂诉求和价值观念过于纠缠的情况下，采取悬搁不论与不轻易推行的审慎态度。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严格依据的疗效上不够严谨的宣称，在无法或不便对其公开质疑的情况下，采取既不争论也不倾向无条件采信和普遍运用的处置办法。其三为去极端化策略，对于那些打着传统医学旗号，但在事实上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与缺陷的神医现象，则在认知和实践上完全可以加以排除。不难看到，所谓价值的解缠，其前提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无知的社会建构。特别是认识到虽然不存在没有事实的价值和没有价值的事实，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事实与价值的高度纠缠往往是无知的温床，行动者虽然没有能力对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公开的追问，但可以从认知方式上对其有更深的质疑，在实际操作中做出更可靠务实的抉择。
3从二人游戏到三人游戏的启示
突发疫病的全球大流行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的重大危机，而且加剧了全球既有的政治文化冲突，随之建构出各种新的国际政治认知。在这些认知中，不仅有加强全球合作与协同以应对疫情的传播与危害的明智的认知，也产生了很多在后果上极可能激化矛盾与强化对立的认知。面对由此可能导致的逆全球化等不确定性的未来情景，一般的行动者需要从更广阔的全局性视野出发，设法矫正这些认知中可能存在的基于政治文化建构的无知。对此，本文无意加入已经热络无比的各种相持不下的政治文化争论，而仅聚焦于对自然力量的忽视所带来的认知盲点，简要探讨一下克服这种无知的急迫性。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生地法则》一书中对于二人游戏和三人游戏的讨论，非常具有穿透力地揭示了人们对自然和世界的存在的无视及由此导致的巨大危机。在他看来，人类的演化与世界的发展貌似永无止境，但人们往往遗忘了世界禀赋的有限性和自然力量恒在性。近代以来，人们运用科学技术似乎使自己在短短的三、五百年间成为地球与自然的所有者，甚至认为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人类世，俨然以主人自居的人类误以为自然的演化乃至宇宙生命的演化反过来仰赖于人类的创造。这种无视世界的存在与自然的力量的认知使人们走入了双重的误区：一方面，不择手段地从自然中攫取各种资源以满足人类社会的消费，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群体为了争夺资源和资源的再分配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对立。塞尔将这些自以为已经是自然界的主人的人类之间短视的对立称为二人游戏。
然而，这次疫情突发却用铁的事实表明，人类的政治文化法则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二人游戏忽略了完全不应该无视的自然的力量和法则。在塞尔看来，不论何时，人类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忽视自然的力量的存在。他将这种存在称为生地（WAFEL）——水（water）、空气（air）、火（fire）、土壤（earth）、生物（life）。而在人类所有看似二人游戏的政治文化冲突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生地这个远比人类文明强大、时刻都有可能祭出自然法则的第三方力量。因此，所谓的二人游戏，最终不过是因短视而对立的人类双方与自然或世界的三人游戏。对此，塞尔不无反讽地指出：“一旦人类掌控并拥有自然，自然终将逐步拥有并控制我们。我们曾经几乎到了能够操纵它的地步，但现在却轮到它摆布我们了”。这种三人游戏的吊诡之处显而易见：在培根式的征服自然的传奇之后，人们不得不面对自然对人类的逆袭。
正如塞尔所言：“人类的自命不凡终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我们不得不让世界作为第三方参与到我们的政治关系中来”。君不见，仅仅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让整个地球几乎停摆，如果认识不到病毒所代表的自然的力量对于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就无法理解此次疫情的爆发实质上是自然法则和人类文化法则之间的全新的碰撞。惟有从中认识到人类的无知，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和逐渐摆脱人类所沉迷的政治文化的二人游戏，弥合由此导致的各种认知误区。毋庸置疑，对这种认知误区的克服，需要在国际政治文化层面引入全新的思维。而如何避免无知的政治文化建构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正反馈自激与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则亟待各个层面的行动者的共识与努力。鉴于政治文化层面的新思维的构建的复杂性与困难性，这一消除无知、连接共识、协同应对的过程将是长期而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