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进程中伴随着与病菌、病毒的斗争，防疫当头每一个人都是战士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曾祥裕 曾海亮
随着全国四面八方筑起防控疫情的长城，我宅在家中，在关注疫情动态同时，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题为《枪炮、病菌与钢铁》书来阅读，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病菌传播的起源以及危害，让我读后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类与病菌、病毒的斗争己经历一个漫长岁月，往后等待着的是一个个防控疫情的战场。人当有敬畏之心，敬畏天地，敬畏动物世界，活着不容易，活的既健康又长寿，更不容易！当下，防疫当头，与病毒作战 ，每一个人都是战士！
我对作者关于地理环境影响历史进程的论述，泛泛而读，但随着阅读深入，读到《第三部分.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对病菌传播及危害以及如何防控的叙述及见解，引起了我浓厚兴趣。
首先，作者明确提出“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请一想艾滋病吧,那是一种传播速度非常快的人类疾病,似乎是从非而野猴体内一种病毒演化而来。)
本章一开始将要考虑什么是“疾病”,什么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们生病”,而其他大多数生物物种却不会使我们生病。
我们将考察一下,为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传染病中许多成为流行病而迅速传播,如当前艾滋病的流行和中世纪黑死病（腺鼠疫)的流行。
然后,我们还将考虑现在只在我们中间传播的那些病菌的祖先,是怎样从它们原来的宿主动物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来的。”
随着阅读深入我加深了对病菌对人类的侵袭从无停止，此起彼伏。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衍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
戴蒙德指出，从驯养的动物那里最后获得的病菌，在欧洲人对美洲、澳大利亚、南美和太平洋诸岛的征服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里要强调的是：驯化了动物的人类本身，在长期与动物相处过程中产生了抗体，那些无法产生抗体的弱者已经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
这段话反思了人类自身行为干扰和破坏了动物生态环境，导致病菌、病毒在人类社会滋生蔓延。
这让我想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人、世界自然基金会创始成员朱利安·赫胥黎在《人道主义者文集》一书中一段话：“这个地球是宇宙中少有的思想开花结果的地方之一。人类是近30亿年进化的产物，从人身上，进化过程终于意识到了自身及其可能性。不论喜欢与否，人都要为我们地球的进一步进化负责。”
所以，不要掠捕和杀害野生动物，警惕它们把病菌、病毒带进人类社会，连家庭圈养动物都不值得提倡。
所以，有识之士再三呼吁：人类必须审视自己行为惊扰动物所带来的后果，尤其要给予濒危野生动物以安宁，结束为了珍玩美味对稀有哺乳动物的屠杀，并采取措施保护其种群。
作者通过列举大量史料后认为，杀死美洲人最多的不是钢铁大炮而是病菌。这个观点，震惊了我！
“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
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
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
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他的仅仅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队伍逃走,并一路打回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勢,也证明了阿兹特克人开始时的幼稚。但当科尔特斯的第二次袭击来到时,阿兹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
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
再如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
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喉丶疟疾、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关于病菌的历史作用的最令人生畏的例子,来自随同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而开始的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
虽然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西班牙征服者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凶恶的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却要多得多。
为什么在欧洲和美洲之间这种可怕的病菌的交流是这样不对等?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大批杀死西班牙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消灭掉欧洲95%的人口?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被欧亚病菌大批杀死的其他土著身上,以及企图征服亚非热带地区的欧洲人身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
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人类如何赢得与病菌作斗争的胜利？
作者认为首先要找到疫情源头，搞清是什么病菌或者病毒危害人类。
“自然,我们都喜欢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考虑疾病问题:我们才能挽救自己和杀死病菌?让我们消灭这些坏蛋,而不必介意它们的动机是什么!然而,在一般的生活中,为了打败敌人,必须了解敌人,在医学中则尤其如此。
因此,让我们首先暂时把我们人类的偏见放在一边,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
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如使我们得生殖器溃疡或腹泻。它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演化利益呢?这似乎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自拆台脚的事,因为病菌杀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杀死了它自己。”
作者认为当疫情发生时，搞清致病菌，切断病菌人传人机会至关重要。
“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
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
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个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
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地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人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吃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因为吃了生鱼片而有时感染上的。
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传递给人的，但引起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强笑病(库鲁病)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吃的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
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高原地区的母亲们把死于库鲁病的人的脑髓挖出来等待下锅,一旁的孩子把这未煮过的脑髓用手摆弄后舔了舔手指,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
这个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它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
这种被动传播的最卑鄙的把戏就是病菌干的,它们通过妇女传给胎儿,从而使出生后的婴儿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玩这种把戏造成了道德的困境,让那些宇宙基本正义的信奉者,不得不同这种困境作殊死的斗争。
其他一些病菌可以说是由自己来处理事情。它们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自己的传播。
从我们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之类性病引起的外露的生殖器溃疡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然而,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只是一种有用的手段,用以获得宿主的帮助把病菌移人新宿主的体腔。
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有时是十分间接的,如一心想要消灭“好斗的”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作者告诫我们，预防病菌传播，还要人人要有自我保护措施。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
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人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
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
但就这种小虫子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说,应该得奖的还是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类便被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的,一个没有得到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因为每天拉稀达几加仑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下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倘若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
我们对病菌利益的不带感情的考察就到此为止。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我们本身的自私的利益: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
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一次在习惯上把发烧看作是一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放发生的。有些病菌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中医有句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类抵抗疾病侵犯，还需自身强大建立起兔疫屏障，让病菌无机可乘。
作者的观点与中国医学治未病之说有吻合之处。
“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的白细胞和其他细胞积极地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受到感染的病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
我们根据经验都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后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这种病的。
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得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生免疫。
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了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作者强调，人类与病菌的较量过程是漫长而艰巨。
“有些聪明的病菌在我们的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
有些已学会了改变我们的抗体能认出来的那一细菌的某些分子结构(即所谓的抗原)来使我们上当。
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
疟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
最近,由于对致病病菌所进行的分子研究,证据正在不断出现。就引起我们独有的疾病的许多病菌来说,分子生物学家现在能够确定一些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病菌。这些病菌同样证明是人群传染病的媒介。
人类与病菌斗争无止境。为什么一种本来为动物所独有的疾病转化为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疾病?
有一种转化涉及居中传病媒介的改变:如果一种依赖某种节肢动物为传播媒介的病菌要转移到一个新宿主身上去,这种病菌可能也不得不要去寻找一种新的节肢动物。
例如,斑疹伤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的,这些跳蚤过不久就能就把斑疹伤寒从老鼠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最后,斑疹伤寒菌发现,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种效率高得多的在人与人之间直接往来的方法。由于美国人大都消灭了身上的虱子,斑疹伤寒又发现了进入我们体内的条新的路线:先是传染给北美东部的飞鼠,这些飞鼠藏在阁楼上,然后再通过这些飞鼠传染给住户。
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的宿主和传病媒介。但同牛的身体相比,我们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
当大城市疫情汹涌而来时，如何应对？
作者从流行病学角度分析当今病菌传播的特点，认为城市人口密度大以及人口流动大，都有利于病毒传播。
“与偶尔来袭的小病不同的是,作为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
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
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所有这4个特点也适用于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些习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这4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其原因不难理解。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病菌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一个人很快就受到感染,之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复并获得免疫力。
仍然会受到感染的人都不会活下来。但由于这种病菌除了在活人体内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这种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儿童达到易受感染的年纪——直到一个受到感染的外来人使场流行病重新开始。”
作者认为，当疫情发生时，最重要的是对人口稠密大城市尤其要及时采取隔离措施。
“稠密的众多人口是我们的人群传染疾病演化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人群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东尼瘟疫的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
……
因此,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人群病。但这个结论也有其矛盾之处:在那时以前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们必须演化成新的疾病。那么,这些新的疾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
一本好书点亮我们心灯，照亮前进方向。
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我有豁然开朗之喜悦，对于认识当下疫情性质以及危害有了清醒认识，更理解我国不少医学专家对民众苦口婆心的忠告是有道理的。如上海医学专家张文宏近日所说：“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是‘战士’，你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啊！你觉得很闷吗？病毒也要被你‘闷死’了，‘闷’两个礼拜。希望大家在返城后在特定的点待两周，学生待在家里好好做功课，上班族待在家里或单位好好工作，我们必须依靠‘闷’的政策，来‘闷’住病毒。”张文宏进一步表示，“如果全社会都动员起来，‘闷’住病毒，就是为社会做贡献，我们离战胜疫情的节点就更近一步！”
我特别赞成张文宏医师的观点，在防控疫情战场上每一个人都是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