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中国大陆成功抗击疫情彰显了它的制度优势,那中国台湾和日本北海道也成功抗击了疫情,又彰显了什么优势呢?毕竟,无论是中国台湾抑或日本北海道,它们均是与欧美等国相似的民主政体。由此可见,这次的危机应对绩效真与体制无关,而与当局对事件严重性的评估和判断,及政治家的政治担当与魄力,和由此所决定采取的行动有关。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随着伊朗、韩国、欧洲、美国疫情爆发,全球范围内受疫情波及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多达200多个,确诊人数也在不停上升。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4月3日08时50分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100万例,共计1013157例。其中,美国累计确诊243453例,确诊病例依然全球居首,死亡病例5926例。
另据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日18时,意大利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115242例,累计死亡病例13915例。此外,据西班牙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4月2日中午,西班牙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1万238例,累计死亡病例突破了一万例,为10003例。
更为重要的是,截至目前为止,疫情完全没有受控的迹象,依旧像“野火”一样,在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继续蔓延——自奥运延迟后,日本确诊人数屡创新高。
而舆论则一致认为,疫情的另一个火药桶大概率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基于该国糟糕的卫生和医疗条件,人们对其疫情的防控能力,充满疑虑。曾担任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病毒学高级研究中心负责人的T. Jacob John就警告,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将来有可能比伊朗或意大利更加严重,感染者的数量可能多达10%的全国总人口——相当于1.3亿人。
而反观中国。根据流行病学数据,目前包括湖北武汉在内,疫情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经过中国的艰苦努力,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通过实施包括“封城”及全面佩戴口罩等在内的特殊手段,切实地减缓了疫情的扩散和蔓延、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人际传播。
得益于此,中国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呈现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3月25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目前,除却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已有受控的迹象。为此,有媒体将其形容为,中国抗“疫”的百日奇迹。
正是这种两相对比,有学者得出结论:“西方之乱凸显了中国之治”,“认为疫情防控的百日奇迹,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斗牺牲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局限于相关学科的学术圈。譬如来自中国台湾的娱乐明星黄安就持同样观点:“中国能控制疫情,是因为它的制度优势,正确的指导,以及觉悟性高的人民。”而这种观点,在年青一代那里,也大有市场。
那么,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呢?答案或是否定的。说实在的,相比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就这场疫情的应对而言,2020年1月20前中国大陆的表现可谓严重不及格。但又必须客观的说,相比于今日欧美的应对举措而言,其自1月23日后的表现,则堪称优秀。
但问题却在于,这次疫情防控大战中,做到优秀的不独中国大陆,日本北海道的表现亦可谓成绩斐然、可圈可点。在确诊人数达到63例感染者时,日本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便宣布北海道全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将进入紧急状态。
这位曾有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官员认为:“(北海道)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疫情的扩散速度。当前正是最紧要关头,必须尽早结束。”铃木直道宣布全道进入紧急状态的消息一出,在日本民间引发热议,其中不乏质疑“过度反应”的声音。
对此,这位日本最年轻知事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在记者会上他直言,“(日本)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一事并无先例”,但自己基于政治判断做出以上决定。“所有结果,将由我知事本人一力负责。”得益于此,北海道疫情得到了明显遏制,并于3月19日起解除了“紧急状态”。
此外,中国台湾的表现也值得一提。就连一贯挑剔、且因立场偏蓝、偏统,而对分属民进党的蔡政府,多持批评态度的《中国时报》系,也不得不承认“台湾疫情控制的工作堪称成功,不只确诊人数与死亡率都远低于所有先进国家,第二波的境外移入衝击现在看起来也挺过去了”(见:《工商时报》3月30日社论)。
问题来了,如果“西方之乱凸显了中国之治”,中国大陆成功抗击疫情,彰显了它的制度优势。那日本北海道和中国台湾也成功抗击了疫情,又彰显了什么优势呢?毕竟,无论是日本北海道抑或中国台湾,它们均是与欧美等国相似的民主政体。
由此可见,这次的危机应对绩效真与体制无关。那么,与什么有关呢?对比中国、欧美及北海道的反应来看,应对的绩效如何,更与当局对事件严重性的评估和判断,及政治家的政治担当与魄力,和由此所决定采取的行动有关。
故,疫情在欧美恶化的“西方之乱”,并不足以证明中国具有制度优势(正如日本北海道和中国台湾的表现所表明的,民主政体其实也可在疫情防控中做的比较出色),而只能说明,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中国的决策者更具有政治担当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