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著名学者韦伯在一场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明确提及从维护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德国应该对蔓延于德国东部的跨国流动的波兰农民实施驱逐令，他呼吁政府关闭东部边界。而让韦伯认为应该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波兰人种族低劣。但正是这群被韦伯嫌弃的波兰人，却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引言里，扎列茨基就特别强调该书的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正确的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事实上，外来移民不独在文化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更是巨大。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一、广州的“巧克力城”
微信公众号《微广州》于 2017年8月17日推送了一篇题为《走进广州非洲群落：那些你不知道的黑人生活》的文章，文章的一开头，用着那特有的文艺腔写道：
“从小北地铁站D出口出来，往前走一段路，你会看到天桥上人来人来，天桥底下车水马龙，天桥的另一边，开往深圳的和谐号疾驰而过，发出巨大的噪音。穿过桥洞，你会有种穿越到了非洲的感觉。
在这里，你会看到安哥拉妇女头顶着装满商品的大塑料袋，刚果的商人们从中国商铺成批订购内衣，尼日利亚籍的男人们在非洲酒吧里，一边喝着青岛啤酒，一边吃着非洲的特色米饭。
这里是小北的宝汉直街，和广州其他城中村一样，50平方米的地方被分割成5个房间，大部分初来广州淘金的黑人租住在这附近，形成了广州最密集的黑人聚集区，因此这里，被称为广州的‘巧克力城’。”
对于“巧克力城”的形成，学者王亮在其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一书里做了这样的简述：
“广州，地处‘世界工厂’的珠三角中心，有中国‘南大门’的美誉，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以及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7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有60年历史。凭借悠久的历史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物美价廉种类繁多的商品，促进了对外商贸的 发展，也吸引着不少外籍人员来穗发展。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常住我国的外籍人士有59.4万人，而广东省就有31.6万人，居全国之首。
据广州市公安局统计的数据，截至2014年10月25日，在广州市居住超过6个月的外籍人士为11.8万人。根据《羊城晚报》2016年7月16日报道，广州每天实有外国人数量在8万—12万人，高峰出现在广交会期间，接近12万人。在广州的涉外社区中，尤以非洲人社区最为有名。自1955年万隆会议中非建交以来，中国同非洲的贸易发展良好，贸易额从2000年的73亿美元跃升到2010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十多倍。20世纪90年代，西非人追随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淘金’始，随着中非贸易的连年快速增长，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数量越来越多，并形成了一些非洲人社区。”
二、矛盾且复杂的国人心态
随着非洲人的持续涌入，这一群体也开始日益受到关注，终而成为社会热点。正如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鸣在给王亮博士的《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一书所做的序里所描述的：
“首先是媒体的关注，报纸、电视、摄影对广州的非洲人群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广州‘巧克力城’‘布鲁克林街’迅速流传；除了国内媒体，也有不少西方媒体进行了报道，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媒体都有介入。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和紧张，百度上‘广州非洲人’超过25万条，照片超过8万张。”
面对汹涌而入的非洲人，国人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在一部分积极派看来，非洲人的大量移入，恰好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拐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典型代表，是以拍摄非洲人在广州的生活而闻名的摄影师、画册《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作者李东。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评述道：“ 在国人思维惯式中的‘移民’含意往往都是‘离开中国移民到国外去’，而今‘外国人移民到中国’的‘逆向’移民已不知不觉地在广州涌现出来。”在他看来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拐点。在李东看来，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快速崛起、人们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官方或民间对外交流日趋频繁深入”，这导致“我们与‘外国人’相互间的关系、地位、心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之相对的是恐黑者，正如周大鸣教授在《大都市涉外社区治理》一书序里所强调的，这类人通常以负面情绪来看广州的非洲人，“对非洲人充满歧视性刻板印象，极端者甚至认为会导致中国种族衰退、亡种。”
这类文章充斥于各种自媒体间，这里且以两篇文章两例。一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南粤消息》，该号于2015年3月8日，推送了一篇署名为李旭之，题为《关于解决广州黑人问题的“加急呼吁”！》的文章。文章说“中非关系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中非的国际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来华的非洲朋友也日渐增多。中国人民欢迎正常的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开始强调“但是中国的开放也不是无限度的，中国有开放，但也有固守。”作者认为“对于广州的黑人问题，是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了。广州黑人正在以及潜在地给广州乃至中国制造极大的社会问题。”他所基于的原因的是：
1、巨大数量的想方设法赖着不走的非法居留的黑人，不仅侵占我劳动力市场，还挤占中国日益紧张的空间资源、生活资料、物质资料。中国忍辱负重地搞计划生育之意义何在？
2、黑人不仅聚集性强，而且极易发生斗殴、强奸、抢劫、贩毒、吸毒、诱奸女性、传播艾滋病等高危危害；
3、非法居留者，他们化整为零，隐蔽藏身，并向周边中小城市甚至外省转移扩散，逃避检查，有些黑人被抓后，既无护照又语言不通，成了无国籍人，给公安部门的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4、黑人数量一旦达到一定规模，将严重威胁中国社会。那些分散藏身游击流窜的黑人，也给当地人民群众的安全带去潜藏的种种危险，是一种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5、黑人群体的大量侵入，正在强力破坏着中华民族的种族血统。
李旭之显然是道不孤的，道不孤则必有邻。微信公众号《明天文摘》于2019年4月15日推送了一篇，持有相近观点的文章。在这篇题为《看黑人问题的数据，不敢想象的后果...》里，作者重申了一遍李旭之“反黑论”的第五条理由，说：“正确认识种族的差异，是基于科学研究与数据统计的客观事实，不同的人种有着天然的种族差异，而我们反对黑人大规模移民中国，反对其混乱、玷污我们民族的血统，正是基于尊重种族差异的客观事实。反对黑人移民、黑黄混血，从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种族正视。”
更为要紧的是，这种声音不独来自民间。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天津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就向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的提案。他基于的理由是，从人类历史来看，人口流动，和外来文化的进入，是导致民族文化和历史文明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提案中称，据各方面大概统计“中国大陆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已达 70万，若不采取法律法规严加控制，粗算预计到 2030 年可能达到 1500 万人，而 25 岁以下年轻人中黑人或黑黄混血人的比例可能将高达四分之一左右。中国将从民族国家变成移民国家，从黄种人基因国家变黑黄混血人国家。”
三、警惕一种错误的倾向
李旭之、潘庆林的言论，让我们不由的联想到了124年前的一幕。我们且将时间回溯到1895年。这一年的5月，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马克斯.韦伯，获得的著名的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的教职。按照惯例，他需要做一场就职演讲。在这场名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讲中，这位日后将名扬世界的大学者，此时却像李旭之、潘庆林一样，对外来移民，尤其是来自邻国波兰的移民表现的忧心忡忡。在演讲中，他大声质问：为什么是波兰人在东部占得越来越多的土地呢？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手段优秀？还是因为他们的资本雄厚？但他显然不预备将这个问题的回答权让渡给底下的听众。因为他很快就自己做了回答。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是“都不是，原因其实相反。”
在韦伯看来，来自波兰的德国东部自耕农，与日耳曼小自耕农占主导的德国西部农民，完全是两种存在。“西部的小自耕农，就像我们从莱茵河得天独厚的河谷地带所能观察到的一样，拥有一小片土地，通过经营温室和菜蔬花果农圃（market-gardening），供应城市的市场，忙得不亦乐乎。”而反观东部的波兰小自耕农，“可以说真的吃草为生，他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
韦伯将这种差异归因为民族的优劣，“日耳曼和波兰这两个民族，长久以来在东部都面对同样的生存条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这两个民族因此都拥有同样的物质和精神特征。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物竞天择过程：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breeding），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际遇不同而产生变化。”
但他又同时指出，“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这一点我们刚刚才看到，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
为此，他认为，从维护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德国不能再无动于衷。德国应该对蔓延于德国东部的跨国流动的波兰农民实施驱逐令，他呼吁政府关闭东部边界。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独是中国或者德国所特有的，美国也存在过。学者埃利.扎列茨基在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所作的引言部分就曾这样描述过“进步时代”的美国：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了威胁。”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就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这种感觉，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淡化。事实上，近年来包括美国、欧洲各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反移民的右翼倾向愈发强烈。如下事实，佐证了这点：
在瑞典，选民们通过手中的选票，首次将一个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送入”议会，增加了反移民势力的影响力；
在法国，政府正在驱逐吉卜赛非法移民；
在英国，非欧洲国家移民设定了上限；
在丹麦，执政党已经暗示削减移民最低工资至丹麦人最低工资的一半；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那些自我感觉，正日益受到外来移民的冲击和威胁的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同样用着手中的选民，将那个一直主张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隔离墙”，强调反移民的特朗普选到了总统的高位。
至于中国，近年来排黑反移民观念的兴起，是不是受欧美反移民浪潮的影响和波及，目前尚不得而知，这需要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予以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但这种反移民观念的谬误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时间简史》一书的第二章“空间和时间”里曾做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一牛顿观念的巨大差别在于，亚里土多德相信存在一个优越的静止状态，任何没有受到外力和冲击的物体都采取这种状态。特别是他以为地球是静止的。但是从牛顿定律引出，并不存在一个静止的惟标准。……缺乏静止的绝对的标准表明，人们不能决定在不同时间发生的的两个事件是否发生在空间的同一位置。……事件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对于在火车上和铁上的人来讲是不同的。”
就“绝对空间不存在”这一科学物理现象，所蕴涵的社会学意涵，霍金的解读是:“（从这可见），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的处境比他人更优越。”
韩和元曾在其著作《告别恐慌》一书里，将霍金的这一观点做进一步的外延：“正如绝对空间不存在可证实的，我们没有理由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乃至一种文化，比其他一些国家、其他一些民族、其他一些种族，乃至其他文化更为优越。甚至我们还可将其进一步推到物种与物种之间。这也就意味着，民族、种族、文化优越论者，乃至人类中心主义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正如生物学所证实的，没有外来物种的介入，物种的近亲繁殖会给后代带来不好的影响。原因在于，血缘关系很近的个体，它们会从祖先那里获得较多的相同基因，这些基因中，有一些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如果血缘关系很近的雌性和雄性交配并生下后代，那么后代出现遗传病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这显然不利于产生健康的后代，但健康的后代，对生物种群的延续却十分的重要。也就是说，从优生学的角度而言，外来移民、外来文化，其实对于本土族群、本土文化而言，都将利多于弊，其带来的影响，也更多的呈现出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
扎列茨基显然也持有这种观点。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引言里，他就特别强调该书的作者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正确的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事实上，外来移民不独在文化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更是巨大。1789年，年轻而人口还不是很多的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当时其前景仍不明朗。但纵是如此，独立战争的胜利仍然引起了人们对这个新国家的关注，美国享有了贫困者的安居乐土的盛誉。正是在这一盛誉下，大量的欧洲人开始涌入这个年轻的国度。
1860年发布的美国《第八届人口调查》，根据“1819年以前资料不完全的研究”所提出的初步报告作过估计，从1790年到1800年，有五万名欧洲人来到了美国，从1800年到1810年来到的人数约为7万人。1810年到1820年末，这一数据约为11.4万。到1832年后，这个数值开始迅猛增长，每年大约有6万人前往美国。到了1837年，增长的数字更是跳高至7.9万人。虽然，1838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这一数值有所下降，但到1842年时，该数字更是突破了10万大关。到1854年时，由于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这一偶然因素，导致该年更是有多达43万人涌入美国。之后由于内战的原因，一度对移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由于战时所颁布的“宅地法案”再度吸引了很多欧洲人前往美国。1860年时，在美国的出生于外国的移民人数达到400万之多。而该年，全美总人口不过3100万。也就是说排除移民二代、三代、四代不计，单纯的移民一代就高达13%。
这种人口的大量涌入，造就的一种现象颇值得我们注意。1860年之前，涌入美国的移民中，半数以上来自英国。要知道，1859年时美国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仍然高达64%。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当时的美国仍只是个不入流、无足轻重的农业国。而反观英国，这个当年世界的头号霸主，此时正是其全盛时期。在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看来，美国的平原只不过是英国人的玉米地，芝加哥是他们的粮仓。
但正是大量涌入的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流、技术流、物流……缔造了美国的今日成就——美国学者马尔温德.琼斯就曾指出：“美国的每一个基础工业———纺织、采矿、钢铁工业，都是靠英国工匠、工人、经理带来的技术。”——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这些移民，美国才得以避免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使美国可以在更新、更高的科技基础上开展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就是那些从波兰等落后国家而来的贫困移民，对美国也是助益极多。因为正是他们的涌入，无疑为美国进行第二次产业革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除此之外，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进而导致的都市化的兴起，也为美国本身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回过头再来看身处广州的非洲人。很多研究者发现，广州的非洲人建构的是一种典型的族裔经济，他们的很多经济活动，基本都是在非洲族裔内部的经济体系中运行。但纵是如此，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仍然无法忽视。
一方面，由于非洲大多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物资尤其是轻工业制成品严重匮乏，这就使得当地市场严重依赖进口。在界面新闻的采访中，就有不少的非洲商人这样调侃，“如果中国人不卖衣服，我们可能都没有衣服穿了。”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工业产能过剩，大量过剩的产能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输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需要非洲这个庞大的市场。来到广州的非洲人，正是洞察到了个中的商机，通过倒货挣差价，将中国制造的工业制成品，销往遥远而物质匮乏的乞力马扎罗山下那片广袤的非洲大地。
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对于当前开始兴起的排黑反移民的倾向，需要有所警惕。我们甚而认为，基于种族和文化的发展需要，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长期以来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输出国，极大缓解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未来我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就需要大量输入年轻人口——我们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上有所准备，我们不仅需要对来自非洲的移民持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也需要对来自欧美、来自印度、来自东南亚的移民持同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