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于金融时报2021年12月10日09版，原标题为《发展高质量文化金融——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金巍》。

　　本报见习记者 李丹琳|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在这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20年中，各行各业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文化金融经历了跨越式发展。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金巍，从亲历者、研究者视角回顾中国文化金融变迁，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

　　《金融时报》记者：20年前，您在做什么？得知中国“入世”消息时心情如何？

　　金巍：那时候我还在企业工作，“入世”对我们这些学经济学出身的人来说是个令人兴奋的大事件。大家都在盘算哪些东西会降价，以后会有哪些外国商品能买到，包括会有更多的外国电影可以看到。我在大学毕业时曾在社科院参加过有关关贸总协定的研究课题，也就是后来的WTO，所以对“入世”的话题更为敏感。

　　《金融时报》记者：“入世”为我国文化金融发展创造了哪些条件？又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金巍：文化金融，通俗点说就是为文化生产提供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而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文化生产的主体形式是文化产业，所以文化金融的基础是文化产业，要为文化产业服务。我国刚“入世”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文化产业。“入世”和文化金融的关系，基础是“入世”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因为文化体制改革释放了文化产业活力。2001年，我国加入WTO，在协议中有很多与文化贸易、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事实上，这对我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一种推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首次将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我国开始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致力于在文化领域激活市场机制，培育文化产业竞争力，以应对加入WTO的新形势。

　　这一阶段关于文化金融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文化领域、如何释放经营性文化主体的市场活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战略之一，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国家级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一规划中对金融如何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也做了比较全面的要求，这是我国文化金融走向成长期的起点。

　　《金融时报》记者：“入世”20年来，我国文化金融发展总体呈现了哪些特征？有什么“里程碑时刻”让您印象深刻？

　　金巍：文化金融在国外发展得比较早，有很丰富的实践，也有较好的理论研究，但多属于文化各个分领域的，如电影金融、艺术金融等。我国的文化金融有很强的中国特色。我国的文化金融发展初始就与文化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和文化产业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种政府意志。随着政策的丰富，文化金融的基本内容就是如何调动金融资源服务于文化生产，形成了金融体系与文化体系两者之间整体性的关系。但这种整体性关系不影响各个分业的文化金融按自身特色发展。在政策驱动下，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被激发，形成了丰富的市场化的文化金融创新实践，又开始形成金融市场上独特的业态，有自身的活动方式和机制。所以，我国文化金融发展历程的特征可以总结为：政策驱动与市场创新联动，整体规划与分业实践共举。

　　文化金融现在已经成为与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等同样具有自身特色的金融活动形式。其最大特点是服务的对象是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资产形态是以文化资产为主的，这与其他行业都不同。我国文化金融发展历程中有些比较关键的里程碑时刻，给我印象深刻的是2014年3月由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这个政策文件一直到今天都有效力和影响力。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以“文化金融合作”代替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表述，使两者的关系从单向的“给予”变为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关系。从此之后的两年到三年时间，是我国文化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文化金融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文化金融发展有何前沿热点值得关注？新时代文化金融发展又将呈现哪些趋势？

　　金巍：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走向2035远景目标的启动之年。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是“建成文化强国”，这个任务非常重，而文化金融的重要性也正来自于此。一个文化强国，要满足很多条件，不仅要文化事业繁荣，而且要文化产业发达；文化生产不仅要支撑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要国内市场强大，而且要具有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些都需要各种力量予以支撑，其中很重要的是资本的力量。文化强国建设仅仅依靠财政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重视发展文化金融的原因。文化金融当前的前沿热点是金融科技在文化金融服务中的应用以及文化领域数字资产问题等。

　　新时代文化金融的主要趋势有几个方面：一是文化金融领域制度供给将持续，文化金融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推动文化金融服务更加专业化。二是金融科技推动文化金融场景化革命，构建新型文化金融基础设施。三是随着数字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和数据深入结合，文化数据资产成为最重要的资产类型之一。四是文化金融将进一步融入区域金融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为区域发展提供更强动力，同时文化金融将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您曾提出，“文化金融发展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体系构建问题”，如何理解这句话？如何实现我国文化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金巍：文化金融是一种产业金融，也是一种特色金融，它有自身的特殊性。金融是一个大的体系，有工具、机构、市场、基础设施等这些问题，要发展文化金融，也要重视文化金融自身体系化构建，要推动产品专属化、机构专营化、服务专门化和市场专业化。

　　文化金融是否是高质量的文化金融，首先是这个体系是否具有生态性和稳定性；第二是这个体系的资本供给是否有效率；第三是这个体系是否保持持续的创新能力。

　　要想发展高质量文化金融，一要靠制度推动文化金融领域的制度供给，借助文化产业促进法出台等契机，完善文化金融法规体系；二要靠技术，就是要依靠金融科技实现文化金融体系构建的飞跃，尤其是文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三要靠人，我们需要意识到人力资源将可能成为未来文化金融发展的短板，所以要加快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