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

2020-10-03

这是凯恩斯1928年写作，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1928年，大危机的前夕。社会上弥漫着悲观情绪，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突飞猛进已经结束，未来将进入持续的衰退。

凯恩斯说，从前2000年到1700年，整个世界都处于经济停滞。因为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技术进步，没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西班牙将黄金从新大陆运到旧大陆，物价上涨，利润增加，复利的力量推动经济实现200年的增长。

英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可以从1580年算起。德雷克从西班牙盗窃大量黄金到英国，作为海盗公司股东的伊丽莎白女王用分红清偿债务之后，还剩下4万英镑，她将这笔资本投入东印度公司。按照3.25%的复利计算，到今天这笔投资增值到40亿，每一镑变成10万镑。复利的力量如此巨大，超乎想象。

如果资本每年增长2%，则在100年里增长将近8倍。这意味着，100年后，经济情况要比现在好上8倍。因此可以断言，100年后，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凯恩斯说，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绝对需求是满足生存的需求，相对需求是满足优越感的需求。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指的是绝对需求的满足。不过，在绝对需求满足之后，相对需求也有望受到抑制。

在经济问题解决之后，人类面临的可能是另一种危机，即生活动力的丧失。自有历史以来，人类都是生存压力之下艰难前行的。正是在艰难环境下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才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也是在这样的艰难中，塑造了人类传统的道德观。当一切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生活的动力来自何方？我们传统的道德观还要不要维持？

凯恩斯说，当人类经济问题解决之后，财富积累就不再具有社会重要性，我们的某些道德原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200多年来，我们一直将人类品性中某些虚伪的道德原则抬举为高尚的美德，比如对金钱的追求。当财富积累不再重要，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一种占有欲，将被看作是某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犯罪、半属病态的性格倾向。人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把它交付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那些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旧道德观，虽然令人憎恶，有失公平，却被维持了数百年。在经济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将从中解放出来，并终将摒弃它们。

劳动的意义也将发生变化。在技术高度进步和生产力水平高度提高之后，劳动不再那么艰苦，不再那么让人厌恶，相反可能成为有趣的活动。到那时，也许劳动真的成为人的第一需要。闲暇是人们乐于享受的，那时候就可以充分享受了。在以往的观念中，丑是有用的，而美却不能带来实惠。这是物质匮乏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在经济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可望将精力更多集中于提高生活的艺术水平。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的话，在未来的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世界，人将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我认为达到这丰裕而多暇的境地之后，我们将重新拾起宗教和传统美德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以为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一种罪行，爱好金钱是令人憎恶的，而那些真正走上德行美好，心智健全的正道的人，他们对未来的顾虑是最少的。我们将再次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更着重事物的有益性而不是有用性。我们将尊崇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分秒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这些心情愉快的人能够从事物中获得直接的乐趣，既不劳碌如牛马，也不虚度岁月，逍遥如神仙中人。”

凯恩斯写作这篇文章，描绘一个光明的未来前景，似乎是为了帮公众树立对未来的信心。不过，公众的悲观是针对当下和眼前的，而凯恩斯的乐观则是未来的长远的。大危机开始之后的悲观主义者在此时还是乐观主义者，大危机开始之后短期主义者现在还是长期主义者。

凯恩斯写作此文之前80年，即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对未来社会有一个“悲观”的预期。穆勒认为，受制于资源的有限性，经济增长在未来某一时期将会停滞。不过，经济停滞不见得就是悲剧，不见得人类的幸福就会减少。如果资源不是用于经济增长，而是用于构建一个公平、健康、和谐的社会，如果人们将更多的个人资源用于自身的发展，人类的幸福将会增长。可见，穆勒的“悲观”与凯恩斯的“乐观”，就对人类生活方式未来可能的选择而言，有其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