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师：张京宏

时间：2021年5月4日 星期二

整理：陈雪娥（根据现场录音摘要整理）

大家好：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座的大都是四五十岁的青壮年，都是各个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人物，先预祝大家节日快乐。七十九年前的前天，就是1942年5月2日，开国领袖在陕北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影响深远。

今天凌晨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富豪比尔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宣布离婚，理由是“两人共同相信以夫妻身份无法共同成长”，为什么呢？拜登总统加税政策即将施行，主要针对企业和富豪阶层，资本利得税率提高到39.6%，加上附加税，总的最低税负率为43.4%，在加州为56.7%，在纽约为52.22%。疫情之下，地主家也没余粮，情急之下，就转变身份，至于盖茨离婚的这个事情，和超级大城市比如上海的一些夫妻为了拆迁多分房或为了在上海多买房等做的“假离婚”，是否一样，这个见仁见智。上海前些年的“假离婚”，离婚证是真的，夫妻双方离婚只是手段，作为拆迁多分房子或政策条件下多买房子的工具，如此而已。如果用倒查20年的制度，做个流程，用计算机SQL语言查询，把那些离婚后又复婚的人，整理成一个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中，把离婚期间两人各自的房产变化情况和该期间的拆迁分房数据加入，进行对比，现在都是计算机数据库，几秒钟的事情，清清白白。但又能如何呢？能让这些利用政策漏洞吃到嘴的肉吐出来吗？很难。起码要证明是“假离婚”很难，内心是怎样想的是一回事，组织调查时候回答组织的问话又是一回事情，基本说辞就是，离婚复婚和拆迁分房以及买房毫无关系，就是巧合，恰好那时候感情确已破裂，就离婚，后来又感情和好，就复婚。现在，盖茨离婚了，变成了一个66岁的下岗职工了，没有新增收入，没有企业头衔，还是单身老人，没有申请低保和廉租房就很好了，你拜登总统的富人税，怎么征呢？存量资产吗？不可能。税法不具备溯及力。存量资产已经通过各种慈善基金等规避好了。新增财富看这架势，应当不会有。但美国是个有情调的国家，这个离婚被一些传媒装修公司进行一番包装捯饬之后，变成夫妻无法共同成长了，夫妻两个加起来120多岁了，还怎么个成长法？往什么方向成长？不仅如此，个别传媒还装修装饰了一些花边新闻，说66岁的下岗老头盖茨和中国籍的女翻译王喆好上了（Zhe Wang），结果这个中国女翻译不干了，直接发声，明确表示“此地无瓜，早点休息”，以及“无瓜，勿cue”等。

这几天还有个文艺圈的消息，严格说是相声圈的，就是三天前，2021年五一节当天，北京的郭德纲德云社在天津组织了一个类似开业大会的会议，除了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一个人到场，天津同行几乎没有人到场捧场，相声新势力等团体也是人没到场但送了花篮。有人说，主要是中国曲艺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某些文艺团体行为不正，批评某些文艺团体“三年学徒、两年效力”的封建落后行为等。更有人说了，郭德纲是不是涉嫌逃税，看看刚刚张恒举报郑爽1.12亿的涉嫌逃税的事，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调查了，德云社是不是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呢？当然，对郭德纲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止过。2006年胡总书记就曾经明确指出文艺要反对低俗、庸俗、媚俗。2011年到2012年左右关于郭德纲的相声是否低俗还发生了相声界内的争议和斗争。

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态度、观点、方法来具体分析。先分析德云社。发生争议的问题，主要焦点是郭德纲的作品“低俗”，比如早些年郭德纲的相声作品中“警察像流氓、流氓像警察”、“官员像小偷、小偷像官员”等的创作，就引发了巨大争议。说不好，为什么群众喜欢看？没有群众喜欢和买票，德云社吃什么呢？说好，作品的政治方向是否积极健康呢？要是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观点看，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两个，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判断的是作者进行创造性劳动进行作品创作时候的立场和态度，是站在什么立场创作；艺术标准则是看作品的能力才华。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告诉我们，从客观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分析任何工作的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先说政治立场。郭德纲十五六岁就到处跑场子，学相声，谋生，摆在他面前的，首要的是吃饭问题，是吃饱肚子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即人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能科学文艺等等。这个规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公认认可的。为了谋生，郭德纲和德云社每天必须思考的，就是怎么让小剧场来听相声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买票的人就多，有了门票的收入，就有了吃的喝的，就这么简单的逻辑，生存逻辑。从这一点说，郭德纲和德云社和普通劳动群众没有区别，为了生存，这是大道，没偷没抢。再说文艺立场。文艺立场涉及对文艺演员的收入来源的分析。如果是拿工资的文工团的演员，不用为谋生和饿肚子发愁，演出现场无论多少人看都不影响财政供应的工资发放，这种情况下，文艺立场要正面，要高大上，要倡导社会正能量。因为不用考虑门票的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204万字的《资本论》，也是这么分析问题的，分析C+V+M也很细致，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高等教育课堂上，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都开始量化用微积分研究马克思的分析，以数学方法分析马克思计算的麻布或小麦的剩余价值率是否准确。所以，经济基础不同，收入来源不同，在评价文艺作品的艺术标准方面，应当有相应的张弛尺度，包括东北的二人转作品，也是这样的道理。

你们说东北的二人转庸俗吗？为什么还有市场呢？只要东北二人转的演员以门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这个艺术形式就必须要迎合群众。和相声一样，谁买票，就服务谁；买票的人想听什么想看什么，作品就创作什么。不迎合群众需求，就没人买票，就得饿死。在饿死和活着这个价值判断取舍上，就要选择活着。这个观点对吗？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要区别分析。如果群众的需求在公序良俗范围内，讲讲段子笑话，这当然是许可的，也是支持的。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是所有创作的根本来源。只要在这个层面去创造，国家从来都是支持的，有人说德云社的岳云鹏正是有了德云社的平台，才成名的，不然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什么文化的河南农村的农民工，这个观点描述的是事实，但不完全。大家想想，今年刚刚过去的春晚上独唱《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王琪，不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家出身的孩子吗？王琪在北京有什么后台？在央视有什么姥爷？是人民群众和大数据技术把王琪送上了央视春晚独唱的舞台，是新的媒体比如抖音、快手、微视等的播放传播的调研结果，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很喜欢听王琪的歌，同样的包括彝族的歌手海来阿木，创作的歌《不过人间》也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些人都是普通的家庭。还有西域刀郎培养的歌手云朵，不过也是饭店服务员出身；女中音歌手降央卓玛，也是依靠自己努力发扬天赋从一个普通的酒店服务员成长为群众喜欢的歌手的。农民工出身的歌手组合旭日阳刚的演唱也深得普通群众的喜爱，这些人有什么特殊背景？难道说，党和国家在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进行了专政了吗？共产党从来只对敌人和敌对势力专政，用枪杆子解决，对人民群众采用的从来都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批评教育提高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定好的原则基调。她们歌唱人民群众的劳动、爱情、歌唱美好祖国的大好河山，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对这种成长进行过打击。相反，还提供平台，进行传播支持。同样，为什么对德云社的作品特别郭德纲的作品，一直有争议，就是因为作品的创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我不相信郭德纲这样为了谋生吃饭的人，会有多么强大的钢铁般坚强的理论系统来支撑他的创作，我宁可相信支撑他创作的，是生存压力。郭德纲相声中有著名的一段话，叫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话是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所以，对德云社和郭德纲的争论，还是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上展开。至于查税，是一回事，按国家的税务法律制度和收税法规规章去执行，这没有什么争议。对作品的要求，包括文艺批评，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客观事物的方法。

文艺工作者的一个特殊群体就是文工团。总政文工团，铁路文工团等都是其中代表。文工团本来只是广大人民文艺工作的非常小的一个群体，但在党中央反腐败的斗争中又呈现出了不同的色彩。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在高压反腐斗争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一些文工团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处理。军队反腐过程中，郭伯雄、徐才厚、谷俊山等腐败涉及和女性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犯罪活动中，都涉及文工团，主要是女性演员。已经被查处的军队后勤腐败分子谷俊山曾多次公开说道，国内一线明星和文工团的都玩腻了，有钱就能摆平。这些话不应当从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少将级别以及更高级别的将领口中说出来。

时代变化了，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变化了，人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变化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牵牛要牵牛鼻子，要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文艺面临的问题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了。延安时期，面临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军民抗日战争，要取得民族解放的问题。那样的情况下，文艺的方向要有助于打到民族的敌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从富起来逐步迈向强起来的的过程中，文艺应当服务什么人的问题。这里也可以肯定地回答，当代条件下，文艺仍应当服务工农兵，这个政治方向不变。那么，怎么服务工农兵呢？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现在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所有制结构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群众喜爱的歌手，王琪也好，云朵也好，降央卓玛也好，甚至包括农民歌手朱之文，外号叫“大衣哥”的，他们没有财政供养保障，有商业演出就有收入，没有商业演出就没收入，这些群体的创作、商业活动，收入，以及税收，应当怎样管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这些管理体制建立了，今后将不会出现政府一查税、明星就发抖的情况了，因为过去国家底子薄，重点财税体系征收的是增值税，对所得税体系国家也知道老百姓穷，就没有像增值税那样重点管理。现在随着国家经济水平提高，国家在所得税这个直接税的领域逐步强化管理，总体看是个好事情。

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冲击了计划经济配套的意识形态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在新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断吐故纳新，探索符合特定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管理方法，促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

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七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展望未来中国文艺的发展。由于所有制的多样性，必然会体现出文艺的多样性。在不同所有制结构背景下，对不同的文艺作品的包容度，从政治方向和艺术方向、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方面，应当更为细化。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到了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1927年作者26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毁灭》，小说描写了1919年夏秋之交西伯利亚地区苏联共产党员莱奋生领导一百多人的一个分支游击队小队坚持斗争的故事，经过战斗，游击队从一百五十人减员到一百二十人，再减员到十九人，但仍坚持战斗的故事。这样的作品，虽然描写的只是一个偏远的小小游击队，但作品在全世界却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作品反映了一个时代和苏维埃战争的进步性。但到后面苏联共产党加大意识形态管控的时候，创作就受到了限制。法捷耶夫1939年担任苏维埃作协总书记，1942年创作《青年近卫军》，1943年获得斯大林金奖。作为得奖的小说作品，斯大林并没有看内容，就给颁发了金奖，因为是作协总书记，成名作家，老党员。但斯大林喜欢看电影，一年后电影《青年近卫军》播出，斯大林看了电影后大怒，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只描写了青年们的战斗精神，没有突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此后《真理报》猛烈抨击，法捷耶夫只得修改，修改了三年。好不容易修改好了，没几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上台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此时党中央又要求法捷耶夫修改作品，把歌颂斯大林的章节删除。赫鲁晓夫上台后，法捷耶夫愤怒赫鲁晓夫的不靠谱，压抑狂躁，并在1956年自杀，终年55岁。就法捷耶夫一生的作品看，还是年轻时候的《毁灭》成就最大，那时候创作没有被钳制，作品描写了战争中人的精神成长过程和性格形成过程，是苏维埃文学作品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

最近有个电视剧，叫《小舍得》，不知道看的人多不多，反映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去看，《小舍得》反映的是什么阶层的生活呢？工人，农民，士兵，还是中国特殊时期的中产阶层或小资产阶层？开国领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作品对敌人要暴露和揭露，对人民要教育和提高。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只要不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只要反映劳动人民和各阶层群众踏实奋斗的事迹，那么这些作品创作，就是被时代和宣传管理所容许的，只要描写深刻，再创造和创作出类似法捷耶夫《毁灭》《青年近卫军》那样的作品，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