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是多数人对共同关心的事物消除认识差异、形成共识的一致意见。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对于舆论的注释、消解、摧毁力量有非常警醒、精辟的论述，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党历来重视舆论的纠偏与凝聚人心的力量。“五四运动”后，各种振兴中华的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党的领导者们以犀利之笔饱含激情地论证适合中国土壤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个举起十月革命大旗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引起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极端仇视和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反对，改良主义代表人物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讥讽“宣读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认为高谈主义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面对舆论的汹涌反扑，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反驳和纠偏，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论证了对于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血雨腥风，毛泽东宣布不再做陈独秀的学生，对陈独秀不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放弃军事领导权等错误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响亮口号。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党有了自己的枪杆子，但一些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之声。此时，毛泽东以伟大的革命理论家的远见和卓识，及时拿起笔杆子，撰写了鼓舞人心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革命乐观主义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道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对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对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错误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并不断挑起摩擦，毛泽东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并确定了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党在延安13年，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话语主题，树立了正确的舆论与理论导向，成功地构建起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党通过纠偏和塑形传播赢得话语权的历史告诉我们，话语权决定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主动权，国家的话语能力是重要的、核心的利益边界。失去了话语权，也就放弃了意识形态特别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也就失去了向世界阐释、塑造自己的能力，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削弱了国家软实力，自然也就侵蚀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边界。对前苏联的轰然跨台，国内外学者有很多分析、反思，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苏联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国内受到西方资助的媒体完全按照西方的舆论与理论导向走，使西方本来强势的话语传播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前苏联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西方主导的文化传播深深影响人们的行为，加上其它方面的合力，最终导致前苏联的解体。你不塑造自己就只能被动地被别人塑造，被动地被别人涂上他喜欢的颜色，这就是不重视纠偏和塑型的可怕后果。
党的百年历史，非常注重将打造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作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关键环节。在发动群众、赢得民心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使用大众的语言、讲好自己的故事，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党成立一年后，通过“打到列强，除军阀”这类通俗易懂的宣传将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迅速传播到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党的领袖们对于自说自话的失语状态非常警惕，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对一些官员的失语状态就有生动的描述：“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他在《之江新语》《善于同群众说话》一文中警示处于失语状态的领导干部：“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的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片言只语、叙事语态、话语方式体现官风政风和个人气象。所以党历来重视从文风整顿作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发表讲演《反对党八股》，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明确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习近平2010年5月12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深刻指出，“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一脉相承地强调“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以身作则带出好文风。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规定”，给改文风转作风定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当然，在纠偏和塑形传播过程中，我们也不能臆想世界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接受自己。为了避免自说自话，必须通过强调是什么、不是什么的传播策略，通过一系列喜闻乐见的事例和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形象，来突出国家在价值观方面的竞争优势和社会管理的亮点、强点，使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既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又符合世界大众话语体系的审美要求。首先要善于使用大众的语言、会讲自己的故事，培养自己的话语精英、文化精英，掌握自己的话语策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生动活泼、将国家的社会形象与公共事务紧密结合、执政理念和实践与大众需求与期盼浑然一体的表达“语法”。对于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和奥运形象及奥运精神的传播便是极好的例子。当世界看到温家宝总理在废墟上那饱含老人热泪的喊话，谁不为之动容？
当今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抹黑中国已到了造谣生事、不顾国家信用的地步。这就需要我们在纠偏和塑形传播过程中，除了强调自己是什么，还要强调自己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这一形象传播策略的实质就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但我向你展示的并不如你所言所想，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行动细节、情感流露等等符号化、可感知的形象、借助媒介消除别人的认识成见，以否定达到肯定的效果。比如前总理朱镕基在出访国外、面对记者展现他的铁面无私的另一面，借机否认外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成见，多角度、多方面展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风采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据多次采访朱镕基的美国著名记者吉米的采访手记记载：1999年朱总理访美前夕，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为首的北约炸损的重大事件，加上纷纷扰扰的间谍战、贸易战、人权问题和中国威胁论等叫嚣的干扰，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在这次访美前夕的记者招待会上，吉米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美国人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你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此时，朱总理以开玩笑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化解，他说，美国《商业周刊》曾在封面上刊登了他一张像个死人的照片，所以在这种气氛中，访美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但“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给你们消消气”。面对美国式的尖锐提问，朱总理展现了自己与众不同之处，而且做到了言行一致。据载，他看到一群盛装的华人小朋友唱歌跳舞迎接他时，眼眶红了，这是他铁面形象之外极易引起大众特别是国外民众共鸣的另一面，无情未必真豪杰，中国政治家的人性展现无遗。
舆论安全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对于舆论的分析要有大局意识和前瞻性，要增强自身的话语权，要关注舆论传播过程中个体心理如何被意见场所影响并反过来影响其他个体，要善于引导舆论，防止反社会倾向、非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个别行为和社会非主流现象自我证明，让非主流意见、价值观变成主流意识形态，消解自身的存在合理性。要关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及时解答公众的疑问，以实际行动快速回应大众的关切，借势推出自己的典型来制造话题，吸引公众的注意，靠典型事件树立自己的典型形象，引导舆论方向。要打造自己的话语平台，建立自己的话语队伍，搜集舆论，分析舆情，找准焦点，泻导兼顾，引导舆论，掌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释放、化解不良舆论的消解、摧毁力量，维护舆论安全，防范和化解由个体和社会系统自身内在矛盾而引发的偏常行为，防范个体不良情绪的非理性宣泄演变成非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群体事件，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失语就要挨骂”，由于中国传媒在西方欠强式的传播和西方传媒有意或无意的片面、阴暗报道，世界难以了解一个全面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党带领人民基本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但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依然存在，“挨骂”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要求坚持不懈地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懈地进行纠偏和塑形传播，赢得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传播话语权，我们任重而道远。（作者系四川省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