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引擎： “中国之治”为什么要“以党为核心”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五元治理模型”建构
王毅（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
北京拓维智库研究院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
2021年7月1日
【编者按：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其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帮助国内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五元治理模型”涉及到新概念、新范畴及新表达，自创立智库的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进行“中国范式”的理论构建工作，其中关于中国治理“顶层封闭-底层开放”的思考构思于十年前左右，部分成文于2018年《新三十年公共治理选择》的书稿之中；去年的新冠疫情期间中西方的不同应对又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思考。建党百年已至，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回应习总书记“5·31”讲话的同时，也以此来献给党的百年诞辰；致敬我们伟大的勇于自我变革、与时俱进的奉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执政党，致敬执政党带领我们走过的风雨兼程、愈加辉煌的征程；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致敬幸运的我们。
这是一个思想拓荒工程，粗糙之处还请见谅。但我们是理性而真诚的，我们在以思想者的方式来祈愿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祈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祈愿更多元的人类新文明的早日来临。】
一．中国时代：从“案例价值”到“范式提炼”
2020年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使中国再次从“案例层面”上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尊重，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点赞中国抗疫“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糟糕表现使 “西方模式”神话在全球范围内破产，可以说是2020年可以说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之年”。而中国则为全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和选择。如果说2020年，我们是在“案例层面”上又一次取得成功的话，那么2021年，基于“中国案例”的“中国范式”必须要浮出水面。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我们有必要系统梳理我们的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称为继1964年 “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且首次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拓维智库认为：“反腐，只是一个起点；而终点，则应该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而“治理的关键是多元开放”。“反腐”只是治标，而目标和终点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治理体系的要义是“多中心”、“开放”与“制衡”，国家治理能力的要义之一则在于“信息化”与“精细化”。本文尝试构架一个面向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模型。将十九大所讲的“以党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有机结合，并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种力量纳入其间，形成一种纵向和横向的多元共治，这样整个社会形成“生克制化”的闭合自组织循环，更平衡也更和谐，不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
二．他山之石：西方治理的三大要素
治理的基本特征则是多中心。西方人之所以主张以治理来代替统治，是现代工业民主国家经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失败的结果。
从西方治理话语的形成历程以及西方国家演进发展的历程来看，西方国家治理关键在于三个方面：政府、市场和社会。
图表 1 西方善治：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
1. 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代表着国家，代表着正式的公共权力。然而，政府一经形成，又具有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治理的问题已经初步显现。
2. 市场。人们通常认为，市场就是一个商品和劳务交换买卖的场所。然而，从更宏大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看，市场并不仅是一种场所，它更是一种机制和制度。市场也有其弊端，典型的就是市场失灵。理论上市场是一种好的资源配置机制，但现实则是有缺憾的。市场失灵源于多个方面原因，比如信息不对称等微观市场机制因素，以及垄断等宏观市场结构的形成等因素。
3. 社会。在西方，社会通常是指“Civil Society”，指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它是一个相对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域，强调的是社会自治。
三．系统基模：中国的“五元治理模型”
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同样离不开上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要素，但基于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仅从这三个体系方面是不能深刻和准确地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政党和人民这两个要素必须纳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之中。
拓维智库用“五元治理模型”来概括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十四条方略中，第一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第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全文中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第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第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关于政府、市场及社会的关系，也已是学术界共识。拓维智库的“五元治理”体系是这些要素的结构化与有机融合，最终指向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想社会。（如下图所示）
图表 2 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五元治理模型”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五元治理模型”宏观上可以理解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建设，打造和谐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以党为核心”是因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人民为中心”是因为人民是“治国理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我们通过“有为政府”来“规范权力；通过有效市场来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通过有机社会来“保护权利”。
（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在西方国家，政党往往并不成为国家治理中一个单独的治理要素。它总是通过轮渡执政而掌握国家政权。同时，这种执掌国家政权受到国家制度设计的限制。比如，在美国，当前共和党人川普掌握了行政权力，但国会和参议院仍然需要通过选举议员来实现由某党掌握。当共和党不能掌控这两院时，共和党的政策也就受到某种制肘。在英国，尽管首相由议会中多数政党领袖出任，但政党政策却受到议会中反对党的掣肘。类似这样的情形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实行的是独特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是这一体制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内部保持高度统一性和集权性，基层党组织遍布全国，十分注重自身的先进性建设，不断地以各种形式的举措提高党组织和党员的能力素质，使得它能够在广泛收集民意基础上快速决策，动员资源，从而灵活和迅速地对社会诉求作出反应。从代表性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利益是它最高追求，是真正意义上的广大群众利益的代表，也使得国家内部不存在一个组织化的反对力量，避免了西方式的党争现象，在政治社会稳定上为国家治理创造了根本性的有利条件。
当然，权力的集中也有内在的风险，如果管党治党不力，也会损害国家治理。然而，就中国政治体制设计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在现实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体现在方方面面：经济治理、国防建设、军队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也决定了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之高低。从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路风雨走来，克服了不少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对党自身的治理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对外它统领协调国家发展全局的能力、系统规划国家战略的能力、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力、宣传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整合多元社会利益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也都在提升。
人民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另一个要素。在西方国家，人民只是政府的遮羞布，虽然也存在着各种民间社会，但这些民间社会只是在局部意义上代表着这一组织范围内的民众，不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和主张。而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主人。考虑到治理强调多重主体性，那么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是重要的一极，而且是作为中心角色存在的。我们的政府和政党虽然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这绝不意味着党本身代替了人民。人民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根本立场。人民也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主体。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随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而变动和提升，人民本身是能动的，他们可以也应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去。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与人民这一国家治理体系的中心主体，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一种血肉联系，她要始终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把民众的诉求作为执政方针的基点。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善于依靠人民，了解民众声音，回应人民期待，使这两个治理主体总是相向而行。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历程表明，总体上这两个治理主体的关系是和睦的。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局部地方，这两个治理主体存在一定冲突，这突出表现在腐败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失之于松软，一些共产党员占据权力要职却不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抛在身后，只想为自己和家人捞一把，使得民众素有积怨。这些贪腐官员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也把我们党和人民置于对立之中。此外，一些党员干部在贪腐之外，不作为或乱作为，也同样使一些民众对我们党产生了失望情绪。所幸的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自我整顿，有力地扭转了这种局面，全国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人民群众进一步恢复和强化了对我们党的信心。
（二）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
我们还要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现代国家的三根支柱，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政府、市场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也不是简单地加强政府责任，而是使三者相得益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社会自治既可能代表人民大众，也可能代表少数利益集团;政府之手既可能是掠夺之手，但也可能是建设和保护之手。发挥三者的积极作用、制约其消极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拓维智库认为，“建国之后的百年中国梦可划分为前三十年（1949-1978）、后三十年（1979-2013）以及新三十年（2014-2049）”。我们前几年在研究“建国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中发现，我们现在必须要从“一”到“二”再到“三”才能激活中国社会的整体活力。在我们看来，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是总体性危机的总体性解决，政府一股独大；第二个三十年（1979-2013）市场力量开始崛起；第三个三十年（2014-2049）我们必须要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2016年12月30日在“中国大转型：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高层研讨会上，我们曾宣读了《拓维智库暨首都高校博士团致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公开倡议书——值建国之后第三次大转型之际》，在这份倡议书中，我们曾写道：“从政府、市场到社会，从‘一'到‘二'再到‘三'，从经济领域的‘边缘革命'到社会领域的‘边缘革命'，蕴藏于共和国肌体内的潜在力量正在全面生长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完善着，中国的华厦将更加平衡而稳固，权贵资本主义将被制衡而不能横行霸道、到处游走，一个更加公平而正义的‘三和五治'的社会将会出现。”
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这根支柱的缺失有关。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的蔓延必须要呼唤社会力量的兴起。要解决信仰危机等也必须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各种备选方案。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与它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过渡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重视社会的力量。我们要用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权力的扩张，以波兰尼的能动社会来对抗资本的渗透。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性改革的时代。为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与“低度民主陷阱”，社会力量必须要兴起。国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社会管理等都是其释放的信号。未来必将迎来社会保障、社会团体发展、中产阶级培育等为内容的社会建设浪潮。以社会的力量来制衡政府以及市场，最终实现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元并立。
将人民纳入治理体系有助于超越历史周期律，增强社会力量有助于抵抗权贵资本主义。而 “以党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通天彻地、相互呼应，与天地浩然正气相接，成为中国社会进行“道德重建与社会重塑”的擎天之柱。
“五元治理模型”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结晶，既尊重我们的“集体主义”和“以道德代替宗教”的历史传统又加入了“互联网+公共管理”等的新实践，同时又有政府、社会和市场互动的善治理念。这既有历史文化层面的理论思考，又有对实践的深刻观察；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又有对西方的借鉴；所以是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融通。
中国特色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五元治理模型”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结晶与中共建党百年来不断奋斗的结果。“五元治理模型”中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甫一诞生就具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为全人类利益而服务的历史使命，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从建党那刻就确定了。“五元治理模型”中“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本”的本质特征。
“五元治理模型”也是我们党这一百年不断奋斗的成果，在风雨如晦、山河飘摇、列强环伺、发生“总体性危机”的旧中国之上建立新中国，先是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总体性解决方案”的强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培育市场力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近年来又鼓励发展社会组织（2016年08月22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而“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始终贯彻在我们党的执政过程中，并以此为原则进行了数次的历史纠偏和自我革新。“五元治理模型”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统一，历史传统、现实关切和未来方向都在这个模型中反映了出来。
四．红色引擎： “中国之治”为什么要“以党为核心”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最成功的政党”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回望奋斗路——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从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到进入新时代的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一段段震古烁今的“天地传奇”。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范式”最为本质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五元治理模型”为什么适合于中国呢？尤其是“以党为核心”，为什么在这点在西方的治理体系中不存在，而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必须要体现？其背后的学理性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拓维智库认为，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从理论层面，作为有集体主义传统及“以道德代替宗教”的社会，中国的政治结构必须是“顶层封闭而底层开放”。
在西方由宗教来充当了“文化共识”的顶层设计的角色，在此之下，可以进行“多党轮流执政”、旨在“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 “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分权，因为有宗教这样的“文化共识”的存在，再乱也乱不到哪里去；而中国历来是一个“以道德来代替宗教”的社会，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之中，执政党还要承担“类宗教”的“道德化身”的角色来统一全民共识，同时要“以人民为中心”防止执政党的“组织本位”所导致的系统偏差。
（2）从实证层面，“五元治理模型”更适合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国民性。
去年2020的疫情是一场大考，这场大考也考出了世界各国的国民性。为什么别的国家无法抄写中国的答卷，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学不到，而中国的国民性，别的国家更是抄不来。
中国平时看起来有时是一盘散沙，但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发现中国人有两个特点，第一，总有一部分人会站起来为群体而牺牲，正如基辛格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战争年代是军人，而去年2020则是医护人员，连平时被认为“非常自我”的90后都会毅然决然地奔赴前线，这就是民族传承的力量；第二，其他的人也总是为了集体目标而乐于配合。去年“共赴国难”、“不给国家添乱”变成了大家的行动指南，固然我们愿意配合隔离是怕死、珍惜生命，但是这种集体意识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不像美国人会在“自由”和“生命”中进行选择，在中国基本不存在这样的纠结。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集体主义的国民性呢？首先是因为地理环境。作为内陆国家，我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集体灌溉等原因，使我们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第二是历史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了郡县制。什么是郡县制？郡县制就是“中央集权、官员委派”。这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传统。第三是杰出人物的影响。比如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提倡“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使我们尊重权威，讲求“位”、“分”、“序”，注重社会秩序。
按照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中国文化具有以下特征：1）权力距离比较高；2）比较倾向于集体主义；3）比较倾向于男性化；4）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很低；5)具有最强的长期导向。这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是基本吻合的。
在不同的国家，政党与人民之间基于历史原因等形成了不同的隐性契约。中国人尊重权威、服从集体，同时也期待着“家长式”的高度负责任的政府。这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2019年12月澳大利亚山火烧了四个月总理可以脱离救灾一线带家人去度假，而现在依然继续担任总理职务；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危难之际去度假的行为也是不可能被谅解的。
中国共产党事实证明也满足了中国民众期待，是一个合格的“当家人”。回想这百年，中国共产党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将一个战火频仍、列强环伺的被“三座大山”所欺压的国家立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部曲，正在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从“一穷二白”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中国取得的系列成就中有“火车头”共产党很大的功劳。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史上最强创业团队”。中国民众期待拥护且我们又有这样伟大的政党，故“以党为核心”是适合中国的。
因为我们顶层是封闭的，所以底层我们要比别人更开放，这样系统才能更稳定。所以“全过程民主”比“间歇式民主”、“协商式民主”比“选举民主”更适合我们。要时时刻刻体察民意，及时进行舆情监测，防止“温水煮青蛙”而在不知不觉中脱离群众。我们要以“政府业务流程再造”来防止执政党的“组织本位”和“组织沉溺”。这是很彻底的办法。“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因为重视并解决了客户的需求而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壮大。然而随着组织的持久成功，组织的日益庞大与内部事务的逐步增多，“组织本位”与“组织沉溺”往往会产生并日益严重，往往有权力的没信息，有信息的没权力，导致组织离自己的客户越来越远。这种状态一旦发生，组织就岌岌可危。此时，对一个政治组织来说，“历史周期律”就发生了。
在著名 “窑洞对”中，毛泽东曾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毛主席还说过：“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要彻底解决贪腐问题，必须要把人民纳入到治理体系之中，让其实际且常态地发挥作用。
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首先要看到“人民”是谁，“群众”在哪里。而一直以来，“人民”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集合性概念;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与不精确性，“人民”往往会“被人民”，稀里糊涂中被代表、被操控甚至被愚弄。若不能以人民的具体需求为工作出发点，用意良好的政策可能因为不能满足需求而收不到应有的成效。而因为服务群体的庞大，公共管理的精确性是过去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脱离民意、贪腐等顽疾也就应运而生。
为此，西方式民主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体现民意，但选举民主毕竟大多四五年才一次，而且做的也是闭合式的选择题。但是现在信息化手段的发达、互联网的普及则能够让我们动态收集海量信息并与服务对象进行有效互动。
我们在实践中可喜地看到“互联网+”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治理探索已经巍然成势。以精准扶贫为例，“互联网+大数据+精准扶贫”成为比较通行的做法。中国之所以能书写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这与这种与时俱进的新手段的运用密切相关。但我们要更激发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使其成为真正的治理主体，这样我们的治理才能更加完善。
五．实践样本： “红色引擎”引领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在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个方面都需要树立一些“顶天立地”符合 “五元治理模型”的党建标杆。
20多年来，作为中国最早的中国范式原创研究顶层智库，拓维智库以中国范式和中道思想理论体系为基础理论，以“五元治理模型”为应用理论模型，以其在省（市）政府领域、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打造的国家经典案例对象为政策试点和社会实验，率先在国内开创了以中国范式、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内容的系统性研究和试点示范与社会实验，其相关成果大都为中央高层所有效釆纳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拓维智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首都高校博士团为主体研究力量、以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为调研平台、以中国范式原创研究为目标使命、以深改期中国各级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市场改革为案例对象的拓维（中道）学派。
在政府领域，作为中国范式和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原创研究者，20多年来，拓维智库王毅院长带领其智库团队原创研究了一套“以省（市）党委领导为核心、以省（市）民生工程为中心、以省（市）政府顶层设计为政府主体、以智库长期跟踪参与并作为社会主体进行省（市）域政策试点或者社会实验、调动各方市场力量进行产业落地的一套“五元治理模型”，并分别打造了省级层面的作为省域、跨省域和海内海外华人华侨为主体力量参与的“海峡战略三部曲”案例；市域层面的作为五位一体量化指标体系的“三爱五福和谐幸福文化工程”案例；代表百年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的微缩样本和县域标杆的“红旗渠3530战略工程”案例。以上案例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战略或者其相关研究成果被中央高层有效釆纳。
在社会领域，拓维智库打造了省群团组织的“量服群团治理体系案例”和中国特色现代智库建设案例。2014年以来，拓维智库在打造“数字政务”的标杆，如何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让每个鲜活的人民表达诉求、都参与到执政过程中，以增加我们的系统稳定性。选择并跟踪研究了四川量服治理体系，2015年12月25日在人民网发表了《一场现代治理的深刻变革：论四川省残联"量体裁衣"式残疾人个性化服务模式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署名文章，该文得到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省长尹力、省委副书记刘国中等领导的批示和高度关注，并作为精准扶贫的对标模板在全省推广。
在今年元月，在建党百年之际，受中央相关部门的委托，作为国内研究非公党建最早的原创型智库，拓维智库调研走访了一些包括上述凤竹集团在内的全国非公党建的标杆企业，分别对代表晋江模式的凤竹集团和代表苏南模式的红豆集团进行了深度调研。
这里我们首先谈代表晋江模式的凤竹集团。1998年以来，拓维智库王毅院长组织首都高校博士团先后与泉州市政府、福建省政府、福建团省委、省经贸委、省委政研室、省委统战部等机构和闽籍全国两会代表合作调研，成功推出了代表闽南民企文化范式的晋江经验等。1998年2月，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与时任泉州市市长何立峰同志对话，并在其推荐下专门对晋江模式进行了深度调研，并在1998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中再次对他进行了专访，于1998年3月8日在国务院机关媒体发表了《找准政府的巿场位置——访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泉州市委书记何立峰》；1998年10月，就海峡战略与省域经济定位等相关问题与时任福建省长贺国强同志对话，于1998年11月17日在国务院机关媒体发表了《这里，演绎着春天的故事——福建省省长贺国强访谈录》；2000年3月，就民企文化与非公党建等问题，作为福建省政府顾问的王毅院长在闽南作区域经济调研时，再次专门走访了恒安集团、凤竹集团等闽南晋江巿的代表性企业，创作了关于凤竹案例的专题调研文章《闽南民企业文化范式的现代转换——凤竹文化个案研究》于全国两会期间刊发在国务院机关媒体《中国改革报》3月14日的两会特刊，得到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同志和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同志等全国两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两人分别于2000年6月7日和2000年6月27日至位于福建晋江的凤竹集团考察调研并在凤竹公司召开关于民营企业发展和非公党建等相关方面的专题座谈会。尤其是习近平同志其后多次专程到福建晋江市调研，并于2002年10月4日在福建日报刊发万字长文《研究借鉴晋江经验加快构建三条战略通道——关于晋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并在其万字长文中唯一用专门段落提到并阐述了晋江经验的典型代表 ——凤竹公司。
可以说，福建凤竹集团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福建省长时亲自抓的非公党建典型，在党建的引领之下，凤竹集团三十多年坚守实业，成为“晋江经验”的典型代表。1996年到2002年期间，习近平七下晋江，下企业、进社区、访农村、走基层；2000年6月，习近平到凤竹公司考察；2002年8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于在《人民日报》和《福建日报》上发表文章，总结了“晋江经验”中的“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其中，在第三个始终坚持中，明确表述：“如凤竹公司在纺织行业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形势下，不怕‘夕阳斜下'，每年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使企业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针织漂染厂家和重要的针织品出口生产基地。晋江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爱拼才会赢”的顽强拼搏精神，硬是把纺织服装、陶瓷建材、制鞋、食品等传统产业发展成为晋江的支柱产业，集“中国鞋都”、“全国食品工业强市”、全国陶瓷建材和玩具生产基地等称号于一身，并有多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此后，凤竹公司先后被中组部和福建省委评为全国非公经济党建的一面旗帜和闽南民营企业文化的标杆，并于2004年上市，成为泉州市第一家在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
从而，凤竹集团也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例由政府、智库和企业共同推动的全国非公党建案例。从公开数据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曾经受到习总书记如此“点赞”的企业怎么样了？据悉，凤竹纺织获评“2021年度中国纺织印染企业30强”“2021年第一批福建省工业龙头培育企业”。凤竹文化是“为社会发展多做贡献”。从时间轴上，凤竹鲜活地展示了“以党为核心”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对于一个企业坚持企业伦理的重要促进作用。这些会让企业“不忘本”，而“不忘本”的企业就能够对抗诱惑，对抗时间的洗礼，才能有大国工匠式对实业的醉心与坚守。凤竹集团董事长陈澄清说：“虽然纺织行业不是赚大钱赚快钱的行业，但是要把它做好很难，需要高投入、高技术，也是高难度企业，能把它做好我认为也是一个人的成就，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30多年的代价，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好。人所追求的不一定都是财富，假设我们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本身就是非常大的成就，我觉得把一件事情、一个产品、一家企业做好，那就是不忘本的基本表现之一，只要你不忘本就能成功。”
代表苏南模式的红豆集团也很有特色。调研中我们发现江苏红豆集团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将“党的建设”与“社会责任”嵌入企业制度，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建设+社会责任”的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就是“五元治理模型”在企业领域的一个生动阐释。红豆党建不仅是理论上印证了“五元治理模型”，且在实践层面上也非常有说服力。红豆集团产业涵盖衣食住行等民生产业，综合实力位列民企百强，已是非常耀眼的成就。三代红色传承的红豆集团，将党企融合诠释得淋漓尽致，从“以党性担保贷款草创”到“党企深度融合”再到首创“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从“在无锡率先成立党委”到“完善组织机构”再到“在柬埔寨建立中国民企第一个境外党支部”，实现组织建设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跨越，集团党委先后斩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非公企业“双强百佳”党组织光荣称号，将党的核心领导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制度，走在国家前列的红豆党建，得到了的高度认可。
随着对党的政策、方针、精神的学习，红豆集团结合实际，不断创新党建方式，形成了成熟的“一核心三优势”党建经验与“一融合双培养三引领”党建工作法，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重视企业党建内容与成效，不断探索新的党建促发展、促人才、促和谐举措，率先将质量管理体系引入企业党建，成为全国第一家通过党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民营企业，创造性地推出了全国第一部民企党建标准《红豆集团党建工作标准》，2012年10月，中组部向全国发文推广介绍了红豆党建经验。拓维智库认为，红豆经验可以作为“中国范式企业版”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让更多的企业像红豆集团一样能够“顶天立地”，通过党建来及时响应中央号令，通过社会责任而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改变中国企业“缺魂少魄”、“精神软骨”的现状，促进中国企业家群体以及中国企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这是“铸魂工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以党为核心”与“以人民为中心”可以造就组织之魂。
从案例层面上可以看到，通过“红色引擎”、通过“铸魂工程”确实推动了实践的进步。“五元治理”模型在实践上是完全经历了检验的。
六．多元世界：每个国家都应寻求适合自己的治理方式
2020年以一种狂飙巨澜的方式冲击“人类共同体”的“心智程序”，这种“共同经验”悄然间在改变很多东西，将会给世界带来一系列的深远影响。“人类新文明的思维范式”将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产生并被大家所广泛接受。什么将是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世界将走向何方？
2021年，多元世界将正式开启。有专家认为，“新冠疫情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终结，也标志着霸权时代和霸权秩序的终结。……后霸权时代所呈现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多层、多维的复合世界。”
这种多极、多层、多维的复合世界是符合历史进程的。因为人类的危机首先是思维的危机。现在，人类的迷局与困境表现为：生态危机（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文明冲突（竞争与不稳的源泉）、社会危机（不平等与孤独感）、人生危机（精神空虚与信仰解体）。人类的问题在于各种“个体中心主义”的作祟，如和集体相对应的个人中心主义，在人类相对应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自然相对应的人类中心主义，这造成了人类的三大危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而这些危机将人类推到了行将灭绝的边缘。无论是“个人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都是执其一端的思维范式必然会导致的结果。而危机的根源与必然表现为：个体与整体（人的觉醒与上帝之死）、科学与宗教（科学革命的祛魅运动）、西方与东方（西方精神的孔雀开屏）、物质与精神（物质至上与精神流放）、技术与道德（社会变革的相对滞后）。
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与二元对立是总根源所系。
同样对于治理体系也是如此，“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我们不要妄想以一种方式来统一全球，不能有所谓的“终结思维”。我们也并没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就一定比西方治理高明，而是这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我们的政党制度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用百年历史走出来的，有我们的合法性。而我们的人民性和党性是高度统一的，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对标”，才能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泥淖。我们为什么能够行稳致远，是因为我们正确处理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关系。
西方三元治理为什么能够长期稳定，是因为其背后有宗教的力量。宗教在西方某种程度上同时扮演着顶层共识和底层保障的双重功能。宗教的“顶层共识”存在可以弥合“政党因长期争斗而势不两立、社会因支持不同政党而分裂对立”的西方政党制度所无法克服的弊端。同时宗教还提供了一个保护垫的作用，因为对神的信仰使西方的慈善机构等比较发达，所以即使西方的选举民主变为被操纵的游戏，即使选民的民意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即使表面上“程序正义”的所谓民主沦为金钱政治，宗教也能利用慈善等来帮助保障民众底线的生活。中国是一个“以道德代替宗教”的讲求“现世”的国度，我们的治理体系所要表达的内容要比西方更多也更全面。我们把“类宗教”的“道德”的元素等，都体现在了我们的治理体系之中，所以西方“三元治理”就可以运行，而我们必须要进行“五元治理”。
我们不能只是片面地羡慕别人的政治制度，而不研究其得以顺利运行的整体文化背景，而去一味照搬照抄；也不能“以己之长形人之短”，而是要客观理性地进行分析和比较。应该说双方各有其优劣，去年，拓维智库所发起的“后疫情时代”系列访谈中曾谈到了中西治理的比较，“中华文明在应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体制优势。然而，某些西方国家依然对此视而不见，借此疫情，打压中国。而国内的某些'公知'也大力诋毁中国体制，否定中国。的确，我们的治理体系存在一些短板。
我们的体制具备动员能力强而预警能力欠佳、办'大事'能力强而办'小事'能力欠佳、执行能力强而原创能力欠佳等特点。我们的制度虽没那么好，但也没那么糟，至少不比已运行几百年之久的西方制度差。因此，后疫情时代我们要'查缺补漏'，推进我们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们既不能有“体制不自信”与“体制自卑”，也不能有“体制幻觉”与“体制傲慢”，要明白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以此来时时保持警惕。西方政治制度使其容易陷入短视与扯皮之中，这是其不可克服的弊端；而我们则要警惕的是承平日久后执政党的“组织本位”，这点当然我们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贯彻跳出历史周期律而实现长治久安。
2021年，“中国范式”浮出水面，“中国时代”将正式来临。“多元世界”与“中国时代”是人类新文明的要求与呼唤。 东方和西方是人类新文明的阴阳结构。人类文明还必须要有东方系统思维的补益，不然将永远无解。“事实上，这应是一个多重现代性的世界，西方的经验也不过是一种‘区域实践'。其固然有可以普遍推广的一面，而很多层面则需要与各国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现实相融。至少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要有‘东亚现代性'，与之形成相互平衡的阴阳二极结构。西方文化阳刚、东方文化阴柔；西方文化注重个体、而东方文化强调集体；西方文化主张还原、而东方文化则看重系统。‘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复根的世界才具有丰富性、多元性与稳定性。一个单极、单向度的世界是扁平而不均衡的。
更毋庸来说，西方现代性的致命弱点已然显现，如当今时代的种种危机，都与西方的思维范式有关。种种‘个体中心主义'已让人类陷入困境中，如与集体相对应的‘个人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社会的矛盾、与人类相对应的‘民族中心主义'导致了各种文化冲突，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中心主义'则导致了生态危机。而此时东方的体现在‘天人合一'等理念之中的系统思维范式则正好对当今世界有相当的补益。”
从“中国案例”到“中国范式”，我们提炼“中国范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向世界提供一种替代模式，更在于展示其他成功模式是存在的。只要符合一国的文化和历史，许多政治治理模式都可以成功。中国时代的来临将终结“终结思维”，而再次打开了“多元世界”之窗。我们期待着一个更多元更美好的、更具“文明多样性”的第二轴心文明时代的到来！
【后记：“这个时代的前行，背后需要有一双眼睛关注这个时代最深层次的东西，需要一支不代表任何人、任何派别、甚至不代表自己的完全独立的力量。”二十三年前，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当时年纪尚轻的我毅然抛下了很多东西，从国务院体改办系统走出，以省部领导访谈为起点，创立了一家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独立智库——拓维智库。我们一直有很清晰的历史方位感。十分清楚现在中国最为需要的就是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范式”研究，所以我们把拓维智库定位为“人类新文明与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与“思想拓荒”的思想型智库。现在我们中国既要通过“中国范式”来从学理上言说我们自己，打败西方的“知识围堵”；也需要完善“中国范式”，而减少我们全面崛起中的系统风险。
拓维智库作为“人类新文明与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作为进行“思想拓荒”的“思想型智库”，在构建与创新“中国范式”方面义不容辞。我曾在我们主办的研讨会上说过“‘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对于别人来说是课题，对于拓维智库来说是使命”。为此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努力，拓维智库的跨学科研究小组早在十年前就创作了包括《人类新文明宣言——第二轴心时代的整体跃迁》、《三爱五福——生态文明时代的全球伦理价值总纲》以及《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选择：“量服”治理模式研究》、《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构建》的“人类新文明与中国道路思想理论体系系列丛书”。
2019年拓维智库在北大南门成立了进行中国范式研究与传播的“中道讲习所”。本文来自于长久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结晶，也是一个积极的尝试。本文试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既然是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不可避免会有表述不严谨之处，但这个“五元治理模型”的核心思想无疑是很精彩的也是站得住脚的。
祈愿本文起到抛砖引玉、促进“中国范式”早日成熟的功效。欢迎各位学界同仁能多提宝贵意见，以促进表述的完全成熟，谢谢。】
**注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央视网新闻，2021-06-01
拓维智库是“人类新文明与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迄今已有二十三年的历史。2019年拓维智库在北大南门挂牌成立了“中道讲习所”。
人民论坛编.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10，P52.
人民论坛编.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10，P52-53.
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导刊2014年04期
王毅.回望、守望及展望：建国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人民网。2016年11月08日
“大象如何跳舞？”：从“李文亮事件”反思中国治理体系. 王毅 , 2020-02-1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08月22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英国学者：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最成功的政党. 中国日报 中国青年网, 2021-06-22
李忠杰,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史上最强创业团队” 百年大党 何以为钜. 北京日报,
021-06-29
秦亚青 国际观察：世界秩序正从霸权走向包容性多边主义. 人民网-国际频道, 2021年03月15日
中国梦引领世界新范式 高端智库建设正当其时. 价值中国网，2015-01-30（摘自中国新闻报）
顶层智库专家共话后疫情时代的文明走向.人民网，2020年06月17日
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王毅：关于构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公开倡议书.人民网，2015年11月29日
"中国范式"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道讲习所"在北大南门揭牌.中国周刊网，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