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的经济制度，其来有自，但可互相借鉴。
进行改革有其所谓的依赖路径，也就是说，若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政策需要将其相关的脉络梳理清楚，才能找到正确的沿革路径，从而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如果单纯的比较优劣就会陷入迷途，世界各国的改革有成功有失败，其原因，也在于需要找到、激发内生的力量，从而促进一个地区体制或制度的改革。
一个地区的经济制度其实深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的、物质的影响。
比如说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及至现在依旧受到它的支配，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影响力并不会减弱，即使在当下，我们认为约定俗成的一些现象非常奇怪，用理性不能够去解释、去理解，但是它依旧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我们的社会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社会是不同的，比如伊斯兰教社会对于高利贷特别的抵触，他们的金融体质虽与西方相仿，但是他们会在政策执行方面上因其文化而有异。
南欧国家很早就能够制造和使用玻璃，在中国则是制造和使用瓷器，这两种不同的物质，其不同的制造流程、不同的用途和用法也深刻左右着人们的一些思想，使得人们对经济的认知和理解有所差异。
当然，最明显不过的就是文字的不同，则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表述，也支配、推动文化体制的演进，并影响演进的方向。
及至具体的经济政策也需考虑历史沿革，考虑其依赖路径。
在美国社会，左右两派一直在争论减税与增税的问题，双方都言之凿凿，减税者认为可以让自由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增强经济活力；增税者则认为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才能让市场更加健康的发展。
美国脱胎于英国的殖民地，自成立之日起就遵循三权分立，纳税相伴自由权利而来，政府的作用实为有限，而社会的权力很大，在战争中日渐构建起纳税观念。
这一构建的过程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历来痛斥苛捐杂税，强大的政府利用各种名目对民间财富进行劫掠，而一般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经济就获得很好的发展，所以人们认为减税才是正本清源之路，才能够让民间经济发展起来。
当下中美两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政府拥有资产雄厚的国有企业，而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美国政府需要依靠税收才能发挥相应的职能，而在中国，除去税收还有其他的财政手段支持政府有所作为，两者不同，所以对于税收的改革也将不同，不应该因应美国的减税而减税，也不应该因应美国政府的增税而增税，应该遵循中国社会对税收的根本认识、根本定位出发。
征税向来扣上掠夺的标签，大致有源自如下几个方面。
自古以来，中国征税的难点在于向富人征税，因为富人有更多的手段途径进行避税，从而将纳税的负担由穷人来承担，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比如宋朝民分五等，此种分等的方式造成上下其手的危害。
而减税的政策往往伴随着向民间释放经济资源的政策，无论是西汉初年还是唐朝初年均是如此。
而无论杨炎的两税法还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在解决向富人难以征税的问题，虽然有一些改善，但是终究为一些看不见的社会力量所抵消。
他们推行税收体制改革均在于能够更加准确、清楚、有效地掌握税基，且均辅以对社会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比如张居正再次清丈全国的土地，杨炎则对食盐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从而推动完善税制，成功的经济政策调整成为税收体制调整的基础。
从根本上讲，在中国社会，税收体制不能单独发挥调节市场的作用，需要推动社会经济资源也即权力的重新分配，与之相辅相成，才能够真正的健全国家的财政体制。
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政府需要承担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职能，美国需要通过增税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在中国也需要通过税收来完善，但因其国情，需要配套措施，这是中国税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政府承担社保职能，因循西方国家的做法，它的引入则改变和完善中国的税收思想，发挥其积极的意义，而财政赤字及其国债的意义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