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的速朽与不朽


 

——略评田德邦时评杂文集《时代情怀》

田累 

时评是对时事的评论,属于杂文的一个分支。有些时评,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而具有文学性的时评往往是很难与杂文区分开来的,但它们的共性,都是建立在时事新闻和社会现象的基础之上的。

时评易写难工。说它易写,是因为每个人在一件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面前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都可以自然流露出来,呈现在笔下,就成了时评或者杂文。说它难工,是因为要表达人所未见、人所未言的真知灼见,常常不是一时之功,而是平生积累与超凡的素养。这种感觉,我在阅读田德邦的时评杂文集《时代情怀》时,尤其明显和深刻。

《时代情怀》一书中的文章,一部分发表在《工人日报》、《农民日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每日商报》、《党员生活》等省、中央级报刊杂志上,一部分则发表在官方网站的评论栏目中,许多文章都在国内产生过强烈反响。如《奖励不闯红灯,是进还是退》,就以通栏标题的形式呈现在新华网的头条。在我的印象中,新华网以时评作为头条的现象是不多见的。《霸王的霸王之道》被凤凰网做成专题,放在凤凰评论的头条,引起了很大争论。而《中国富豪为什么害怕巴菲特与盖茨劝捐》一文,则被金融界网站以“巴比中国行引起的争议”为专题,与几位名家的评论一起放在“专家观点”里。还有《让姚明过一下平常人的生活》被中国日报网辑录在“姚明上学”专题中,与国内外行家和名人并列在一起,其言论之受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很多。他的时评,之所以被众多媒体热棒,如果从时评的特点与要求来看,主要体现两个方面:

其一是思想的高度。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目光要敏锐,某种社会现象一旦出现,就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害,条分缕析地予以剖析。这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基本功上,更多则表现为对相关事物、相关信息的观察把握。其次是深刻性与前瞻性。《时代情怀》一书中,真正让我看好甚至拍案叫绝的不是上述列举的一些文章,而是一些关于国家和民族发展重大议题的见解,如在《贫困县大把花钱在拿什么做借口》一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地方热衷于以巨额投资为代价谋求政绩,其借口都在“发展”二字上。随后,他从邓小平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讲起,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提醒大家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所有巨额投资的行为都贴上“发展”的标签。他说:“干部的政绩观是与发展观紧密相连的,如果发展的观点不对,政绩的观点也就会出现错误……刹住这种风气,还得正本清源。”当许多人迷信西方制度的时候,他在《对举报有奖制度元素的思考》一文中,利用其深厚的历史功底,将我国的体制机制与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西方管理制度有它自身的文化背景,它与中国管理制度最大的不同在于只看方法和结果,不去考虑道德的因素,而中华文明最核心的元素恰恰在于道德。”在令人信服的分析中,给人以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在一片唱衰中国的声音中,提出政治制度、管理制度的民族自信心,我以为他的思想是具有高度的,也是先人一步的。因为,在其后我再多次看到其他人同类观点的文章时,已经不再觉得新鲜。一篇有价值的时评,要具有所谓深刻性和前瞻性,也莫过如此吧。

其二是语言的灵性。一般的时评人其作品的结构与语言总是难逃八股文的窠臼。但一个有着文学素养的人,总是会把文学的元素散布在时评作品中,让其充满语言的魅力。《时代情怀》一书中,那些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比比皆是,其灵动的思辨之光常常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如在《星云大师告诉了我们什么》一文的结尾写道:“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不是财富,最需要的是对财富的认识;最需要的不是有形的财富,而是无形的财富。”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这样的声音,的确振耳发聩,令人警醒。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还没有一处扣题。但我以为,前面所有的文字都在契合着题意。因为,时评总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过去了的话题,已经被人充分议论过了,迅速成为历史,时评也会速朽。但时评也有不朽的,那些具有特质的时评,那些有着思想高度和语言灵性的时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就像田德邦的时评,至今读来,仍然余音绕梁,久久回响在耳畔。

201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