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与门卫
2022-12-22
上午有事回了趟学校。
没有门卫值守，没有拦阻检查，直接刷卡进入。三年来第一次感受到进入校园的轻松畅快。自由真好！
我其实是个滥好人，基本上与世无争。不过，关乎自由和尊严的事情，我却很固执，很坚持。自成人以来，很少与人发生冲突。肢体冲突绝无仅有，言语冲突也很少发生。三年疫情期间，我与人发生的言语冲突超过之前几十年，冲突对象基本上是门卫。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步行到南湖校区上课。一路上落着小雨，走得比平时慢了一些。我上课的教室在大楼的东侧，走东门进校园要比走正门（北门）快五六分钟。走到东门口才发现，因为疫情，行人一律从北门进入，东门只能进出车辆。这时候我距离教室直线距离（包括上楼）只有一百多米。走北门来不及了。我跟门卫打个招呼，说我要赶去上课，走北门来不及了，请通融一下。说着从机动车道边上走进去。才走两步，岗亭内发出厉声呵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东门不让走人！”那声音甚是威严，让人不寒而栗。年轻的门卫将手臂伸出来，快要戳到我的脸上。我心里一股火蹭地蹿起来！岂有此理！老子岂是让你这般乳臭不干的年轻人呵斥的。在这所学校呆过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这样态度恶劣。我转过身对着那年轻门卫，大声吼道，“你跟我吼什么？我有特殊情况，跟你打了招呼。再说，不让进就不让进，你有什么资格，竟然敢吼一个跟你父亲年纪一般大的老教师！”那门卫愣住，“我看你的样子，像是个年轻人。要知道你是老教师，是不敢吼你的。”我赶到教室，上课铃刚刚响起。
上学期期中阶段，武汉疫情还不紧张。一个上午课后，我骑车出校门。大门口堆积了三四十辆车，而且越堆越多。出门的每辆车都要查健康码。我觉得这种做法很蠢。这些出校门的，两个小时前进来时已经查过健康码；这两个小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变化。这样毫无意义的检查，只会给人增添麻烦，造成拥堵。我走近边上“头头”模样的门卫，说出门可以不用检查了，大家都是两个多小时前进来的，才查验过一次。那“头头”很疑惑地瞄了我一眼，用不屑的口气说，“你是老师还是学生？”我说我给你提合理化建议，是老师还是学生有什么关系？那“头头”对我的“狗拿耗子”甚是反感，对我的自以为是甚是鄙视。“我看你像是老师。作为老师更要以身作则，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我一听又一团火蹿起来。混蛋！居然如此傲慢地教训老子！我真想呵斥他一顿，转念一想还是作罢。一来，各级政府都在强调服从抗疫政策；二来，我也不想在学生面前暴露我的“不文明”。疫情以来，很多事情确实是不可逆转地变化了。我一贯清高，也以自己的教师身份自豪。可十来年来，这个曾经的“太阳下最光彩”的职业越来越不光彩，被限制，被边缘化，被妖魔化。以前学校里，教师的地位是最高的，近十年来，学生举报老师，领导呵斥老师，老师地位不断下降。疫情以来，门卫有了检查健康码的权力，似乎成为管理人员，低位飙升，也不把教师放在眼里了。很多事情在变化，忍一忍，一切都会习惯。
四五周前的一个下午，我课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教室，几位同学围过来问我问题。我跟他们讲了十来分钟。因为稍后那间教室还有课，离开时有些匆忙。我步行回到家，发现没带手机。确认是丢在教室里。于是就请雨燕开车送我回学校取手机。进校门时要扫健康码。我的手机不在手上，扫不了。跟门卫说明情况，希望通融；门卫说不行，这是上级规定，不扫码不让进。我给门卫出示了校园卡。门卫说，持校园卡可以进人，但车子要用手机扫码才能进。后来雨燕用她的手机扫了码，门卫才很勉强地让我们进去。一位门卫说，“我们相信你的手机丢在教室，可以让你进去取一下。”那口气大有施恩的味道。另一个门卫说，“以后注意啊。”“以后注意”几个字让我听着很刺耳。这几个字，有警示的含义，也有施恩的意味，也是展现言者的优越地位。“以后注意什么？我要是注意到了，还会让你们为难。”我大声表示不屑，希望他们听到。
我所经历的这些与学校门卫的“冲突”，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三件事情中，门卫都是在忠实行使他们的职能。只是我太在乎自由和尊严，一直在精心维护这些最柔弱又最珍贵的价值，不允许其受到些微的损伤，所以才会那么敏感。不过，三年疫情，门卫人数是前所未有的增加了，门卫的社会地位，也是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门卫的态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恶劣了。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以前是用来形容领导的。现在的很多门卫，很可能已经误以为自己是领导了。前些天看短视频，说三年疫情，门卫误以为自己成了警察，土狗误以为自己成了警犬。人们对疫情之下门卫的权力膨胀持批评态度，实在是因为人们日趋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受到越来越多的侵害，越来越感觉到门卫身份与地位的异化。本来，门卫只是适应社会分工发展的一种职业，同其他职业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在疫情背景下，尤其是防疫抗疫成为政治任务的背景下，成为防疫抗疫工作一个环节的门卫工作也就具有了政治的意义。当那个年轻的门卫教训我说“作为教师应该以身作则”的时候，想到他所执行不仅是门卫的职能，还是实际行驶防疫抗疫的政治职能的时候，我就只能努力压抑自己的不满，并努力营造出尊敬和顺从的心态。当然，我这样心理压抑的前提，是门卫权力的膨胀和地位的抬升。
这三年间，进入公共场所的次数少了很多。以往，进入公共场所，即使有门卫，也是客客气气的，和颜悦色的。疫情期间，服务型的场所也布置了门卫，负责查验健康码行程码。这种职能，更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服务性的。作为服务部门，对顾客微笑是本能；而作为行政机构或者行政机构的附属或派出组织，板着老脸显示威严，也是天经地义。菜场门口翘着二郎腿要你出示健康码的那位，可能就是街道干部。他对你吆三喝四，横眉竖眼，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疫情期间到这种场所的次数有限，看他们脸色的机会也不多。小区门卫是几乎每天都要见的。三年来，物业本来就不多的服务变得越来越稀薄，而原本不在其职能范围之内的政治性业务则变成了主要职能。疫情期间的事实是，业主出钱养活的物业不是用来为业主服务的，而是成为街道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物业主动自觉地淡化了自己的服务职能，而甘心承担在行政意义上管理小区的职能。门卫也日益将自己看成是主人，甚至产生了自己是业主的“父母官”的误会。小区门卫对待业主的态度是越来越傲慢了，甚至是越来越跋扈了。
我前两年与门卫有过一次“冲突”。有一次外出取快递，双手包着一个大纸箱进大门；因为腾不开手掏门卡，就请门卫帮忙，“师傅，帮忙开下门！”门卫在里面跟人聊天，手里拿着遥控器。瞄了我一眼，没动，继续聊。见门卫没动，我又喊了一遍。门卫还是没动，很不耐烦地说，“要开自己开。我们不负责给每个人开门。”听这话，我大火。“遥控器就在你手上，你动下手指头会死啊？”我放下纸箱，自己开门进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门卫，每一年的物业管理费及停车费，我都是按时交了的。不过，小区业主群里每天都有抱怨物业人员尸位素餐的。
今年上半年，武汉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外卖进入小区的政策是时断时续的。一次我在朴朴超市买了五大桶矿泉水。送货员在小区门口给我打电话，说门卫不让进。我要是自己取，有五百米的长上坡，得跑三趟。我到小区门口，跟门卫商量，请他通融通融。门卫坚持说，是上级要求，不让外卖进小区。他的口气是，我代表上级行使权力，你能怎么样。我感觉有些烦。“什么上级？谁是你的上级？谁给你们发工资？谁养活你们？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武汉又没有疫情，搞那么紧张干什么。你们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我自己打开侧门，让送货员直接进来。
我也只是偶尔才这样鼓起勇气抖下威风。平时进出小区，看到门卫们翘着二郎腿坐着大门口，趾高气昂地审视进出人员时，我也是低眉顺目，规规矩矩的。两个月前，一次出去取快递，返回时发现自己没带门卡。又不想求门卫开门，于是就从大门的侧边挤进去。这样进门有些猥琐，我看很多人都这样进门，我是第一次。我才进去，门卫拦住我，“出示健康码。”他连“请”字都不屑说！我要是自己用门卡从侧门进来，他就不会要求我出示健康码。门卫也不是不认识我。我觉得他是有意要为难我一下，心下不爽。“出示什么？”“健康码。”“你凭什么检查我的健康码？”“上级的要求。”“你的上级是谁？”……算了吧。我还是向他出示了健康码。
今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周，我俩第一次经历被禁足。真是神奇的事情，武汉市并没有发生严重的疫情，而且我们小区几年都没有出现一例阳性，居然要封小区。说是街道的通知，要封五天。上班要持单位的证明，而且只能出不能进；一户人家两天可派一人外出买菜两小时，而且要登记个人和家庭信息。那段时间看了很多短视频，被普及了很多法律常识，认识到街道社区没有权力封闭小区，物业或者门卫更没有权力限制居民人身自由。还有教导小区居民与社区及物业斗争的视频。第二天我们俩一起出门买菜，门卫要求我们登记信息，电话，住址，单位等等，我们径直走出去，没有理会。之后没几天，公布了“新十条”，全国逐渐放开了。
门卫与业主，本来是市场契约关系，是平等的行为主体。无所谓贵贱，无所谓主仆。但是，就契约关系而言，业主是委托人，门卫是代理人；门卫受业主委托管理小区，其管理权是受制于业主的所有权的；而且，这种管理实质上是服务，而不是控制。但是，由于现实中各种复杂的情况，业主的所有权得不到充分有效的行使，这就使物业或者门卫有时候会将自己凌驾于业主之上。疫情背景下，门卫的职能发生了质变，其权力超越了市场契约规定的边界。之前他们行使门卫职能，属于服务的性质。既然是服务，门卫对业主的态度应该是恭敬的，至少是尊重的。疫情背景下，门卫被赋予附带查验健康码的职能，这使其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查验健康码属于防疫抗疫的范畴，门卫的工作因而具有了政治的属性，门卫的工作似乎进入了国家行政管理的系列。这可能改变物业或门卫改变对自己职能及权利的认识，从而改变其对待工作和对待业主的态度。
疫情属于特殊现象，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常态。门卫队伍的扩大及门卫职能的政治化，势必侵犯人们的自由和尊严，扭曲社会关系。好在，这也属于特殊现象。随着疫情的结束，门卫人数会减少，门卫的职能会恢复常态，门卫的态度也有望好转。三年疫情，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一个职业因为辅助政治功能而质变的历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