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读后
2022-02-21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关于鲁迅，许广平写过三本书，《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本书是最后一本，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本。影响是正面和反面，积极和消极并存的。正面而言，提供了一些关于鲁迅工作和生活的细节，成为研究鲁迅的珍贵史料；反面而言，出于政治考虑及神化鲁迅的需要，存在一些夸张甚至虚构的描述。此书出版之后，后来成为鲁迅研究专家的朱正用几年时间考证，写出《<鲁迅回忆录>正误》，专门校正此书的错谬。
全书不到十万字，分成十三个专题，介绍关于鲁迅一生中的若干重要事件和人物，以及他思想形成和转变的背景及过程。我之前看过一些关于鲁迅生平的著作，有的写得很详尽，讨论很深入。但是，关于鲁迅生活工作中的某些细节，许广平是亲历者，这是别的作家不具备的条件。许广平基于与鲁迅的共同生活而作出的记录，所具有的史料意义也是别的作家比不了的。比如关于许广平及鲁迅在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中的表现。关于鲁迅与内山完造及其他日本友人的交往，记述深入而细致。许广平的这部著作初版于1961年，后来的很多鲁迅传记，或多或少采信了此书。除了鲁迅的作品和日记之外，许广平的这部著作应该是记述鲁迅生平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这部写作出版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作品，毕竟是政治空气浓郁时代的产物，今天看来，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刻意神化，政治化，革命化鲁迅，是许广平这部鲁迅传记的重要特点。读了一些鲁迅的传记，发现至少存在两个鲁迅。这两个鲁迅的个人形象，思想观念，人生态度都很不相同，甚至有些对立。曹聚仁是二十世纪的著名学者，曾经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他很自豪，鲁迅是到他家里喝过酒的。曹聚仁笔下的鲁迅，是一个作家，一个战士，一个反抗者，个人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冯雪峰也是鲁迅晚年的学生和朋友，同时又是地下党，左联的负责人。他笔下的鲁迅，不仅是作家和战士，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许广平笔下的鲁迅，除了是作家和战士之外，还应该是老师和战友，丈夫和父亲，伴侣和病人。许广平特别想表现的是，鲁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追求并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对毛主席深怀崇敬的“一名小兵”。
许广平这部传记，在客观而平实地记录鲁迅的生活和工作的同时，总是不失时机地表达一番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共产党追求，对毛主席的敬意和爱戴；鲁迅所做一切，好像都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好像是在坚决贯彻实施党的方针政策。鲁迅不仅是个作家，更是一个协助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许广平当初这样神化鲁迅可能是很自然的，那时候的政治空气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却不太自然。前言中有这样的话，“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下来进行的。他对党的关怀热爱，是和每一个革命者一样的。他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自己无时无刻不是以一个‘小兵’的态度自处的。”“他梦寐以求的是如何为党增加力量，如何为党更好地工作，如何想法为党和革命造就大批的战士。”（“前言”，P3）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这种判断从何而来，对党的忠诚如何体现。鲁迅是最后十年才与共产党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在加入左联之后。左联时期，鲁迅与之接触的共产党员，一是周扬等人，二是冯雪峰。周扬等人是鲁迅晚年最讨厌甚至最痛恨的一群人，他对他们的批判最多最严厉。许广平在此书中，居然说周扬是鲁迅的战友，鲁迅地下有知，一定会生气。冯雪峰是鲁迅晚年接触最多的共产党员，也是鲁迅最亲密的战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做事，一起聊天，一起喝酒。可是，因为许广平写此书的时候冯雪峰已经被打倒，冯雪峰成为许广平笔下的反面人物。所以，许广平讲这样一长段试图政治化和革命化鲁迅的文字，不是谎话，也是空话。
为了表现鲁迅倾向社会主义，追求共产党的政治倾向，作者有时不惜歪曲和夸大事实；为了政治化的目的，不惜牺牲事实真相。1932年鲁迅到北京，实在是因为母亲重病，鲁迅是临时决定去的。在许广平笔下，却被说成是党组织安排，准备经过北京绕道日本，到俄罗斯参加作家大会并养病，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才未成行。鲁迅在北京的几次演讲，分明是鲁迅到北京之后，应老朋友的盛情邀请临时决定的，却被说成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安排的。许广平自己在1937年的文字中还说，有人说鲁迅在北京的演讲是共产党安排的，纯粹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从“谣言”到“事实”，距离不是二十年的时间，而是二十年间政治形势的变化。
为了政治化和革命化鲁迅，在许广平笔下，刻意表现鲁迅对党的尊重和服从，让人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服帖而顺从的鲁迅形象。瞿秋白去世后，鲁迅及其朋友决定为他出版一部著作，以示对革命同志的纪念，也是对反动派的抗议。杨之华是希望出版瞿秋白的创作的，但鲁迅考虑，一来创作作品一时很难收齐，整理；而翻译作品比较容易处理；二来，创作作品中很多涉及政治敏感话题，担心会带来问题，破坏计划；三来，时间和金钱很难兼顾二者。他与矛盾商量，又得到杨之华认同，决定先只出译著，就是《海上述林》。可见，这是权宜之计。许广平却硬要将这件事情往政治上靠，以体现鲁迅的政治觉悟，对党的忠诚。“鲁迅不敢私自决定先印刷创作的态度，充分显示出他对党的尊重，对革命的尊重，对为革命而牺牲者的尊重。”继续大发感慨，“写到这里，充分觉得鲁迅服从党的精神，绝对相信党，肯定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必然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必须遵照的范例。”（P134）这样替鲁迅表白，不知道鲁迅能不能接受？
文中，讲到鲁迅对妇女的尊重，也是突然冒出一大段，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忠诚。“春雷爆响，巨光闪耀，人民的救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了全中国，真正彻底解救了妇女，使她们从几千年沉沉欲睡的社会奋起。如果说，中国人民感激党和毛主席，中国妇女更其加倍地感激党和毛主席，因为她们真正得到翻身了。”（P109）
关于鲁迅与李立三的会面，鲁迅明明说过是个人说个人的，他并没有接受李立三的建议。在许广平笔下，被写成鲁迅无条件接受党的教导，向党表达了忠诚。“当时，党着重指示两点：一，革命要实行广泛的团结……二，党也教育鲁迅，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通过那次会见以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执行。……他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倾心拥护，诚恳接受的。……他这种坚决维护党的原则，紧紧跟着党走，一时一刻也不离开党的忠实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P140）“一切……遵照”，“忠实”这样的表达，对鲁迅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不会是他的风格。而且，鲁迅还需要别人教育“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他的认识也太低了。这不是鲁迅的认识水平。可见，在许广平为了表达自己对党的服从和忠诚，敬仰和爱戴，刻意降低了鲁迅的高度。毛主席都已经用“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来赞扬鲁迅了，许广平还将李立三面前的鲁迅描写成谦虚的小学生样子，显然失去了真实性。
讲到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许广平的说法也很成问题。离开广州时，鲁迅原本是打算与郭沫若等人的创造社联合的，还制定了合作计划。可是突然之间，创造社对鲁迅发起了集体攻击。一本杂志半数以上的文章都在攻击鲁迅。这次论战中，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是“双重的反革命”，鲁迅则骂郭沫若及创造社太阳社某些人是“才子+流氓”。在鲁迅处于最困厄的时期，郭沫若及创造社和太阳社这样背后下黑手，这是鲁迅很仇恨的，发誓“一个都不宽恕”。可是后来，郭沫若却成了“鲁迅的接班人”。在许广平写这本书的时候，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她可不敢对郭沫若不敬。在鲁迅与创造社论战的过程中，学习和研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依我们对鲁迅的理解，知道他说的是反话。许广平不会不懂，却要说，“在这里，鲁迅自己谦虚地承认：他的所以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由于当时一些先进的朋友们的帮助。”（P82）分明是他发誓永不宽恕的论敌，却要谦虚地表示感谢！鲁迅泉下有知，应该会愤慨吧。
许广平要神化鲁迅，革命化政治化鲁迅，最好的搭档应该是冯雪峰。冯雪峰是鲁迅晚年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最早系统化革命化政治化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鲁迅在左联时期的很多工作是与冯雪峰联系在一起的。很多重要事件，都与冯雪峰有关。鲁迅会见陈赓，是冯雪峰安排的；鲁迅会见李立三，是冯雪峰参与的；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是冯雪峰安排的；鲁迅给党中央发贺信，是冯雪峰最早披露的；鲁迅给毛主席寄金华火腿，是冯雪峰安排的。这些许广平写在书中的事情，很多是来自冯雪峰的回忆。但是，许广平写这本书的时候，冯雪峰已经被打倒了。许广平不可能正面记录这些事情，她只能尽量少提冯雪峰的名字。不过，还是要批评一下。鲁迅分明说过，他加入左联，只是给别人当梯子。不过他愿意。实际上，他一生给青年人做过很多次梯子，他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可是，对冯雪峰回忆录里讲到这件事，许广平就不同意了，因为这种表达在政治上不够积极。所以她说，“这是严重的歪曲，是他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前言”，P4）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曾经说冯雪峰是理解鲁迅的“通才”，相当于说是鲁迅的继承人。现在冯雪峰被打倒，就成了“歪曲”鲁迅的人了。不过，她对冯雪峰还算客气，至少没有骂他是“匪徒”。
胡风也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作家，左联给他分配的任务，就是充当左联与鲁迅的联络人。在鲁迅与周扬那些“工头”，“元帅”和“奴隶主”斗争的过程中，胡风一直站在鲁迅身边；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文章，还是胡风执笔的。鲁迅去世前最后一天出门，是应胡风之邀到一个日本友人家中讨论翻译问题。就是在那天傍晚回家是受了风，鲁迅的病情才加剧。讲这个事情，是要说明胡风与鲁迅关系的亲近。鲁迅去世后，冯雪峰因为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方便露面，丧事的操持主要是由胡风完成的。鲁迅在世的时候，胡风与他一家包括许广平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切的。许广平写传记的时候，胡风一家被打成反革命，许广平不仅要与之划清界限，还要大批判以显示立场。她批判胡风，口气就有些恶毒了。“反革命分子胡风以伪装的面目混入了左联，并与鲁迅接近，企图从内部来进行破坏，这对我们是十分危险的。回想起来，胡风匪徒挑拨离间，嘁嘁喳喳，逢甲说乙，逢乙说甲，又说人们骂他就是打击鲁迅的威信，因此使鲁迅在后来心情不快，和自己的战友之间有过一些误会，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她在这里说的鲁迅的“战友”，显然就是周扬。鲁迅一生真正仇恨的人不多，周扬就是一个。许广平写此书是在1959年，那时候周扬还没被打倒。要是再过几年，又得重写。因为后来，鲁迅所批判的“四条汉子”都被打倒了。
看许广平这样讨好与自己敌对的郭沫若和创造社，这样谴责自己亲密的朋友冯雪峰和胡风，鲁迅泉下有知，是不会高兴的。
许广平这部鲁迅传记，介绍了鲁迅生平中一些重大事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这部传记在选材及写作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许广平写作这部著作，目的就是要拔高鲁迅，神化鲁迅，政治化和革命化鲁迅，所以选材的偏颇是必然的，夸大和扭曲事实也是必然的。这些问题，在朱正的那部“正误”中，已经有很多揭示了。
许广平在“前言”中，讲到这部传记的写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这样说，政治化就是基本原则，讲什么不讲什么，怎么讲及讲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署名作者可以做得了主的。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对许广平尽量给予同情，而不是无情的批评。
我读的这本《鲁迅回忆录》是1962年版本的旧书，是这本书的第二版。封面上有最初购买此书的人的名字，三个字，被涂抹了。隐约看出来是姓“楚”。后面有“1962,10,18，杭州”。内页又有“谭立业藏 七0、元、北京”字样。谭立业应该是此书的第二位主人。这样，此书到我手上就不是“二手”，而是“三手”了。扉页上有蓝色墨水写的两段“最高指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然是谭立业的笔迹，端庄大方，苍劲有力。很有意思的还有，“十一 瞿秋白与鲁迅”标题上，“瞿秋白名字被打了×”。118页后“鲁迅与瞿秋白”木刻画上，瞿秋白的头像上也被打了×。画下有一行字，“瞿逆在狱中，写了一篇《多余的话》，乞求一命。这是盖棺不能论定的铁证。”119页书中有“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边上有读者的批注，“此人嗜酒如命”。读者阅读此书在文革当中，那时候瞿秋白已经被打成“叛徒”。此书目录页上有一段批注，“许广平，广东番禺人（别名景宋，许霞），1968年去世。要不，此书大可重写。”我猜想，该读者最希望重写的，应该是整个“十一 瞿秋白与鲁迅”吧。就当时的社会背景而言，这部分不是重写，而是要删除。
阅读这样一本旧书，看到时代的变迁及其影响。政治不仅影响了作者的写作，也深刻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