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主席、各位NUS中文文学社团朋友们：

新加坡是一个英文根底雄厚同时中文又具备多元化和包容性特征的地方。你们国立大学专门把新冠病毒作为大学网站一级标题，可见重视程度。疫情肆虐全球，使得各种交流多以在线方式进行。你们的交流时间定在大年初六，也算吉利，中国文化讲究六六大顺。

但这次你们相当于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刘主席在交流邮件中先是很客气，给我戴高帽子，说你们购买了一百本《卤阳湖》，说现在亚马逊美国售价涨价了，从14.75美元涨价到19.99美元；另一方面，你们根据中国媒体目前发酵的徐州八孩母亲铁链囚黑屋多引发的中国农村拐卖妇女议题，希望我结合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进行解读。

一

这是一个难题。这个议题不好讲。这几天北京冬奥会刚刚开始，中国新华社主管，一个57岁的有官方身份背景的同志，谈到拐卖人口问题，写了微博，被封号了。所以讲这个议题，比较难。《极花》是贾平凹写作的13.4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中国西北农村拐卖人口和农村青年买媳妇的故事，当年贾平凹接受北青报（网）采访的发言，引起了广泛争议。贾平凹在接受采访中只是说，这些被拐卖的妇女自身也有责任，比如防范能力弱，为了钱轻信人贩子等，就招来骂声一片。应当说，作为职业作家，贾平凹不过说了些实话罢了。但民众和舆论并不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看问题的，立场不同，观点自然不同。《极花》是贾平凹继续《秦腔》等系列西北农村题材小说之后的一个长篇小说，揭露了西北农村购买女性的现象，并给出了作者的文学视角立场。贾平凹多次提到陕南商洛丹凤棣花镇，那是写作背景地。那个地方前几年我去过，到了镇上，随便停车，屋子里都会走出一个妇女，说给五块钱停车费，再细问，都和贾平凹家有关系。所以站在文学创作的立场看，贾平凹是个负责的作家。再说开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贫穷大学生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这不能说明作者就支持杀人，作者不过是揭露和描述一些社会现象罢了；列夫·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把一个出轨女人写的令人同情，也不等于作者就支持妇女出轨。从文学评论角度出发，如果对《极花》提建议的话，那就是文学深度上或能更深入挖掘这些现象的成因和治理措施探讨。对贾平凹、陈忠实这一代作家来说，他们已经很到位，做到了对文学的责任。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描述过中国西北农村最底层的现实，但是被猛烈批评，有批评说贾平凹是把“陕西人民身上的垢甲搓下来给人看”。农村最低层社会群体人口素质情况、道德情况、秩序情况，并不是理想国。陕南农村中，两家人家要是吵架了，不说话了，一家人家看另一家人家的鸡狗走路，都感觉不顺眼；而看自己家的公鸡走路，就感觉姿势很帅，甚至恨不得看自己家跳蚤都是双眼皮。在《极花》后记中，贾平凹也说了实话，说一旦农村人走出农村，到西安一两年，就再也不想回村了，特别是女人。

《极花》以购买媳妇的农村男子黑亮和被黑亮购买的媳妇胡蝶为线索，描述了从购买人口，强-奸，怀孕，生儿子整个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被解救之后，胡蝶被主流社会歧视，最终结局是自己自动再次回到黑亮那个村子。用鲁迅先生的观点来看，这是喜剧还是悲剧呢？黑亮这个人物，从顺子爹喝农药死去、黑亮为顺子爹料理后事开始出场，到小说结束，始终展现了一个真实底层农民的文学形象。从黑亮娘去世后，黑亮家开始贫穷，本地娶不起媳妇，青年男性有生殖需求，有繁衍后代需求，有对女性的同床共枕需求，这些刚需怎么解决，特别是对农村家庭条件贫穷的青年男子群体，是一个现实问题。

需求是刚需，本地供应减弱，特别本地女人去过城里打工之后，彩礼价格动辄几十万，加上要求到县城买房，总价格令当地家庭条件差的男青年举家承受不起，但婚姻需求刚需存在，怎么办？难道和新冠疫苗一样，国家免费每个未婚男青年发一个媳妇？不现实。

二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也反映经济情况。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经济开始飞速发展，文学领域出现了经济小说，代表作品包括作家江上刚的《起死回生》等。但是日本经济三十年腾飞后，从1991年到1998年开始，出现了滞涨。日本经济走过的路，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后，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对房产经济调控，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和当时日本类似的情景。

经济滞涨有没有破解方法？有。什么方法？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就需要人口繁殖，特别是数量繁殖。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所以滞涨，主要是人口红利缺失，青年人压力大不想结婚生育，日本社会人口快速老龄化。几年前我和家人到日本参观，停车场一排排大巴士公共汽车，驾驶员基本都是六七十岁老头，这就是真实情况。没有人口，就没有人买房，就没有人消费。国外没有人口，出口就是问题，因为出口是为了给国外人口消费。

从这个视角切入，我们结合贾平凹《极花》中表现的文学立场，即作家希望乡村延续。乡村延续就需要人口繁殖，就需要结婚生育，就是这么粗暴简单的逻辑。

中国社会经济目前也遇到日本当年类似情景。国家执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标语，几年间风云突变，变为国家鼓励生育二胎和鼓励生育。这两年为了鼓励生育，减轻家庭生育和教育负担，国家大刀阔斧，整顿教育培训机构，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问题是，大城市和县城青年人巨大生存压力下面并没有表现出旺盛的生育意愿。相反，最底层农村男青年对婚姻生育需求极为强烈，但供求关系和现实条件下结婚成本太高。

三

长篇小说《卤阳湖》对农村底层青年婚姻生育问题描写仅仅在第十六章有了描述，是以乡村中老年妇女介绍对象场景进行描述描写的。考虑到《卤阳湖》小说本身主旨是经济宣传和地区传播，因此并没有对此深入展开描写。

《卤阳湖》第九章对中年丧妻的富裕农民魏胜利和离婚未生育女性丁招娣介绍婚姻情况的描写，并未涉及人口拐卖和购买外地女人议题。从小说刻画的人物关系可以看出，魏胜利属于农村中比较有本事的农民，自己有几辆货车，雇佣司机开车，自己有个二手桑塔纳，是一个农民身份的车老板。这种阶层在封建社会可以叫“乡绅”，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阶层，这些阶层一般不会从外地购买妇女做媳妇，一般有条件娶本地媳妇。

女性作为商品，从伦理上不能承认，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能认可，但从人口贩卖批发市场交易看，是客观存在的。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马克思商品理论告诉我们，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运动。被贩卖的女性多是年轻未婚女性，其使用价值是生育价值和两性交媾满足价值，要购买媳妇，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价格，价格以交换价值形式出现，多以货币计量。因此就有了基本的逻辑：从云贵川一带欺骗贩卖女性，卖给二道贩子，比如价格人民币两千元，尔后二道贩子销售到农村男青年手中，比如成交价格六千元。

经济学冲击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地方不仅仅是女性作为商品买卖，还包括租赁或出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浙沪中，浙江农村在全国相对来说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火车站汽车站的洗头房、按摩房，多是浙江温州下面各县城的人经营的。这些其实就是对女性商品出租或租赁，并计量货币价格。温州下面的泰顺县，苍南县，等等，不少县城的农村，一个村一个村地集体外出，从事按摩足浴等服务，当然也存在部分色情服务，色情服务也是高利润点。以色情服务为例，其实就是女性商品出租使用，这在经济学上是已经成立的。并且一旦公安机关进行严打，导致此类门店供应收缩，则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供应减少，供应曲线左移，市场均衡价格提高，男性租赁者支付的实际价格随着严打而不断提高。有一个调研报告，说一个记者去温州下面苍南县，一些村子里，有的是丈夫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去外地开足浴按摩店，丈夫担当客服经理，妻子和女儿接待客人，全家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目标，全村人比的是谁家挣的钱多，盖的房子好，在县城买的房子大，没有人感觉这样做丢人。久而久之，挣快钱思想快速影响到了景宁畲族自治县，许多居住在山上的畲族山村姑娘也学习挣快钱模式，几年时间就能在县城买房。家里丈夫，公婆，娘家父母，知道了也不说，大家关心的是，我家媳妇或女儿能跟你一起去发财吗，而不是空谈道德伦理或谁去嘲笑谁，贫穷才会被嘲笑。这就是现状，也是底层社会最真实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几千年中国底层的真理永远是笑贫不笑娼。

你们阅读中国文学史上近现代短篇小说，沈从文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丈夫》，很深刻描写了这种农村妇女进城以色情服务赚钱的故事。近百年过去了，这个状态当前依旧。

四

新加坡以马六甲海峡地理航运优势，加上管理策略，已经成为全球发达的航运金融中心。社会历史生活的丰富多彩导致了当地语言和文字含义的不断发展。因此当刘主席提出就中国国内媒体热传的徐州八孩母亲铁链囚黑屋事件结合文学进行讲座，并建议以贾平凹《极花》这部描写西北农村拐卖妇女购买媳妇长篇小说为参考对象进行探讨时，我再三犹豫，最后才同意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比较现实，目前为止，从政治学和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派出发，还没有能根本给出解决方案的回答。从分析起因角度考察，也不能过于狭隘，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波澜壮阔的。

我们的讲座解决不了购买媳妇和拐卖人口的问题，几本小说也解决不了更根治不了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做的工作能引起更广泛关注，或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不同程度的促进和帮助。当全社会随着经济发展向更文明方向不断迈进时，许多问题或解决，或随着时代发展而不再成为问题。

这次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