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金融的命运共同体本质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特征的一个考察

                    

红色金融即共产党领导的金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与国民党政权下的白色金融形成鲜明对照，两者之间内涵迥异、差别巨大，国民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在其金融的崩溃，而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助力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断走向胜利。历史充分证明了红色金融无与伦比的效率性和生命力。丰富多彩的红色金融历史有待进一步提炼总结以深入挖掘红色金融的理念、原理、机制、特征与内在逻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进而面向人类共命运体构筑更加高效、安全、普世的金融体制，服务中国乃至世界人民。

一、红色金融的发展历程概述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主要是依托并领导各地农会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面向一村一镇开办信用社、合作社、贫民银行、农民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其金融业务主要是针对贫民、农民，具有支农、扶贫、普惠的特征，解脱底层人民所受的高利贷之苦。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叛变革命，我党开始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并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一个占领区、控制区的概念，而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多功能于一身的战时共命运体，在根据地内部实行着独特的红色经济模式，这一模式中，消灭了作为吸血阶层的地主阶级，使得劳动、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要素得到最优的结合，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各项生产要素的潜能，促进了生产力大幅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了我党直接管理的金融体系，不论规模如何、形式如何，其本质是服务于这一共命运体的公共服务机制。具体而言，这一时期建立的金融机构仍然是针对贫民和农民、针对实际生产领域的金融，与大革命时期的区别在于：首先，这一时期的根据地金融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管理。其次，具有战时金融的特征，支援革命战争是其主要目的。其三，其规模随着根据地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中间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最终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展开第二次合作，共产党的战略中心转移向北方，移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以陕甘宁地区为核心建立起数个抗日根据地，其经济模式一如从前，同样，其金融也一如从前。即便在贫瘠的陕北高原，红色金融充分地调动了所有的经济要素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力地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抗日根据地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红色金融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根据地逐渐连片扩展为解放区，直至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红色金融也随之完成了同样的过程，由原来区域分割的状态，不断连接成片，逐渐形成笼罩全局的形势，从最初的农民协会的信用社，终于演化出服务全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红色金融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红色金融的服务革命战争的使命胜利完成，其对社会经济的服务与管理功能渐次展开。

二、红色金融的特征

形式多样、机动灵活、发展迅猛的红色金融其核心原则与本质属性是坚实而明确的：服务大众、服务经济、服务革命战争、服务命运共同体，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中国传统金融的延续与传承，具有着明显的共同体金融的特征。具体而言，红色金融的核心特征有一下几点。

（一）党的统一领导、整体与局部的和谐运行

共产党对金融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在各个时期都高度重视金融的发展，直接领导金融的建设与监管，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重要文件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都多次重点提及货币金融问题。党的领导是红色金融运行的计划、引导、策动力量。

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整体理性、整体利益，其主导的经济和金融首先着眼于整体、全局来设定相应的目标、构建相应的机制。同时为微观层面的金融运行提供条件，给予最大程度的自由度，机动灵活，因地制宜，尽力激发微观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红色金融体系是一个“宏微并建”的有机系统，兼具稳定性和创新性，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二）普惠属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劳苦大众，而且共产党坚持始终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各个时期的红色金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面向农民、面向平民、面向大众，具有强烈的普惠特征，并在具体的操作中全方位地、彻底地贯彻普惠精神。这一点从我党建立的金融机构的名称上就看以看出，例如，贫农借贷所、平民银行、工农银行、农民合作银行等等。贷款方式也多样灵活，额度大小由人，额度小的每次贷款仅为3元、5元，[1]可称为红色的“格莱珉银行”，却早于真正的“格莱珉银行”半个多世纪。红色普惠金融不仅体现在普遍性上，还在利率上十分优惠，一些贷款年息少至2%，甚至无息，[2]极大地打击了高利贷资本。

（三）面向实体生产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红色金融是在为经济运行提供资本并提供渠道，即在一定的前提下，为资本形成和价值运动提供最优条件，以推动资本形成来推进生产力发展，例如，毛泽东在1927年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时提出，要建立“筹产委员会”，[3]筹产委员会就是促进资本形成以推进生产。

红色金融坚决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主要使命，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保证经济循环、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因此，金融机制经常与生产、贸易相融合，统一运行、调配资源，无条件保证实体经济的发展。例如，光华商店是陕甘宁边区类似中央银行的角色，却名为商店，因为它同时也兼任物资调配机制。同时，红色金融禁绝投机，不鼓励消费贷款，以保证每一分资金都充分利用于实体生产领域。

（四）政策金融属性

政策性金融是政府站在整体角度，为了贯彻政府的基本政策而实行的金融。政策性金融所要贯彻的最大的“政策”就是保证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说政策性金融天然就具有共同体金融的属性。因此，其必然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本质性地区别于商业性金融。

红色金融从机制方面来看，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整体理性来实施的金融，必然面向共同体整体，而不会谋求局部利益；从具体目标方面来看，就是保证生产、保证民生、保证战争供给，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因此必然是政策性金融。无论是面对平民的贷款，还是面向生产的投资，如上文所述，其利率都是十分优惠的，具有明显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金融特征。在操作层面，则灵活多变，既有商业模式，也有政策性模式，还存在直接的配给。

（五）注重信用、严格监管、制度健全

红色金融是一个整体化操作，整个红色区域的金融是一个整体，因此，红色金融的信用保障也是由红色区域的整体经济实力来承担的，这种整体的经济实力对应整体的货币发行，使得信用基础相对雄厚。另外，红色金融具浓厚的政策性金融色彩，不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不存在由投机引发的波动和风险。再者，红色金融的运作还是按照商业模式进行的，需要依据信用扩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挥金融的作用，因此也就高度重视红色金融的信用维护，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对金融实施严格监管，加强操作流程管理，严禁高利贷，杜绝一切投机行为，禁止其他钱庄发行纸币。这样的措施保证了红色金融具有较高的信用，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使其自身始终能够维持良性运转，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六）互助合作

红色金融的目的十分明确，具有强烈的政策性色彩，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追求效率。因此，能够充分调动一切可利用的金融资源以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生产性资本。在直接投入资本建设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始终鼓励互助合作，信用合作社是红色金融机构中的而一个重要部分，合作性金融是红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特色。

另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而合作金融作为民间自发的金融模式在我国农村具有悠久历史，这种民间金融模式充分体现了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精神，也体现了资金利用的最大效率，与我党的金融原则高度契合，合作金融在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红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特色。

（七）机动灵活、形式多样

红色金融的目标和原则十分明确，其操作十分灵活，形式多样，能够做到就地取信、因地制宜、大小相宜、灵活多变，针对具体的红色区域的社会经济，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也能够随着革命形势、战争走势的变化而变化。

总体而言，红色金融是有小到大，有点到面发展起来的，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分割的成零星小部的时候就以零星小部存在，需要聚拢成片的时候就聚拢成国家银行体系，需要转移的时候就转移，需要扩展的时候就扩展，精兵简政、收放自如。

在形式上、规模上也都成多样化态势，在机构种类上既有银行、信用社、合作社、借贷所等，也有从事金融业务的商店、邮政；在金融机构的资本来源方面，既有政府直接投资建立的，也有通过股份制建立的；在规模上既有大规模的国家银行，也有资本金只有一千元的小机构[4]；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甚至出现过“扁担银行”“马背银行”“窑洞银行”等特殊机构形式。发行纸币的种类也有许多，例如，劳动券、银元券、兑换券、信用券、流通券等等；不仅发行纸币，还发放债券。[5]

三、红色金融的共同体特属性分析

共同体思想体现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其贯穿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的全过程，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以区别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理论的一种重要内容。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重要创新，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命运共同体理想样板就是生命体，一个生命体的内部的诸多组织、器官都服务于统一的目标：生命存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利害攸关、生死与共。生命体作为命运共同中的理想样本，就是人类构建理想社会的重要参照。

红色金融是在革命根据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最接近生命体的一个命运共同体组织，其产生伊始就具有命运共同体的基因，而且其所有的目标、原则都为围绕着建设理想社会而展开，具体而言这一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前提就是建设无阶级对立的命运共同体。红色金融与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经济模式是相辅相成的，且红色金融作为其神经中枢具有着极端重要的功能，是红色经济模式的灵魂。因此，红色金融的每一个具体的特征都指向其命运共同体这一总体属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革命根据地经济模式的胜利，更标志着红色金融的胜利。

红色金融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精神主旨，而且凸显了金融模式的理想样态：高效、安全、公正、合理、公益性。红色金融的具体操作方式可能会不断改进，而其原则和精神仍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我们深入挖掘以指导今天的金融实践，以更好地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