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徐懋庸
2023-04-24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作为学者或者作家，徐懋庸本来没多大名气。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名气，缘于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招了一顿骂。鲁迅骂他，还捎带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由此还引致后来的一系列故事。
徐懋庸进入文坛并立足，与鲁迅的提携有关。有志于文学的徐懋庸勤于思考，勤于写作。他给鲁迅写信，得到指导和帮助。他模仿鲁迅的文风，还颇为相似，以至林语堂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一个新的笔名。鲁迅关心他，帮助他，扶持他，引导他。他们之间，是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师生与朋友关系。鲁迅帮助他写作，发表，为他的杂文集作序，给他儿子买糖果，给他买治疗消化不良的蓖麻子油。在他们关系良好的时候，鲁迅是把徐懋庸当成是“门生”或“弟子”的。
徐懋庸与鲁迅关系变坏，从左联解散开始。
徐懋庸1934年加入左联。因为那时候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与鲁迅的关系很僵，几乎是说不上话，而徐懋庸与鲁迅关系还不错，又有创作的成绩，因此就让他担任书记，负责与鲁迅的联系。此前担任这个工作的是胡风，胡风因为与周扬的关系不好而离开。
1935年底，从苏联传来萧三的信件，指示解散左联。解散左联的指令是王明发出的，萧三很不情愿，再三推脱之后才实施。周扬告知了徐懋庸，要他通知鲁迅。第一次去传达，鲁迅不同意。徐懋庸回来汇报了情况，他认同鲁迅的观点。胡乔木做了徐懋庸的工作，徐懋庸想通了。第二次去，鲁迅同意解散，但提出要发表一个宣言。徐懋庸回来向周扬汇报，周扬最初是同意了的。过几天周扬又说没有必要文总下面的每个盟都发表宣言，发一个总的宣言就可以了。第三次去，徐懋庸向鲁迅传达了文总发一个总的宣言的决定，鲁迅也同意了。过几天，周扬再次出尔反尔，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第四次去，徐懋庸向鲁迅传达了周扬的最新决定，鲁迅黑着脸，一句话不说。
之后不久，鲁迅在接受一家日本杂志采访时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是现在也不知道了。”（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P88）1935年月2日，徐懋庸看到报道后，觉得鲁迅说话不客观，不负责任，就给鲁迅写信，其中有这样的话，“‘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徐懋庸回忆录》，P89）这话说得很不客气，像是指责鲁迅撒谎。左联的解散没与鲁迅好好商量，鲁迅已经很不爽了。徐懋庸还这样不知天高地厚，鲁迅当然很不高兴。鲁迅当天就回了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是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P89）信的末尾，又说：“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P89）从此鲁迅与徐懋庸绝交。
事情到此为止，徐懋庸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后来发生了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与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显然是长在周扬一边，他认为就政策来讲，作为党员的周扬要比鲁迅懂得多一些，理解把握得好一些。徐懋庸于1936年8月1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徐懋庸的语气，分明是指责和教训。“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P52-53）徐懋庸批评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出于私心，是极端的宗派运动；又批评鲁迅不懂政策，认识上有错误；又说鲁迅对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有偏见，又说鲁迅偏袒的巴金和黄源是坏人；说了很多黄源的坏话。“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主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谗佞之相，固不异于对先生效忠致敬。”（《且介亭杂文末篇》，P54）这话说的很难听，严重地侮辱人格。又说，“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且介亭杂文末篇》，P54）居然教训起先生的做人来了。徐懋庸这信，实在是口无遮拦，狂妄至极。
那时候鲁迅病重，躺在床上，坐不起来，也握不了笔。冯雪峰替鲁迅起草了回应的文章，鲁迅听后，作了修改和补充。这篇名为《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前三点是冯雪峰写的，鲁迅修改过，最后一点是鲁迅补充的。冯雪峰写的内容和鲁迅写的内容在篇幅上大约各占一半。
关于徐懋庸，鲁迅给出这样一些评价——
“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P55）
“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为敌人所派遣。”（P56）
“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P59）
“如果人不用脚底板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P60）
“首先应当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P65）
“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字第。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决不在大处着眼。这种衣钵流传不绝。……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已经糊涂得可观。”（P65）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P66）
……
全信中30处提到徐懋庸，其中多有这样的措辞，“徐懋庸等”，“徐懋庸等辈”，“徐懋庸们”，“徐懋庸他们”，“徐懋庸之流”，“徐懋庸之类”，“徐懋庸这类”，“徐懋庸等类”，“徐懋庸式的人”，“徐懋庸式的青年”……徐懋庸代表的是一类人，让他憎恶，鄙视的那一类人。
鲁迅真是恨透了徐懋庸了的。公开信之后，鲁迅给欧阳山的信中还说“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
1936年9月15日致王治秋的信中还说：“这里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手段’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房向东，《横站》，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P213）10月15日，鲁迅给台静农的信中还在说徐懋庸攻击他的事情。三天后，鲁迅先生去世。
鲁迅先生去世后，徐懋庸写了一幅挽联，上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下联是：“知我，罪我，公已无言。”鲁迅曾经那样热心地帮助过他，徐懋庸此时却无法判断他跟鲁迅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徐懋庸还是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冤枉的。鲁迅的去世，让他感到极大的惋惜的是，再没有机会跟他辩白了。他并不感激鲁迅曾经对他的无私帮助，也不哀痛于鲁迅的去世对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都是极大的损失。他所哀痛的只是他自己。
徐懋庸并没有像他后来所装扮的那样温良敦厚，鲁迅的公开信也是深深激怒了他的。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徐懋庸写了《还答鲁迅先生》一文。一是批评鲁迅将私人信件公开，“藉以引起多人的恶感而相威胁，这种‘恶劣’的‘拳经’的出手，在鲁迅先生好象是第一回……这种魅力，是唯鲁迅先生所独有的。”（《横站》,P214）二是指责鲁迅的信牵扯到别人——四条汉子。“鲁迅先生的这回的‘糊涂得可观’。‘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极通常的情理。”（P215）又说，“鲁迅先生这回‘罗织人罪，戏弄威权’的‘横暴’之甚。”（P216）甚至还说，“这一回鲁迅先生实在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P214）
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受到公开指责的周扬他们恼羞成怒，就开会批评徐懋庸，说他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徐懋庸很不服，驳斥了他们。说信是我写的，但我所说的那些，不就是你们经常向我灌输的那一套吗！周扬他们是摄于鲁迅的威望，担心惹了祸。他们这样对徐懋庸落井下石，不是君子作为。徐懋庸这样推脱，也属于没骨气没担当。毕竟是自己写的信，是自己惹的祸。不谈理论或政策问题，他信中对鲁迅那样的口出狂言，狂妄自大，简直是忘恩负义，厚颜无耻，胆大妄为，这才是让鲁迅真正愤怒的因素。徐懋庸还说鲁迅信中所斥责的，其实是周扬等人，鲁迅所痛恨的是他们。他只是替周扬他们背了黑锅。这实在是无聊的胡扯，鲁迅在信中有三十处点到徐懋庸的名字，“徐懋庸之流”，“徐懋庸之类”，都是鄙视的憎恶的口吻。
两个口号之争之后，周扬去了延安。徐懋庸先去了山西，又辗转到了延安。
徐懋庸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见面，谈一谈“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信中提到周扬，表示强烈不满，说他“把我作为肥皂，想以我的消灭洗清他的污浊。”（《徐懋庸回忆录》，102）。《徐懋庸回忆录》写于1972年，那时周扬已经被打倒了。徐懋庸所痛恨的无疑是鲁迅，但他对鲁迅不敢说什么，只能把周扬作为出气筒。毛泽东早就听过周扬的汇报，不会相信徐懋庸的一面之词。再说，那时候周扬已经是延安的红人了。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徐懋庸。毛泽东对徐懋庸的讲话，肯定了“两个口号之争”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同时对他们提出批评，“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得不一定恰当。……你们为什么不对他原谅呢。”（《徐懋庸回忆录》，P104）徐懋庸说他听完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说不出话来。后来，徐懋庸申请入党，请艾思奇和周扬做介绍人。艾思奇答应了，周扬没答应。徐懋庸又找了别人。
《徐懋庸回忆录》中还讲到与胡风有关的几件事。
一是鲁迅给胡风的信中说到，萧军加入左联的事情不必谈了，加入无益。又说“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过。”（《徐懋庸回忆录》，P81）
徐懋庸说，鲁迅先前讲过左联暂时不发展新成员，周扬是同意了的。徐懋庸猜测，胡风故意跟鲁迅说起萧军提出加入左联的事情，就是要引起鲁迅的愤怒。这表明胡风确实惯于耍阴谋，这也就是他在给鲁迅的那封信中说的“胡风的性情之诈”。徐懋庸接着添油加醋说，“可见在这件事情中，必然有超出嘁嘁嚓嚓而又加强嘁嘁嚓嚓的某种阴谋，无非是要激起鲁迅的愤怒。”（《徐懋庸回忆录》，P81）.徐懋庸写此回忆录时，胡风还在狱中，没有公民权，没有人身自由，全由徐懋庸说去。“嘁嘁嚓嚓”，这本来是当年鲁迅骂徐懋庸的话——“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鲁迅擅长于将敌人抛给自己的弹药回抛过去，徐懋庸自称是学鲁迅最像的人，他这是在学鲁迅吗？不过，这样给人栽赃，实在是见不得人的伎俩。
又一件事。徐懋庸组织出版一期左联的机关刊物，经费不足，向老作家募捐。茅盾和胡愈之各出了十元。鲁迅不出。刊物出版之后，徐懋庸给鲁迅送去，鲁迅出了二十元。还说，左联每月有人向他收二十元盟费，说是办刊物的，可一直不见刊物出来，所以就不出了。徐懋庸又说，他后来看鲁迅给胡风的信，说到这件事，又说到元帅说鲁迅“悭吝”。徐懋庸由此得出结论，胡风可能在周扬身边安插了内线，了解周扬的动静；又将得到的关于周扬的消息报告鲁迅，激起鲁迅对“元帅”的愤怒。又说，周扬说鲁迅“悭吝”的话极有可能是胡风捏造的，意图加剧鲁迅和周扬的茅盾，还说胡风之“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是非”。这些话，不正是鲁迅骂徐懋庸的吗？厚脸皮的家伙，又学着鲁迅将敌人抛过来的弹药回抛过去。徐懋庸还说，鲁迅那每月二十元，很可能是胡风收取的。实在是无耻的栽赃。那时候，胡风不是已经不在左联了吗？
徐懋庸应该是对鲁迅说他“嘁嘁嚓嚓”很恼怒，因为这正是他的性格特征。所以他才一再讲到“嘁嘁嚓嚓”，还说左联内部“嘁嘁嚓嚓”的事情很多，但他很忙，没有时间“嘁嘁嚓嚓”。真是此地无银，他这样趁胡风没有言论自由而给他栽赃，不就是“嘁嘁嚓嚓”吗？徐懋庸还说到，“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在我面前，却不讲鲁迅的怪话，有些事，他只是说胡风的坏话。而鲁迅，却对我几次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徐懋庸回忆录》，P84）这样说，喜欢“嘁嘁嚓嚓”的，不是周扬及周扬身边的人，倒是鲁迅和鲁迅身边的人了。徐懋庸是没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他在这里讲这些并不是光明正大的，因为鲁迅早不在了，胡风关在监狱里。他讲这些，固然是为自己洗白，同时也是落井下石。这种做法其实很不地道，不过徐懋庸并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