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墨炎：真假鲁迅辨
2020-03-03
倪墨炎：《真假鲁迅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倪墨炎先生（1933-2013）是资深出版人，鲁迅研究专家，有多部研究鲁迅的专著问世。我之前读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多处提到倪墨炎先生的研究，似乎是肯定的态度。
倪先生此书是个文集，正文65篇文章，分为五辑。第一辑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有关，主要是对部分鲁研专家工作的批评。第二辑与鲁迅故居陈列及鲁迅文物研究出版有关，涉及鲁学界的一些造假问题。第三辑是关于鲁迅回忆文章及书籍中的造假问题。第四辑是有关鲁迅著作的史料考证方面的文章。第五辑是专门批判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的。我看得比较仔细的是第一辑，第三辑和第五辑。
第一辑16篇文章主要涉及2005年《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陈漱渝是其中书信部分的主要编注者。关于“鲁茅贺信（电）”，我之前看过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感觉梳理得比较清楚。其中还引用了倪墨炎先生的研究，王先生对倪墨炎提出的那封有“四个万岁”的贺信鲁迅没有执笔，没有过目，没有签署的说法是认同的。倪墨炎在本书中对陈漱渝将此信编入《鲁迅全集》提出批评。此信作者不详是公认的结论，而陈漱渝在编注《鲁迅全集》时却将它编入其中，这就相当于作假。其实，陈漱渝是将其编在附录当中，与编在正文中还不一样。我的判断是，可能存在一封真的“鲁茅贺信（电）”，冯雪峰的回忆，茅盾的回忆，伟人和其他中央领导当年的讲话，都说明是有过一封来自鲁迅或者鲁茅的贺信或者电报的。但包括“四个万岁”的贺信显然不是来自鲁迅或鲁茅。以前将“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的“贺信”及后来将“四个万岁”的来信当成是“鲁茅贺信（电）”，有政治需要的成分，是不科学和不严肃的。将这个东西编入《鲁迅全集》也是牵强附会的。有了前面讲到的那些旁证，就可以确定有过一个鲁迅或者鲁茅的贺信（贺电）了，不一定要什么原件，更没有必要弄一个并不确定并不真实的“原件”。
倪墨炎还批评了陈漱渝在《鲁迅全集》书信编注方面存在的其他错误。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是否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问题。鲁迅是多次讲过自己在“三一八”之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这一事情的，他还为此避难。倪墨炎的批评文章不是针对鲁迅而是针对陈漱渝。陈漱渝在编注《鲁迅全集》时，没有注释清楚鲁迅实际上并没有被通缉，他只是上了“候补名单”。鲁迅说“三一八”之后，政府制定了一个五十人的通缉名单，他的名字在其中。倪墨炎说，五十人只是候补名单，实际通缉的只是从中挑出的五人。鲁迅实际上没有被通缉，他之所以避难是为了防备张作霖，与段政府无关。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倪的主张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倪墨炎要求陈漱渝在注释中按照他说的意思加注，实在不合情理。
倪墨炎还批评陈福康将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作了“粉身碎骨”的处理，在编辑《鲁迅全集》中的鲁迅信件时，将两地书中许广平的信抽出来，将鲁迅的信按时间排列，其中插入给其他人的通信。这个批评感觉有些莫名其妙。毕竟是《鲁迅全集》，选入的只能是鲁迅写的信。如果许广平给鲁迅写的信也选入，其他人给鲁迅写的信是不是也要选入？把完整的《两地书》插入《鲁迅全集》中，也不是合适的做法吧？看得出来，倪墨炎是与陈漱渝杠上了，与《鲁迅全集》的书信编注者杠上了，陈漱渝怎么搞他都看不顺眼。而且，陈福康与后面倪墨炎着力批判的王锡荣都与陈漱渝关系良好。
倪墨炎的有些批判我是支持的。比如陈漱渝对茅盾提出的“不要神化鲁迅”的批判。陈漱渝在几部著作（《挑战经典》，《谁挑战鲁迅》，《颠覆与传统》）中都对茅盾关于“不要神化鲁迅”的观点提出批评。根据陈漱渝的说法，鲁迅虽然不是神，却也是不平凡的人，而是伟大的人。对于鲁迅，是不能挑战的，更不能批判。似乎鲁迅已经达到了文学的，思想的，政治的最高峰，任何的不恭敬，不顺服，不崇拜就意味着挑战，不仅是不自量力的，也是反动的。倪墨炎对陈漱渝的观点和论证很不屑，很挑剔，用语也不客气。用了“危言耸听”，“贬损别人，张扬自己”等等语句。不过，倪墨炎的表达也有些问题。为了贬低陈漱渝，就要刻意为茅盾辩护。在批判胡风的时候，茅盾说过胡风是坏人，还说了他一大通坏话。后来胡风平反了，加在他头上的一切污名都取消了。那么，是不是茅盾以前对胡风的评价错误了呢？倪墨炎说不是。因为政治形势改变了，人的判断就要变化。以前说胡风坏是对的，现在不说也是对的。这样说，就真的没有对错了。
第三辑是关于鲁迅回忆文章的造假问题。历史上，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鲁迅实际上是被神化和圣化了的。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顺应政治形势的变化，鲁迅形象经历过一次次重新塑造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虚构的，造假的，夸大其词的事情。有的是出于政治任务的需要，有的是借政治谋取私利的行为。因为与鲁迅的亲密关系，冯雪峰对鲁迅的回忆具有权威性。但是，冯雪峰既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又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客观上承担着为党的利益而塑造鲁迅形象的使命。这个任务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了。冯雪峰1951年写的《回忆鲁迅》是了解鲁迅晚年生活和工作及与党的关系的重要文献。但是这个著作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存在刻意政治化，革命化鲁迅的倾向。我阅读时的感觉是事实少，猜测多，描写少，议论多，客观少，主观多。据说，伟人读了此书后提出批评，说是水分太多。倪墨炎此书指出，冯雪峰回忆中的某些情节，比如讲到鲁迅对伟人的敬仰，向往和崇拜，显然是将建国后广大人民群众对伟人的感情转移到鲁迅身上。这个判断我是同意的。不过，倪墨炎又是矛盾的，他在很多地方又说，冯雪峰的回忆是权威的。
讲到回忆鲁迅文章中的造假，倪墨炎讲到唐弢。唐弢是鲁迅研究专家，也曾经是鲁迅的学生。唐弢回忆鲁迅的文章《琐忆》，曾经入选中学课本，其中讲到与鲁迅的六次会面。倪墨炎提出，唐弢所谓与鲁迅的六次会面，除第一次之外，其他都是虚构的。第一次会面，在鲁迅日记中有记载，其他几次都没有。而且，唐弢讲到鲁迅对他的教导，直接来自鲁迅的作品。还有，唐弢讲与鲁迅的会面，除第一次外，只讲谈话的内容，也就是可以从鲁迅作品中找到的内容，而不讲时间，也没有地点，也没有别的参与者。倪墨炎还证明，唐弢实际上与鲁迅并不熟。他曾经要求鲁迅给他地址，他好去拜会。鲁迅说不方便给，要写信的话就寄到内山书店。还有，唐弢的回忆文章中讲到鲁迅给冯省三修鞋的事情。鲁迅生前从来没有跟人讲过这个事情，第一次是荆有鳞在1940年纪念鲁迅的文章中才提到的。唐弢后来也承认有几次见面是想象的，是当成电影剧本来写的。倪墨炎顺便批评陈漱渝，说他明知唐弢的文章有假，但因为唐弢与他有师生之谊，所以陈漱渝在编辑《鲁迅回忆录》是还是编入了这个《琐忆》。
第五辑有九篇文章，其中七篇都是批评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的，两篇顺便批评到陈漱渝。王锡荣的那个著作，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主要是梳理关于“疑案”的文献，对观点进行分析和对比，增加新的证据，提出自己的认识。总体而言，条理清楚，说理明白，态度端正，观点持平，起码是有君子之风的，至少是不偏激，不骂人。倪墨炎的这本书，看到这里，虽然讲到很多有趣的内容，增加了详实的材料，但感觉不好。总的来讲是条理不清楚，说理不明白，牢骚多，情绪大，充满戾气，充满负能量。讲到王锡荣这本书时，比之前讲陈漱渝时还气愤，用语也更加尖刻。“草率、凌乱和硬伤性错误之多……是绝无仅有的，是令人惊讶的”，“弄虚作假的内容实在不少”。不过说实在话，我读王锡荣那本书的感觉要比读倪墨炎此书感觉好很多。无论是逻辑和论证，态度和修养，语言和文笔，王锡荣那本书都要强得多。倪墨炎著作给人的感觉，他就是一个斗士，而不是读书人。
倪墨炎对王锡荣的批评有七个方面，主要涉及南京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方志敏手稿的传递问题，鲁迅的收入水平，鲁迅与周恩来的关系，鲁迅的私生活等。主要是对王锡荣的研究提出批评，攻击其史料掌握不够，思路不清楚，观点片面等等。总之是贬低别人，拔高自己。有些问题的讨论，比如方志敏手稿传递的问题，本来王锡荣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自称资料掌握充分的倪墨炎的解释，却使问题变得复杂而思路不通了。在这里我主要讲一讲王锡荣和倪墨炎都热衷研究的有关鲁迅私生活的问题。王锡荣的著作中讨论到鲁迅与几位女生的关系问题。我对这样的研究实在很反感。号称尊重鲁迅，敬爱鲁迅，放着鲁迅光辉的著作不去深入研究，发扬光大，却热衷于这些鸡毛蒜皮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实在无聊。况且，为尊者讳是起码的道德。我想，鲁迅也不会喜欢别人挖掘他的这些隐私的。鲁迅是那么严肃一个人，还那么忧郁，身体还不好，生活那么艰苦，又在白色恐怖之中；他的人生就是思考，写作，战斗，一生过得那么紧张；他是那么伟大，那么热忱，又那么冷傲。他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哪有闲情逸致去弄那些花前月下。就算说他是一个人，要还原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又何必要将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是隐私的东西摆到大庭广众之下呢？鲁迅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为什么要关注那些无聊的方面呢？尤其是讲到与萧红的关系。一个是垂暮的病人，一个是穷途末路的年轻作家，相当于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为什么会有那么些猥琐的思绪存在人们头脑中呢？解释都是多余，挑起这样的问题就是下流。研究鲁迅到这种地步，是鲁迅的悲哀，更是研究者的悲哀。倪墨炎对研究这样的问题也颇有兴趣，甚至兴趣更浓。他只是要挑一挑王锡荣的刺而已。王锡荣说萧红在鲁迅那里找父爱，倪墨炎就说萧红的父亲还在。他批评王锡荣借“研究”之名在传布流言蜚语，实际上他更热衷于此。
这就要说到许广平的《魔祟》。鲁迅去世之后（不久，或许是在1937年），许广平写过一个不到一千字的独幕剧《魔祟》，以隐喻的象征的手法描绘一对夫妻在一个夜晚的生活片段。我反复阅读，读出来的意思是许广平对鲁迅先生的怀念和愧疚。许广平在鲁迅去世之后写的回忆文字中，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愧疚之情，比如说争嘴，冷战，买劣质纸烟等等。带着这样的印象去读《魔祟》，愧疚的含义就很明显。考虑到这是在先生去世之后不久写下的文字，作怀念和愧疚解释应该是最合适的。
倪墨炎在之前写作《鲁迅与许广平》，先是在报上连载。起初，倪墨炎每周给周海婴邮寄报纸，讨论一些问题，又请海婴写了序。拿到序之后，就不再邮寄报纸了。后来《鲁迅与许广平》出版，海婴才发现，倪墨炎将《魔祟》解读为许广平与鲁迅的第一次性生活。这样一本书，海婴居然还为之写了序言！海婴大为震惊，大为震怒。海婴写文章谴责倪墨炎，要求道歉，要求再版时抽掉他的序言，修改相关内容。二人似乎还打了官司。这件事上，我觉得倪墨炎很不地道。
因为使用的是隐喻的象征的手法，《魔祟》究竟讲的是什么，可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本来是有很多可能的解读的，为什么一定要作出那样的解读呢？揭伟人的隐私固然可以吸引眼球，增加发行量，但在伤害伟人的同时，不也暴露了自己的低级趣味吗？王锡荣那本书也说讲的是第一次性生活。倪墨炎和王锡荣的争论只在于，发生在什么时间？1925年还是1926年还是1927年？在北京还是在广州还是在上海？既然说是象征意义的，为什么还要作这种“实证”的考察？而且详细到可能的细节？我真的相信存在于背后的只能是低级趣味了。倪墨炎在展现自己的史料功夫之余，批评陈漱渝，说他读不懂这个剧，才会反对他的观点。我一时对倪墨炎先生反感起来。你看到了什么，说明你心里只有什么。一个一辈子研究鲁迅的专家，没想到他对鲁迅的尊重仅仅如此。又觉得先生很可怜。一辈子那样悲催，死了那么多年，还被人这样利用来卖钱。
倪墨炎此书的最后放了个炸弹。
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出版，陈漱渝和陈福康都写了序言。陈漱渝讲到，他退休之后，没有社会地位，不再受人尊重。只有王锡荣支持他，患难见人心，所以一定要给他写个序。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奇奇怪怪的。倪墨炎对此事作了个考证。陈漱渝原先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副馆长，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和秘书长。某一年鲁迅研究会改选班子，那时陈漱渝已经从鲁迅博物馆退休，而且之前他已经担任过两届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故不能参选了。这一年的参选者两人，陈漱渝支持的那一位没有选上。陈漱渝不满意，认为选举不公平，于是就不交出大印，硬顶着。王锡荣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工作，联合六人举报选举，说投票人中有一人超龄，投票作废，要求重选。后来证明没有这么回事儿，不存在投票人超龄的问题。倪墨炎又讲了一件有关腐败的事情。说深圳某区一位副区长，对研究鲁迅有兴趣，有心得。向鲁迅研究会提出希望担任名义副会长，这样他可以在深圳承办一次会议，还给筹备处提供各种好处。多数会员都不同意。后来陈漱渝插手，还是授予了名义副会长。再后来事情暴露，又取消。
倪墨炎此书，一半以上篇幅在批判陈漱渝，陈福康和王锡荣。仿佛是有深仇大恨，切齿之痛。表面上是在讨论学术问题，实则是发泄私人的怨气。用词之尖刻，谴责之严厉，真有不共戴天之感。感觉是对方掘了他的祖坟，断了他的财路。虽不知他们之间具体有什么过结，但明确感觉问题是私人恩怨。可能有关权利或者利益吧，但肯定无关真理和正义，无关科学和学术，也无关鲁迅。虽然都是拿鲁迅来说话，不过是将鲁迅作为工具而已。文革时期，“四人帮”将鲁迅包装成大棒，肆意殴打知识分子，而“文革”之后的文人，继承并发扬了“文革”传统，不过是将鲁迅肢解和割裂，塑造成适于自己需要的工具，打击别人，维护自己，实现自己金钱或非金钱的利益。
我猜想的倪墨炎与陈漱渝们的相互不对付，只是感觉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利益。经过意识形态的加持，鲁迅成为文化领域“流量”极高的存在。有关鲁迅的一切，从他的时代到他的生平，从他的作品到他的思想，从他的文学到他的生活，都成为人们感兴趣的领域。相对于研究其他的思想家或者文学家，研究鲁迅要比研究别人更安全且更容易成功。这样，鲁迅就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寻租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活动，相对于其他领域，可以获得更高更安全稳定的收益。鲁迅研究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加持才赢得人们的广泛的兴趣的。但是，鲁迅研究其实门槛并不太高，由此就导致较高的竞争性。我们看到的某些现象，证明鲁迅研究领域的某些特点。专业的鲁迅研究领域其实水平并不太高，正如张梦阳先生所说，鲁研界出版的著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空话废话假话大话套话，这是得到意识形态庇护的研究者们进取心的表现。同时因为门槛比较低也导致竞争的压力，这也导致研究者之间的为争夺资源的各种竞争，包括一些不体面的相互拆台式竞争。鲁迅研究成为一个寻租市场，这是鲁迅绝对想不到的悲哀。